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中国国民党覆灭与新中国的建立

七、关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覆灭与新中国建立的问题

在胡绳看来，国民党的失败，有两个大的原因:“一个是在农村无所作为。”^[53]在20世纪的中国，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国民党到共产党，都意识到了农民和土地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就国民党来说，无论是在孙中山时期，还是在蒋介石时期，都曾有过相当完备的解决农民与土地问题，使中国农村实现现代化的理论构想和方案，并且在一些地区部分地实行过。孙中山“平均地权”的主张、“扶助农工”的政策、“耕者有其田”的土改纲领，无不是这一思想的体现。国民党在其执政的20多年，虽排斥工农运动，但是对农民与土地问题并没有放弃控制权。在1936年明确规定实施《土地法》之前，从中央到各省、市就颁布过240余种有关地政的法规及单行章程。但是，由于国民党中有大量的人与地主豪绅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国民党政权不可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农民与土地问题，加之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它在抗战全面爆发前真正付诸行动的土地改革只是限于土地整理、田赋整顿及租佃改良等三个方面，而且收效甚微。1937年后，土改则已经完全不在国民党的议事日程表上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胡绳说:“蒋介石似乎不大抓农业，虽搞了一些计划，但都是空的，没有真正去做。”国民党、蒋介石“在农村问题、土地问题上毫无作为，这样实际上就把广大农村让给了共产党，其失败是必然的”^[54]。

国民党失败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真正发展资本主义”^[55]。胡绳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一件进步的事情，而且在近代中国有两次机会可以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但都被蒋介石集团断送了。“一次是1927年国共合作。按照国民党‘一大’的纲领，反帝、反封建，实际上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不过有一点限制。苏联鲍罗廷这些人，当时认为中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要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搞国民革命；搞成功了，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共产党再起来革命，搞社会主义。”^[56]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的面貌发生了大变样，呈现出勃勃生机，如果一直搞下去，可能会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可是大规模的工农运动一起来，国民党就害怕了，感到了致命的威胁。工农运动也吓坏了只赞成有秩序的政治变革而反对剧烈社会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和中间势力。当国民党发动反革命政变时，资产阶级、中间势力绝大多数倒向了国民党一边。“蒋介石上台后，人们以为他能发展资本主义了，可是抗战前十年，并没有真正搞资本主义”，他只热心于打内战，消灭异己，围剿红军。国民党在1927—1937年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大多数只是在形式上满足了资产阶级的要求，在实质上却反过来限制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另一次是1946—1947年旧政协的协定。我们党当时做了国民党实行这个协定的准备，所以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如果国民党不撕毁协定，那就势必成立联合政府；如果协定实现了，政权当然还是以国民党为主，只能搞资本主义，里面会有一点新民主主义成分，因为共产党参加进去了，但这种成分肯定很少。”^[57]旧政协的种种规定，还不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有利于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和实行民主政治，有利于和平建国，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中间势力尤其对此感到振奋。中国共产党是准备严格履行协定的。政协会议闭幕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用这一新形势”^[58]。国际上，苏美英等也赞同中国建立联合政府，宣称:必须在国民政府之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由民主分子广泛参加国民政府的所有一切部门。但是，蒋介石集团认为，不仅人民民主主义，就是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也是不能行之于中国的。结果，国民党撕毁了政协协定，中国又一次失去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良机。

国民党不能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这就使“许多本来指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也抛弃了国民党，因为他们已经看出，这样一个与封建地主阶级相结合、依靠帝国主义的官僚资本势力，是不可能使中国走上独立的自由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国民党在中国人民中彻底孤立，它不能不失败”^[59]。(www.xing528.com)

黄仁宇认为，蒋介石和毛泽东及他们的继承人所领导的群众运动，将中国革命的历程分为了三个阶段。蒋介石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他处的时代，各方面的条件还没有具备。蒋介石总是在仓促应对。“历史已在蒋介石眼前和手下高速地展开，他无从采取通常合乎情理的方法对付，于是他以直觉做判断，先以道义为手段，不及则杂之以权宜，多时仁厚，偶尔心狠。被逼不得已则以宗教哲学思想和御己的纪律坚持下去。”黄认为，蒋介石结束了清王朝灭亡后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在抗战中成为中国战区的领导人，但是他忽视了国民党和群众的联系，没有实行好的土地政策，最后失去民心，败给搞土地改革和发动群众的中国共产党，最终被赶出中国大陆。

费正清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归因于它夺取社会革命领导权的能力。早在1946年9月，他就把它看做是公认的土地改革冠军和“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并非来源于外部的援助，而是来源于对本地农民起义、民族主义以及社会变革诸力量的熟练运用。共产党人既没有创造也没有垄断这些力量，而是作为国民党自动放弃的结果，最终领导了这些力量。因而，中国共产主义的土生土长性质，全然不同于东欧从外部强加的共产主义。对于“在一个包括人民态度在内的变幻莫测的环境中……一边起着农村政府的作用，一边争取民众的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运动有着20年的经验^[60]。在费正清看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不管你是否喜欢，我们不能否认它提出了一个前后连贯、适合中国国情的纲领”。他还认为，存在于中国传统以及现今形势所具有的那种革命潜力中的许多东西，对毛主义者的学说有利。这个学说满足了农村改革的需要，而且在它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中提供了一个民族替罪羊。此外，独裁主义的传统还在实际上使它的一些专制倾向变得合理。费正清断言:“显然，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大致上取决于它适合中国舞台的程度，它适应中国的需要和中国国情的程度，以及它利用中国特有的机遇的程度。”^[61]

在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之前，费正清一般倾向于在用赞许的眼光来对它进行描述时，还流露出他对国民党这个选择对象的憎恶:“尽管我们已决定不再评论那些仍会产生的弊病，但对现存的弊病我们必须抨击。”于是自然对共产党政权的前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从中国老百姓的观点来看，根据现在的中共政权迄今为止的表现，用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来判断，有望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最好的政府。”^[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