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的基础太薄弱，信仰应置于理性范围外

既然科学和神学不能成为宗教的基础，那又该是什么呢？是道德。神学的基础太薄弱，应该抛弃，甚至捣毁；信仰必须置于理性范围以外。因此宗教道德基础必须具有绝对性，而不是来自疑窦丛生的感觉经验或漏洞百出的推论，不受错误的理性这种外来混合物的侵蚀；它应该通过直观和直觉起源于内心自我。我们必须寻找普遍的、必然的伦理，像数学那样绝对可靠的先验道德准则。我们必须证明“纯粹理性可以是实践的；也就是，它可以自己决定意志，独立于任何经验之外”，说明道德感是内在的，不是源自经验。我们所必需的这种道德法规，作为宗教基础，就必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强制的。

在我们的经验中，最令人惊奇的实在恰好是我们的道德感，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感觉，也就是面对诱惑我们认为这样或那样是错误的那种感觉。也许，我们可能会屈服，但感觉确实存在。早晨下了决心，晚上却又干了蠢事；可我们明白那是蠢事，因而就重新下决心。促使我们悔恨、重新下决心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心中无上的道德法则，是良心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它使我们“采取行动，似乎我们的行为准则将通过我们的意志而变成自然的普遍规律”。是生动的直觉而不是思维使我们懂得，我们必须避免一些行为，否则它们一旦被人们承认和接受，社会生活就不能继续。我想用撒谎来摆脱困境吗？然而，“虽然我想说谎，我也不愿意撒谎成为普遍的规律。因为有了这样的规律，一切都会变得毫无指望。”因而，我心中就产生了这样的意识：虽然撒谎于我有利，我也不应该这么做。精明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诚实，当它是最好的策略时。而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却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行为之所以善，不是因为它产生了善良的结果，也不是它本身的明智，而是因为它遵从了内心的责任感与道德法则，这种责任感或法则虽不是来源于经验，却严格地、先验地规定了我们过去、现在及将来的一切行为。世界上唯一的绝对美好的东西是善良的意志——不计个人得失而严守道德法则的意志。不要考虑你是否快乐，要尽你的责任。“道德的宗旨不在于我们如何让自己幸福，而在于我们如何让自己无愧于得到的幸福。我们应该让他人快乐；而我们自己则追求完美——无论它为我们带来的是幸福还是痛苦。”要使得别人幸福，要谋求自身的完善，就必须“将人道视作目的，决不能仅仅靠手段，无论对己对人，全应这样。”——这也是我们所感觉到的一部分绝对命令。只要我们恪守这样的原则，我们很快就能创造出人人拥有理性的理想社会，要创造这样的社会，我们就得依照自己好像早已是这种社会的成员这理想去行动，就得在不完美的条件下实施这种尽善尽美的法则。你会觉得这种伦理过于苛刻——让义务高于美，让道德高于幸福，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再是野兽而变成神明。

议员们为自己的论据进行辩论。
我们说某种特殊的理由是充足的，这恰恰意味着这一充足理由能够得到普遍认可。
在康德之后严肃的思想家们几乎普遍认定，上帝的存在是无法证明的，同样也是无法驳斥的。(www.xing528.com)

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履行责任的绝对命令最终证明了我们意志的自由性；假如我们没有自由感，又怎能想出责任这种观念呢？我们无法用理论理性证明这种自由，这种自由可用我们处于道德选择的紧要关头的直接感觉予以证明。然而，我们依然超越了我们为了理解经验世界而制定的规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积极力量和创造力的中心。我们都是自由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只有感觉，无法证明。

我们虽然不能证明，却能感觉到自己是永生的。我们意识到生活并不像人们极为喜爱的戏剧那样——坏人终受惩罚、善行终有报偿；我们每天都发现毒蛇的智慧要比鸽子的温柔更走运；任何一个窃贼，只要偷足了就大功告成。如果世故的功利思想和通达权变成为美德的明证，那么，过于良善就算不上明智之举。可尽管明察这一切，尽管一再地遭遇这一切，我们还是感觉到一种走向正义的命令，我们知道自己必须做些永恒美的举动。我们知道今天的生活仅仅是所有生活的一部分；今生今世的梦只是孕育新生、复苏的前奏；我们朦胧地懂得在来世更长的生命中平衡将会得到恢复，今世慷慨送人一杯水，来世将得到百倍的报偿。不然，是非之心怎能得以长久不灭？

最后，由此看来，还存在着一个上帝。如果责任感涉及并证明来世报应的信念，“设想永生就会导致与这种结果相吻合的原因的存在；也就是说，必然设想上帝的存在。”这也是不能用“理性”予以证明的；与我们的行为相关的道德感必须优于只适用于处理感觉现象的理性逻辑。我们的理性让我们能自由地相信物自体背后有个公正的上帝；我们的道德感则命令我们相信它。卢梭是正确的，他说：头脑的逻辑之上是心灵的感觉。帕斯卡^[16]说：心灵有其本身的道理，大脑永远不能理解这一点，他讲得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