西方媒介效果研究的争议与反思

在公众与媒体眼中“成果卓越”的反对“淫秽录像带”事件在学术研究的视野下却是一场媒介自由与媒介审查的斗争。在这一事件中扮演重要学术角色的研究报告《录像带暴力与儿童》，其研究目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论都备受质疑。

1983年11月23日克利福德·希尔（Clifford Hill）博士和他的团队发布研究报告《录像带暴力与儿童》（Video Violence and Children）。这项研究是由议会录像带咨询小组（parliamentary group video enquiry）提供资助的。研究报告宣称：研究表明有近半数的儿童与青少年观看过“淫秽录像带”。这一数据经报刊等媒体报道之后，引发了英国公众对“淫秽录像带”的强烈抗议与讨伐。在保护儿童的鲜明旗帜下，《1984年录像带法案》出台，这一法案通过BBFC对录像带实施了比电影发行更严格的审查规则。

在这份报告中，布瑞恩·布朗（Brain Brown）署名为咨询小组副主任（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enquiry）。但布朗在文章《我们真正想做的是什么》（Exactly whatwewanted）中却明确地指出，这是一份奇怪的研究报告，它并不是“一个中立的、平衡的研究”^[41]。作为该研究项目的参与讨论者之一，布朗对这份研究报告的资金来源、研究目的，以及研究者的能力均提出了质疑。项目的申请提案写道，该研究的目的是“揭示儿童的不正常行为与观看暴力或淫秽录像带之间的联系”。布朗质疑，收视习惯与行为模式因果联系的调查早已有之，而且过去获得高额资金资助的同类型研究均未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此次的研究是否还有必要？他认为，真正能够做的研究是，看看能否描述现在家庭的收视习惯，以给议会提供一个家庭如何使用电视和录像带的概貌。被布朗质疑的这份研究报告的思路框架如下：犯罪率表明近期犯罪有所上升，其中一个新的因素就是家庭录像机的出现，特别是淫秽录像带的出现，这些录像带内容令人毛骨悚然。一些来源不明的、感情用事的故事成为证据，证明有多少比例的儿童卷入其中，并据此得出结论——录像带引发了犯罪和严重的精神骚乱，录像带应该得到审查和抑制。实际上，这份研究报告的框架是经过预置的，其中包括一些轶事式的引语，以便得出一个特定的结论。在获得完整的表格和数据分析之前，报告的结论就已经被写出来了，因此它不能被视为一份严肃的学术报告。该报告强调，（1）这是一份官方教会（official church）的报告，（2）经由议会授权，（3）由学术团队完成。但布朗对此一一驳斥：其一，它的确是在一个教堂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布信息给报纸的，但它绝对没有得到至少两个主线教堂（main-line church）的支持和其他任何官方教会的签署，因而不能被称为“教会报告”；其二，这个报告的参加者在英国国会上议院召集会议，并有几个下议院成员出席，他们称自己为议会录像带咨询小组，并在报纸上宣称这是一份官方的议会调查，但实际上这份报告是来自一个非官方组织的特别设计；其三，这份报告声称由学术团队完成，布朗本人也被任命为副主任，但它明显无法为以下问题提供满意的答案，如为什么项目的设立者是坚持抑制其他类型研究的玛丽·怀特豪斯和NVLA信奉者？为什么第一份报告在形式和内容上与预期中的相去甚远，而与雷蒙德·约翰斯顿（Raymond Johnston）1983年6月的论文如此相似？为什么当我们提出反对意见时，我们被认为是由录像带行业领导的“有组织的反对者”？等等。因此布朗等学者发表声明，他们既没有撰写这份报告也不对其负责^[42]。1985年霍德－斯托顿出版社（Hodder and Stoughton）出版的《录像带暴力与儿童》一书中也的确没有再出现布朗的名字。整个报告的诞生，在布朗笔下犹如一出闹剧。

