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经济：创造或等死

创新，或者等死

这个标题似乎有点儿耸人听闻。它不是笔者想出来的，而是引自英国《泰晤士报》今年2月1日的署名文章，原标题是《创新，或者等死：创新经济带来的严峻挑战》。西方世界现正经历着1929年以来的最困难的时期。如何走出困境，除了政策调整外，最大的希望就寄托在科技创新上了。

作者卡米拉·卡文迪写道：“这就是创新经济：创新，或者等死。这一点如今更加迫切，原因在于，中国和印度不仅降低了西方基础商品生产的劳动力成本，由于旧的地理束缚被互联网打破，它们创造高价值服务的生产率也更高了。在上周达沃斯论坛的一次又一次讨论中，我发现西方人把创新称为我们唯一的希望。”

企业家内心的焦灼，可以以诺基亚公司为例。这家公司2003年在美国手机市场上占据最大份额。但是，它的塞班操作系统的销量早已被苹果的iPhone和谷歌的安卓手机超过甚远。难怪它的首席执行官最近对员工说，他们现在就像在一个着火的甲板上：要么跳到冰冷的海里，要么就被火烧死。

现在日子最好过的当然要数苹果公司了。当苹果还没长成的时候，你知道乔布斯最钦佩谁吗？是日本索尼公司的创始人盛田昭夫。他曾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苹果公司建成“美国的索尼”。想当年，索尼何等荣耀，它的产品“随身听”风行全球，所向披靡。然而，苹果横空出世，用iPod把随身听打得落花流水。等到索尼醒过神来，好不容易拿出自己的iPod时，苹果的新产品一个又一个地捷足先登了。今天，索尼已传出亏损的消息，股价跌至最高值的十分之一。

再说说柯达公司吧。谈到它，美国人都有一种悲壮感。想当年，它的胶卷代表着一个美好的时代。虽然有日本的富士等几家公司追赶它，但永远也动摇不了它的霸主地位。于是，柯达的高管陷入了这样一个思维陷阱：既然在胶片方面谁也追不上我，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没想到跑出一匹黑马，那就是数码相机。你胶卷再好，我根本不用你，你奈我何？说来难以置信，世界上第一台数码相机是柯达公司在1975年发明的。胜券本来就握在柯达手里，可是高管们误判形势。几经拖延，终于落到申请破产保护的惨境。

诺基亚、索尼和柯达这几个案例，不仅仅告诉我们创新的重要和竞争的惨烈，同时也告诉我们创新战略思维的重要。什么是代表潮流的东西？怎样去抓住它？千万不要安居在已有功业的舒舒服服的安乐窝中。世界上最难的是挣脱思维习惯的圆周向新的境地飞去。(www.xing528.com)

创新需要人才，这是不言而喻的。没有比尔·盖茨，就没有微软。据人回忆，盖茨当年像个邋遢的中学生，穿着套头衫和休闲裤，头发乱蓬蓬的。他给人的印象是：很聪明、很好胜、很固执。常常机房里人都走了，就剩下他和他后来的合伙人保罗·艾伦。他们忘了时间，忘了吃饭。他们退学了，在汽车库里瞎捣鼓，那个时候，谁能保证他们能成功？但是，父母和学校容忍了他们，也成全了他们。

盖茨的父母订阅了一份《财富》杂志。《财富》是比较专业的财经刊物，一般人是不读的。盖茨当学生时就拿来看，一天问艾伦：“你觉得经营一家五百强的公司会是什么样子？”艾伦说不知道。盖茨说：“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拥有自己的公司。”那时他才13岁。盖茨的父母会想到这份杂志将对儿子起什么作用吗？可能没想到，但他们提供了这样的环境。

天才是有的，但天才也需要成长的环境。美国认为自己的环境最有利于创新。他们奖励创新，同时也容忍失败。美国《时代周刊》曾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当年苏联、日本及其他许多国家错就错在，它们想当然地认为，政府投入足够多资金，进行足够多规划，就可以培养出创造力。但创造力的精髓是自发性。一个社会的创造力大小，与人员及思想的流动速度成正比。”此话不一定全对，但可参考。一个人能不能成才，一个天才能不能大展宏图，因素很多，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有一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凡是创新，都是对已有东西的否定，或部分否定。有时甚至看来是对神圣的亵渎。我们不但需要慧眼，更需要包容的心态，这里包括老师如何对待桀骜不驯的学生，千万不要用“标准答案”拴住他们想象的翅膀。

2009年9月30日，著名科学家丁肇中教授在人民大会堂演讲时说：“科学是多数服从少数的，专家评审制度并不是绝对有用的，因为专家评审依据的是现在的知识，而创新和发现是颠覆现在的知识。”他的讲话引起了强烈共鸣。

纵观世界，各国都在重视创新。21世纪可以说是创新的世纪。凡欲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者，都会奋发向上，不会等死。成功，虽要几分运气，但更需要人的志气、灵气和大气。

2012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