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与比喻风格

在《哲学词典》一篇讨论比喻性语言的文章中，伏尔泰写道：

往往受到迷惑的炽烈的想象、激情与渴望产生了比喻风格。我们不允许它出现在历史中，由于太多的比喻所表述的内涵比事物本身要么更多，要么更少，因而它们不仅对事物的明晰是有害的，对其真实性也无益。［《哲学词典》，见《作品集》，IX，第64页。］

他接着攻击教父们，因为他们过多地用比喻性语言作为一种表现和解释世界过程的方式。他将这种比喻性语言的滥用与诸如古典时代异教诗人奥维德所用的正确用法相比较。奥维德知道如何区分字面的真实性与自己想象中的虚幻世界，并且，就如伏尔泰说的，他以一种不欺骗任何人的方式使用修辞（同上，第73页）。伏尔泰建议，史学家的语言必须像指导他探索过去之真实的理性那样严格，因此，它在表现其面前的世界时应是精确的，而不是修辞性的。

但是，同样的标准被用于确定那些由比喻性语言修饰的出自过去的文献作为证据具有的价值。诗歌、神话、传说、寓言，其中没有任何一种被认为具有作为历史证据的真正价值。一旦被视为想象的产物，它们就只是证明了创造它们的想象的迷信本质，抑或证明那些认为它们具有真实性的人的愚蠢。正是因为这种原因，启蒙运动时期出现的有关远古时代的历史记述，不过是倾向于将那些时代产生的历史作品的记述进行缩写（或评注）。(www.xing528.com)

当然，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研究被博学派大师带入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不过——正如戈斯曼对帕莱及他活动的学术圈所做的研究显示的那样，这些人没有批评原则可以将古代编年史中的事实综合，得出关于那些编年史自身所反映过程的一般历史记述。至多，这一时期的历史编纂者中，即使是在史学大师爱德华·吉本的作品中，基本上也只对古典时代史学大师传下来的文字做出评述。吉本对于史学家的作品进行了解释和评论，依照他自己对这些史学家的理性具有的了解，这些评述多少带着反讽性质。

事实上，启蒙思想家有关历史表现问题的观念，即在言辞模型中就过去的世界所做的建构，很难超出他们就是否应该将给定的任何一组事件描述成史诗、喜剧或悲剧而反映出来的意识水平。选择恰当表现模式的问题呈现为一种互斥的形式，它与在认识论层面上对虚构的、讽刺的和真实的历史记述之间得出的区别正相应。一般认为，史诗形式并不适合于表现历史事件，而伏尔泰的《亨利亚德》，这部描述亨利四世生平的史诗，尽管通常被认为是一部绝世之作，一部诗歌的丰碑，却没有真的被当作其他普通诗人抑或史学家效仿的典范。启蒙思想家凭直觉（非常正确地）认识到，史诗的形式是以莱布尼茨哲学中表现的那种宇宙观为前提，即以连续性原则作为史诗的本体论原则，以类推作为其认识论原则，并认为任何事物的变化不过是在程度上由其“性质”的某种状态或情形，转变成另一种状态或情形，其根本并未改变。所有这些观念与矛盾逻辑和同一性原则有着明显的对立，后者确立了在这个时代主流思潮中认为理性必须采纳的各种原则。

然而，喜剧与悲剧作为撰写过去的叙述中仅有的两个选择，其间的选择本身是以反讽的形式出现的，在马布利这样的思想家那里就是如此，他的《历史写作的方法》在该世纪末出版。绝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不可能真的认为，历史在悲剧模式中提供了众多情节化的机会，就如培尔先前所说：“风气如此堕落，以致一个人越是尽力揭示事物之间真实可靠的联系，他越是冒着不过在写作诽谤性文字的危险。”伏尔泰可能认为，一部悲剧性历史的主题最合适的人选就是查理十二世，但是，他思考这位君主的生平事迹能够写出的最佳作品也只是一种散文式的“嘲讽性史诗”。这是因为，就像龚古尔说他自己的时代那样，这个时代四处找寻事物的“真理”，而找到的只是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