马丁·巴克编著的《淫秽录像带：媒介自由与审查制度》（The Video Nasties：Freedom and Censorship in the Media）一书对这个报告以及“淫秽录像带”事件的来龙去脉做出了详尽的梳理与评述。巴克称，这份由议会录像咨询小组（parliamentary group video enquiry）提供资助的研究报告，表面看起来是为了保护儿童，但实质上却有着明显的政治意图。该报告的专业水准及研究动机都值得怀疑。其荒谬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名为学术研究，实为政治权利的争夺；（2）对已有的电视与暴力的权威研究成果视而不见；（3）对“淫秽”的定义模糊不清。在报告中，并未公开衡量“淫秽”的标准，也未说明谁有权力判断什么是“淫秽”，执行者可以完全根据个人喜好或目的随意裁定，弹性颇大。巴克对报告中出现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批驳：其一是“公众”，事实上，参与“淫秽录像带”相关辩论的人群中，从来就没有一个真正的‘普通公众’（general public），都是一些来自特定性质群体的人们扮演了“合适的”（proper）普通公众。其二是“儿童”，报告把儿童作为特殊的观众，其学习过程和社会经济地位都与成人不同，但巴克认为，这与事实是相矛盾的，儿童这一概念的产生是现代产物，是与家庭相关的意识形态模式，儿童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面对复杂的环境，并不存在一个明显的地方可以提供所谓“天然未经处理”（natural）的知识。其三是“不必要”（gratuitous），通常这个词是指加入一些与主体“不相关”的枝节，但该报告却把其简化为“直白”和“不加掩饰”（explicit），因为他们认定儿童观看了暴力或性，就会学习暴力与性，因此任何对这些行为不加掩饰的表现都应该被认为是“不必要”，都应该被禁止，正是这种对“不必要”的误用造成了对许多电影情节的误读，使之被认定为“淫秽”。^[43]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集中从研究方法上对该报告提出了批判。他指出，公众对大众娱乐毁灭性效果的恐惧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但“淫秽录像带”事件的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审查制度的支持者不但能从“常识”和报纸等大众传媒上找到证据，还可以从学术研究中找到支持。他这里所说的“学术研究”即研究报告《录像带暴力与儿童》。但默多克质问，建立一个庞大的审查机制来控制极少数的问题，是否有因噎废食之嫌？他认为该报告的问题主要在于：（1）扩大了“淫秽”的定义，使其成为一次被夸大的社会运动。报告中把“淫秽”定义为未经许可对公众发行的、对人类或动物进行暴力行为或性虐待的电影场景。（2）研究者“自称”报告结果是“可信的”，这有悖学术规则与惯例。（3）该报告所使用的问卷存在设计缺陷：一是被调查者大多是儿童，其中有一些甚至是5岁以下的孩子，他们是否有足够的阅读能力，能否正确理解每一个问题？二是问卷中列出了一些录像带的名称，其中有一些非常类似，孩子们能否清楚地记住每一个他们看过的录像带的名称，做出正确的选择与判断？就总体而言，默多克认为，该报告只是指出了问题，但并未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原因在于，其一实验室试验得出的结果与真实环境中的事实存在差别；其二受试者多是幼儿园的孩子，容易受到控制，并且难以代表绝大多数人的立场和情况；其三报告中引用的电影内容多为节选，对分析文本片段式的解读，常常会因为忽略整个节目的背景而改变其意义。^[44](www.xing528.com)

在某种意义上，英国“淫秽录像带”可视为一个“非典型”行政型研究个案。《坏影响：媒介/暴力的辩论》一书认为，大量有关电视暴力的研究很多时候被有关方面用做管制媒介的依据，这可以理解为是从研究者的立场考察学术研究是否客观中立。当研究者被权力方作为管理社会的工具纳入权力系统，丧失研究的独立性和公正性，批判学派的指责便理所应当。在这一事件中，社会运动、媒介政策与学术研究的复杂关系，从不同层面折射出媒介自身及媒介效果研究的多层次“效果”。首先，社会运动在大众媒介的推波助澜下，产生了“危机的社会放大”（social amplification of risk）效果，导致媒介政策的改变。“危机的社会放大”这一概念由罗杰·卡斯帕森（Roger E.Kasperson）等人在1988年提出，着重探讨传播渠道如何将有关风险事件的信息传递给受众，个人和社会群体如何接受这些信息，以及社会的反应机制等。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安妮特·希尔（Annette Hill）建立了“媒介暴力危机的社会放大”（the social amplification of the risks of Media violence）模式（见图5-1），清晰地勾勒出“淫秽录像带”事件的发展过程。一个并不具有典型意义的危机事件，在某些社会团体的极力推动和媒体的大肆报道下，成为一场街知巷闻的全国性运动。迫于政治和社会的压力，管理机构加大了对录像带的审查和监管力度。相关法令的出台，又使这些审查和监管辐射到电影、电视等其他媒介。在这样的放大效果下，媒介既是始作俑者，又是直接受害者，一时耸人听闻的报道导致了媒介管制的加强与言论自由的牺牲。其次，从最初的“御用研究”到后来的针锋相对、全面反省，媒介效果学术研究在这次运动中自始至终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政治意图明显，缺乏学术水准的《暴力录像带与儿童》虽然备受指责，但对社会运动达到高潮以及新法案的出台的确“功不可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公众与立法者对学术研究的信赖与依赖，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效果研究的意义、功能与“效果”。与此同时，学术研究内部及时的质疑、持续而激烈的争论，不但推动了媒介效果研究本身的前进，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解读视野，而且也使法案的不合理之处逐步完善，从而在言论自由与审查管制之间寻求更合理的结合。

图5-1　媒介暴力危机的社会放大模式^[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