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学：19世纪欧洲历史想象中的冲突

《旧制度》中的主角是旧制度本身，它处于矛盾中，既有自己死气沉沉的过去，又意识到要想继续存在就必须改变。要说托克维尔实际上把旧制度人格化了，并且使之成了他的故事中的悲剧式英雄，这有点过分了，但是，就其困境而言，的确存在某种李尔王式的特质。托克维尔将君主政体及维系它的制度描述为陷入了一方面是由国家集权的逻辑，另一方面是由人类热切愿望的逻辑构成的进退两难之境。他显示出，旧制度如何尝试进行诸多改革以改善所有阶级不得不赖以生存的条件；但是，这制度对社会秩序的特殊部分又有矛盾的承诺，提议的这些改革一次次地与此相碰撞；并且，当一种既定的改革实施后，它仅仅是促进了对其他改革的要求，而并没有满足推行这项改革时想照顾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在大革命前夕，法兰西交织着矛盾与谬论，就社会制度而言，它们在民众中促成了一种一致的敌对情绪，任何不能从整体上革新的尝试都无法减缓这种敌意。

一方面是国家，其中对财富和奢华的热爱日渐拓展；另一方面是政府，在不断煽动这种情绪，同时也令其受挫之时，政府正是通过这种致命的矛盾注定了它自身的厄运。［第179页］

托克维尔写道，法兰西人民数百年来感觉到

一种根深蒂固的和不可控制的愿望，即彻底摧毁一切由中世纪留存下来的制度。在清除干净之后建立一个新社会，在其中，人们尽可能相同，并且地位尽可能平等，能够体谅个人之间先天的差异。另一种主要情绪是近来产生的，植根不深，它渴望不仅以平等的地位，也要作为一个自由的人来生活。

旧制度接近终结时，这两种情感都是相同的真实感受，并且看上去同样有效。当大革命开始后，它们彼此接触，联合成一种力量，相互加强，将民族的革命热情变成了烈火。［第208页］

像这样表现的话，大革命便成了人类意识与社会制度相互冲突的产物；并且，就其最普遍的本质而言，它是在表述要在思想和情感与法律和政治制度之间重建和谐的一种合理尝试。它既不是纯粹精神的产物，亦非纯粹物质因素的产物；它也不是某种自主的和确定的超历史力量之显现。大革命的主要动机来自部分法国人的一种突然的感受，即他们理想中渴望的东西与过去两个世纪相当适合他们的社会制度不再和谐一致。

托克维尔写道，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意识与社会的分离是知识分子对旧制度进行批判的结果。他们乌托邦式的想象具有的效果便是使群众疏远了声称最适合他们的社会常态。这样，

在当时传统的和迷乱的、虽说不上混乱的社会制度边上，在人们的心灵中逐渐树立起一种假想的理想社会，就其最全面的意义而言，其中一切都是简单的、一致的、融贯的、公平的和合理的。正是这种对于完美国家的图景激发起群众的想象，并渐渐使他们与眼前的现实疏离了。他们厌恶身边的真实世界，迷恋梦想中的美好世界，并且，他们在精神上最终生活于作者们创造的理想世界中。［第146页］

这种乌托邦主义并没有多少理由。托克维尔认为，这并非因为旧制度还不是那么混乱（它确实是混乱），而是因为法国人民的客观处境在大革命之前的那些年中要比此后的数十年更好些。托克维尔写道：“比较的统计研究表明，紧接着大革命后的数十年中，国家的繁荣都不如大革命前二十年那样大踏步前进”（第174页）。这种处境的“矛盾”在于，真正增长的繁荣反映出了培育繁荣的旧制度的缺陷。这样，托克维尔用了一个特别的段落来评论：

一个国家的伟大和力量只是其行政机构的产物，持这样的信念可以说至少是目光短浅的；无论这种机构多么完美，背后驱动它运作的动力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们只要看看英格兰，那里的宪政制度比现在法国的更为复杂、笨拙和古怪。然而，还有没有其他欧洲国家，其国家财力要比英国更强？私有制更广泛，其采取的形式多样却非常安全？个人的成功与稳定的社会体系又是如此完美地联合在一起？这并不是因为任何特殊法律具有的优点，而是使英国宪法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勃勃生机的精神。当政治实体的生命力具有这样的活力时，那些机构可能很少犯错。［第175页］

托克维尔继而要指出就在大革命之前法兰西“稳定增长的繁荣”对平民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增长的繁荣“在四处促成了一种不安分的精神”。“一般民众越来越敌视任何旧制度，越来越不满意；事实上，国家正朝着革命迎去，这已日渐明显。”（同上）(www.xing528.com)

