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和的历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所以托克维尔认为，他的任务不仅仅是在可选择的社会观念之间以及过去和现在之间进行调和，还要在现在和未来之间进行调和。在贵族制和民主制这两极之间有若干可供考虑的可能性，从精英专制到暴徒专制。史学家的任务在于表明这些可能性作为未来确定选择是如何具体化的，并且通过阐明历史存在的悲剧本质，在面对这些选择时激发起一种适当而充满希望的混合情感。托克维尔一刻也不怀疑这样或那样的民主在欧洲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们将如何在这种民主化的未来中塑造他们的存在却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大约到了1835年，在托克维尔给一位《美国的民主》评论者写信时，他相信自己正“竭力使人们［其读者］接受一种不可抗拒的未来；这样，使得部分冲动和部分反抗的暴力倾向趋弱，社会才能朝着实现其目的的方向平缓前进。这是本书的主导观念，它包括了其他所有观念”（《回忆录》，I，第398页）。他希望，这种“命运”既不同于贵族制，也不同于民主制，而是二者的结合，它保持了旧秩序的精神独立性，同时也保留了对一切新事物之权利的尊重。

因而此时，托克维尔的倾向是辩证的；他寻求某种方式来证明在历史中存在着对立要素相互综合的可能性。但是他运用的分析方法排除了任何综合的可能；他主张采用一种类型学的分析方法，去建构起一种还原的、二元的类型。这样，他进行的分析越是完美，要使相互冲突的因素得以综合的可能性也就越是遥远。由于托克维尔以转喻式的语言来构想历史，其想法必然会不得已地认为，在一个不是思想就是实践的可以想象的体系内，要将分析中辨别出的主要成分联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

以最为肤浅的方式来看的话，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没有资格称为一部历史叙事。它的年代框架完全是一种推测；其细节知识对于解释民主社会诸现象时运用的分析范畴并不是必需的。美国民主的发展或演进完全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因此，演进的观念并非一种说明的组织原则。从第一位欧洲殖民者最初定居到杰克逊时代，美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过是表现出该系统内一种稳定因素的纯粹化和清晰化，这样，在该过程终结时，即在托克维尔身处这个时代，最后产生的东西几乎可以认为是一个怪物，一个单一牢固的系统，其中消除了任何可能用来制衡的因素。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导论中说，他“在一种宗教敬畏的影响下”写这部书。这种敬畏产生于反思“伟大的民主革命”。“数百年前，人们就不顾任何阻碍提出了”这种“伟大的民主革命”，“并且在它导致的毁灭之中仍旧不断提起”（I，第3、7页）。他说，民主的成长表现为“一种神意的事实……它是普遍的、持久的，它一直避免一切人类的干预，而所有的事件和所有的人都促成了它的进步”（第6页）。它正是悲剧性命运具有的本质。欧洲社会已经听到这种民主革命的第一声惊雷，但是，它“在法律、观念、习俗和道德之类能使这种革命有益的必要方面却没有相应的变化”（第8页）。欧洲已经为一个新的社会扫清了道路，但现在却迟疑不前：“我们已经摧毁了贵族制，我们看来也倾向于满足审视这些废墟并接受它们。”（第11页）

托克维尔指出，在首次革命热情冷却下来之后，人们寄希望于将过去的记忆理想化，这很自然。“我们被置于激流当中，固执地注视着或许在离去的岸边仍能看到的废墟，此时，水流将我们迅速带走，并把我们拖向深渊”（第7页）。但往回走已经不可能了，“我已经相信，在我们正步入的这个时代中，所有想要把自由奠基在贵族制特权之上的人都将失败；所有试图在一个单一阶级之中得出并保持一种权威的人都将失败”（II，第340页）。因此，随之而来这个时代面临的问题“并不在于如何重建贵族制社会，而是如何从上帝将我们置入的社会民主状态中获得自由”（同上）。(www.xing528.com)

然而，托克维尔并没有鼓吹那似乎不可避免的东西。他相信，“平等的原则”对“人类的独立”而言充满了危险；事实上，“这些危险最为可怕，也是在未来会有的情况中最少预见到的”（第348页）。但是，他希望这些危险并非不可克服。民主社会中的人可能“对规则缺乏耐心”，并且“甚至对他们自己喜欢的环境一成不变而感到厌倦”。他们将热爱权力，倾向于憎恨那些挥舞着权力的人，并易于躲避握有权力者的控制（同上）。但他也试图相信，对此，没有什么根本上恐惧的东西。他指出，“这些倾向将一直表现自身……它们产生于社会基础之中，不会经历什么变化；长此以往，它们将不容许建立任何专制，并且，将为后来为人类自由而奋斗的每一代人装备新的武器”（同上）。因而，对现在发生的事情保持一种恰当的历史观很重要，并且

不要用一种从已经逝去的社会状态中得出的观念来判断正在形成的社会状态；因为这些社会状态的结构差异非常大，不可能得到一种公正或公平的比较。要求我们当代人具有源自祖先的社会环境中特有的美德，这也难说更有道理，因为这样的社会环境本身已经沦落，并且成为包含了为它所有的善与恶的杂乱废墟。［第351页］

我们很难预先确定正在形成的世界状态会比以前的更好还是更坏，二者都表现出了美德与恶行。新时代和旧时代的人们就像“人类两个不同的层次，每一个都有自身的美德和缺陷，都有自己的优点和邪恶”（同上）。托克维尔注意到，在他身处的时代，有些人能够“在平等原则中认识到的仅仅是它造成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些人“害怕自己的自由行为，他们对自己产生了恐惧”。另一些人的观点相反：“除了从平等原则出发最后形成无政府状态这条道路之外，他们至少还发现一条似乎会引导人们走向不可避免的奴役的道路。他们事先按这种必要条件来塑造自己的灵魂，并且，由于对仍保留的自由感到绝望，他们在心中已经屈从这种即将出现的主宰。前者因为认为自由是危险的而放弃自由，后者则因为认为它是不可能的而放弃它。”（第348页）托克维尔想找出拒斥这两种选择的理由。一种正确而充分宽泛的历史图景能够显示出对平等原则的天真信仰与不假思索的恐惧都是愚蠢的。托克维尔用劝诫来结束《美国的民主》，他要公众“以一种有益的敬畏来企盼未来，这种敬畏之心能使人们守望并保护自由，而不是以胆怯和无益的恐惧来期待未来，后者总是令人沮丧和消沉”（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