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文学史：未名社翻译的特点

被鲁迅赞扬为“一个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小团体”⁽¹⁾的未名社，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翻译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它的翻译活动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尽管它在当时也是新文学团体之一，但从总体上看，比起其他新文学社团来，它更可以说是一个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为己任的翻译文学团体。它的成员，尽管为数不多，但主要都是翻译文学工作者；他们不是以创作为主，而是以翻译为主；他们的主要成就不在创作，而在翻译。特别是它成立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就是要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争一席之地盘，为发展中国翻译文学事业与各种阻力作斗争，并做出自己的贡献。它的成立，直接得到鲁迅的具体指导和支持。鲁迅是未名社的组织者、创始人和骨干。未名社的翻译文学活动，是在鲁迅的领导和参与下开展起来的，它带着鲁迅的方向和战斗传统，为中国翻译文学历史写下了切切实实的一页，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因此未名社成立的本身就意味着一支新的翻译队伍的诞生，新的风格和流派的出现。

一般认为未名社在1925年夏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韦丛芜、台静农等。

关于未名社成立的经过，李霁野在《忆素园》一文中有过这样的记载：

1925年夏季的一个晚上，素园、静农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他说起日本的丸善书店，起始规模很小，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以后又谈起我们译稿的出版困难。慢慢我们觉得自己来尝试着出版一点期刊和书籍，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于是就开始计划起来了。我们当晚也就决定了先筹起能出四次半月刊和一本书籍的资本，估计约需600元，我们三人和丛芜、靖华决定各筹50元，其余的由他负责任，我们只说定了卖前书，印后稿，这样继续下去，既没有什么章程，也没立什么名目，只在以后对外必得有名，这才以已出的丛书来名了社。

后来，李霁野在《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又涉及了未名社成立的情况：

未名社的成立是1925年的事。那时《往星中》的译稿已经放在他那里不少时了，他常常想到出版这本书的问题，虽然我们不敢认为这译稿有什么印行的价值。对于普通以销售为标准的出版家，先生是极端厌恶的，也不愿和他们有什么交涉。因此，有了自己印书的意思了。这是毫没有什么宏愿的，只是先生对几个青年的一点鼓励，使他们能勤勤恳恳的努力，在文学上做出一点贡献罢了。……初成立的未名社，是设在北京大学第一院对面的一个公寓里的，实际就是素园的一间小小的住屋……

建国后，李霁野在《鲁迅与未名社》一书中再次记述了未名社成立的经过，他写道：

1925年夏季一天晚上，素园、静农和我访先生，先生因为一般书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译作，尤其不愿印戏剧和诗歌，而《往星中》放在他手边已经有一些时候了，所以建议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出版社，只印我们自己的译作，稿件由他审阅和编辑。那时北新书局已经出版了几种《未名丛刊》，我们的翻译仍然列入这个丛刊，另由未名社印行——社名也就是鲁迅先生根据这个丛刊定的。鲁迅先生1925年9月30日给许钦文的信说：“《未名社丛刊》已别立门户，有两种已付印，一是《出了象牙之塔》，一是《往星中》。”未名社的工作从此开始了。

未名社的翻译文学具有鲜明的倾向与特点。

其一，在遭受反动派的摧残和迫害下做切切实实的工作。未名社成立以后，多次遭受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摧残和压迫。未名社的成员，人数并不多，但在鲁迅的领导和支持下，大多数成员埋头苦干，持之以恒，虽历经种种艰难困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也在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尤其是苏俄文学而努力。在这一点上，如果把它和同时代的其他文学社团比较，未名社是有其特色的。鲁迅作为未名社的成员之一，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的贡献，已被历史公认，本书将列专章介绍。未名社其他成员，像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等，对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事业，也都有其独特的贡献。

其二，未名社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活动，是从出版鲁迅译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和李霁野译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往星中》开始的。1925年9月30日，鲁迅给许钦文的信中，强调了印这两本书具有“别立门户”的意义。未名社选择日本作家厨川白村和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作品作为第一个译本介绍给中国读者，是符合它“批评社会”、“批评文明”以及它的成员倾向俄苏文学的宗旨和翻译思想的。鲁迅当时对未名社多次提到，当时的中国，正需要这样的书。他认为日本作家厨川白村所批评和揭露的日本社会的缺点，也正是中国社会的弊病。他在《出了象牙之塔》后记中指出：“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凉药。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大抵总觉到一种肿痛，有如生着未破的疮……一割的创痛，比未割的肿痛要快活得多。这就是所谓‘痛快’吧？我就是想借此先将那肿痛提醒，而后将这‘痛快’分给同病的人们。”⁽²⁾从这里，我们既可以看出作为未名社主将的鲁迅翻译介绍的意图，也可以看出未名社翻译上的倾向性。

其三，未名社翻译文学从酝酿到诞生，都得到鲁迅的支持。或者可以这样说，未名社从酝酿到诞生的过程，也就是鲁迅支持的过程。20年代初期，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内遭军阀的压迫和统治。在这样的时刻，需要有反抗的文学和怒吼的文学以鼓舞人民起来抗争。它的特点是“批判社会”，“批判文明”。鲁迅当时所追求的就是这种文学事业。他的积极筹建未名社，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始的。1925年4月28日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所以在这一年夏天，鲁迅建议成立自己的出版社，作为发言的阵地，首先从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开始。因此，未名社一开始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就是面向社会，为现实斗争服务。这种指导方针，是与鲁迅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未名社成立以后，鲁迅对社里的出版事务十分关怀，花去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李霁野曾记述这情形说：(www.xing528.com)