于是，托克维尔转而思考特定地区的社会环境，比较因为要求改革而很快将旧秩序连根拔除的巴黎近郊，与其他最顽固地保持了以往程序的法国地区，并且，他指出，“恰恰是法国那些改善最大的地方，人们就最是怨声载道”（第176页）。他继续评论道：

这可能看起来不合逻辑，但是历史中到处都是这样的悖论。因为并非总是当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时才发生革命。相反，当一个毫无反抗地忍受了长期高压统治的民族突然发现政府在放松其压制时，人民就会拿起武器反抗政府。革命经常在这种时候发生。这样，革命所颠覆的社会秩序几乎总是要比它前面那个的秩序要好一些。一般来说，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糟糕的政府最危险的时刻就是它设法改过的时刻。经历长时期的高压统治之后，国王若开始改善其臣民的命运，除非他具备完美地驾驭国家的能力，否则便无法保住自己的王位。人们被动地忍耐了如此之久的苦难似乎无法改变了，一旦消除它的可能性闪现在人们的脑海中，它也就变得无法忍受。因为某些弊端得到了纠正，仅仅这一事实便令人们转而注意其他弊端，它们显得更加让人烦恼了；人们受的苦更少了，但他们的敏感度增加了。在封建主义势力极盛之时，它并没有像它衰落前夕那样激发起如此大的敌意。在路易十六的统治下，独裁势力最普通的烦恼造成的憎恨，也要比整个路易十四时期的专制造成的大得多。短期监禁博马舍对巴黎的冲击，要比1685年龙骑兵迫害新教徒造成的冲击大得多。

1780年，不能再有任何认为法兰西正在走下坡路的言论；相反，它看起来前途无限。正是在这时，人类日臻全面和不断进步的理论开始流行。20年前，人们对于未来没有多少希望，而在1789年，已经没有人为未来感到忧虑。原来人们没有梦想过的幸福现在似乎能够触及了，在这种前景的迷惑下，他们无视已经发生的真实进步而渴望着猝然事变。［第177页］

这些段落意味着，社会变化规律的观念类似于那些在希腊悲剧中见到的，其规律就是，生命状况正在改善的人应注意到某些灾难的来临，而灾难通常是越过了人们自己理解世界或“实际地”认识世界和自身的有限能力的后果。与此同时，托克维尔援引了一个有机论的隐喻来表述旧制度的力量，以及在受到考验时丧失了的力量。

应该看到，一切人类的制度就像人体，其中存在一个隐藏着的能量源泉，即生命原则本身，它独立于为了生存必须实现不同功能的器官；一旦这种生命的火焰微弱，整个机体都将憔悴和消瘦，而尽管各个器官看上去仍像以前那样运作，它们已经毫无用处。［第79页］

一旦这种“隐藏着的能量源泉”枯竭了，旧制度便被推上了一条通向自我毁灭的道路；无论它如何挣扎，也只能促成它自身的终结。它改善自身处境的特殊努力创造了分裂的社会情形，藉此，人们自然要倾向于反叛。

一旦资产阶级从贵族中彻底分离出来，而农民又从这两者中分离，当这三个阶级的每一个中都产生了类似的区分，即每个阶级都分裂成许多几乎彼此隔绝的小集团，那么，其后果就不可避免，那就是虽然国家逐渐变得像是一个同质性整体，它的各部分已经不再那么团结了。没有什么能够对中央政府造成阻隔，但它同样也表示没有什么能够支持中央政府。这正是为什么我们的历代国王建立起来的宏伟大厦，一旦在它以之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中产生动乱，就注定了要像一座势必倾倒的大厦那样分崩离析。［第136——137页］

并且，照这样的概括，托克维尔继续带着反讽的口吻评论他自己这一代没有能从这些经验中学到任何东西：

结果，这个国家孤立地看从其先前统治者的错误和失败中学得聪明了，但是，虽然它如此有效地摆脱了这些人的统治，却无法摆脱他们赋予它并使其习得的错误观念、陈规陋习及有害倾向。事实上，有时，我们发现它在其行使自由时显示出一种奴性，它无力管理自己，就好像它过去面对其主人时难以管束一样。［第137页］

这些段落揭示出，托克维尔沉着自信地将精力从经济转移到了社会的、政治的和心理的因素，认为它们乃是同一历史过程中的不同方面，赋予它们各自恰当的分量，并且，原则上不排除每一种都是积极的力量。然而，它们包含了诸多关于个体行为仅只以阶级成员的身份而作用的假设，也流露出一些在方法论上受到限制的有关某种静态人性的先入之见，以及阶级忠诚和意识形态偏向之迹象。托克维尔声称要超然于争斗之外，他也做到了这一点。但是，他决不是以同情的观察者的身份看待参与历史过程的所有力量。准确地说，对于卷入了各种行动力量之中并对其处境毫无理解的人而言，托克维尔是一位不偏不倚的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