鲁迅先生对未名社的出版事务，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随时详加指导，这在给我们几个人的信中都可以看到，用不着细说。

未名社在开展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活动方面，屡遭北洋军阀的践踏和迫害，不但被查封，而且有的成员被逮捕入狱。在未名社遭受迫害的过程中，鲁迅的政治警觉性是很高的，他既关心在北京的九个成员的安危，又及时叮嘱他们要提高革命警惕。当韦素园和李霁野翻译托洛茨基的文艺论著《革命与文学》时，鲁迅曾给李霁野写信，告诉他“中止”翻译这本书的工作。信中写道：“你的译文进行未多，似乎还不如中止。……这里现亦大讨其赤，中大学生被捕者有四十余人，别处我不知道，报上亦大记载。”显然，鲁迅给李霁野的信，是从政治上着眼的。但是，李霁野接到鲁迅信时，已基本译完，由于他当时麻痹大意，冒然把译稿交给未名社，终于于1928年初由未名社印行了。这不仅给未名社带来灾难，也给读者以不良影响。后来，鲁迅在文章中多次提及此事⁽³⁾，表示了他对反动军阀的强烈憎恨、对未名社成员的殷切关怀。鲁迅1929年回北平时，《日记》记载：5月17日“下午往未名社，遇霁野、静农、维钧”；5月25日“往未名社谈至晚”；5月29日“下午往未名社”。这时，正是未名社的“黄金时代”。李霁野等同鲁迅谈了被封被捕的情况，还领他参观了售书处，鲁迅看到许多青年到售书处来看书和买书，感到非常高兴。

鲁迅对未名社成员很关心，花大力气培养他们。未名社成员的成长和贡献与鲁迅的关怀和培养是分不开的。李霁野在回忆这个问题时曾写道：

鲁迅先生对于未名社成员的培养，既有言教，又有身教：言教是他的谈话、书信和文章，身教是他的一生革命的实践。

我们的外文基础很差，各方面的知识也很浅薄，但是鲁迅用辩证唯物论的发展观点看待我们，甘心自作泥土，在一片小小的园地（未名社）里，认真负责地培育这些未必能成为好花乔木的文艺嫩苗。

鲁迅先生对未名社成员的翻译和创作，在看稿改稿、印刷出版、书面装帧，甚至代销委售方面，费去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先生在看了译稿之后，在要斟酌修改的地方，总用小纸条夹记，当面和我们商量改定。有日本译本的，还对比校订。对于人名的音译和字形，他都一一认真改定，然后向我们说明他的原则：不用中国式姓名译外国人名，不在女性人名上加草头女旁，字形要长体和扁体配称使用。译稿付印时，他把空行空格，什么字样和几号字体，都一一标记清楚。……对于译什么，写什么，只要我们向先生请教，他总耐心而认真地向我们提出建议。从谈话中，先生知道素园还读了一点俄文的文艺理论书，曾对他说，可以在这方面努力。素园卧病时还伏枕读、译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章，是先生教导的结果；但先生认为对他的病体不宜时，就劝他不要译硬性的东西。

鲁迅不仅这样关心未名社的成员，而且置个人的安危于脑后，甘冒危险来为几个青年服务。1928年，曹靖华把译作《共产党的烟袋》寄给鲁迅审阅，鲁迅连夜给他审稿。1928年2月26日，鲁迅给曹靖华的信中说：

《烟袋》已于昨夜看完了，我以为很好，应即出版。但第一篇内有几个名词似有碍。不知在京印无妨否？倘改去，又失了精神。倘你以为能付印（因为不明那边的情形，望即来函，到后当即将稿寄回。否则在此印，而仍说未名社出版，（文艺书籍，本来不必如此，但中国又作别论）以一部分寄京发卖。如此，则此地则无法干涉，而倘京中有麻烦，也可以推说别人冒名，本社并不知道的。如何，望即复。如用后法，则可将作者照相及书面（我以为原书的面即可用）即寄来。

1928年2月，国民党蒋介石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北洋军阀的势力仍未消尽，鲁迅当时身居危境，随时有遭杀害的危险，但他还是这样关心未名社在北京的几个青年，鲁迅的人格是何等伟大，精神是何等崇高。此后不久，未名社便果遭反动派的查封，几个青年丧生。鲁迅的预先警告是从现实出发的。

未名社在发展过程中，后期有个别成员不顾大局，沽名钓誉，结果引起了思想上的分歧，致使未名社趋于解散。对此，鲁迅十分关注，深以为憾。1931年10月27日夜给曹靖华的信中说：

未名社开创不易，现在送给别人，实在可惜。……他们几位现在之做教授，就是由未名社而爬上去的，功成身退，当然留不住……经济也一塌糊涂，据丛芜函说，社中所欠是我三千余元，兄千余元，霁野八百余元……我向开明店取款，则丛芜已取八百元去，仅剩七百元，允给我，而尚未付；托友去取纸版，则三部中已有两部作了抵押品，取不来了。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与未名社的关系，与未名社成员的交往，是应当作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的重要活动来看待，应当从翻译文学史发展变化的角度来研究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历史和鲁迅的名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现代翻译人员的培育和队伍的壮大，离不开像鲁迅这样的开创者。为了翻译文学事业，鲁迅精心地培植翻译人才，甘心自作泥土，为他人作牺牲，这种献身精神是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