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人格的发现、支持证据及结构的分析介绍

人类行为如此复杂和自相矛盾。在我们因目睹人类的同类相残、损人利己等种种恶行而备感失望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助人为乐甚至舍己为人等行为折射出的利他主义的光辉又激起了我们对人性的殷殷希望。在对利他行为的研究过程中，人格心理学家曾经力图证实“个人与情境之争”中人格因素的重要作用，为此，他们提出了利他人格的概念。

一、利他人格的发现

20世纪70年代，大多数利他行为研究者都否认利他人格(altruistic personality)这样一个实体的存在，甚至提出异常强烈的质疑(Latane et al.，1970)。尽管如此，人格研究者仍积极寻找利他行为人格因素存在和相对重要性的实证支持证据。这些努力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有研究发现，亲社会定位指数(一种结合了个人责任感测量、社会责任感、道德推理、亲社会价值观和低水平马基雅维利主义^[1]的聚合倾向性测量指标)是一种相当好的利他行为预测指标(Staub，1974)。其他研究也发现，个人倾向性变量对于那些发生在现实情境中需要更高代价、长期的助人行为有更强的预测力(Batson，2003)。

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一项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营救过犹太人的援助者的回溯性研究(Oliner，1988)，是关于利他人格是否存在的问题的经典研究。研究者利用访谈法和问卷法确定了影响援助者利他行为的预测指标，其中最具预测价值的个人倾向因素包括：对需要帮助者的同感倾向、对社会团体压力的感受性以及对平等和正义等普遍道德原则的坚持。研究者发现，援助者与非援助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援助者表现出对犹太人更多的仁慈，更加强调遵从道德规范，更重视个人责任。

而且，援助者同自己母亲的关系比非援助者要更亲密，并表现出更多的社会责任。他们对“如果我身边的人情况很糟糕，那么我也会感到难过”这样的观点表示赞同。援助者更相信自己对环境的控制能力，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去制定和执行计划，并对随后的结果负责。此外，与非援助者相比，援助者会更少使用刻板印象，更重视关怀和慷慨的价值观，更少相信和顺从权威的价值观。援助者从他们的利他行为中获得了自豪感，赢得了他人的感激和社会的认可；而非援助者则普遍感到内疚。

因此，援助者身上应该存在着一系列不同于非援助者的人格特质。这些特质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利他人格这一更宽泛、更具概括性的人格概念。有人认为利他人格是指考虑他人福祉、关心他人、在行动上处处为他人着想的持久倾向(Penner，1998)。还有人认为，利他人格是慷慨、助人、仁慈等人格特质的组合(Rushton，1981)。

二、利他人格的支持证据

近年来，利他人格这一人格心理学概念之所以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认可和关注，可以说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证据的累积，一方面是救援者与非救援者之间人格差异的证据，也就是说，那些付出巨大代价帮助他人的个体和不肯救助他人的个体确实拥有不同的人格；另一方面的证据体现在利他行为的跨时间的稳定性上。

对交通事故现场第一援助者的研究表明，第一援助者与没有伸出援助之手的人相比，在社会责任量表(Social Responsibility Scale)和情绪同感问卷(Questionnaire of Emotional Empathy)上都有更高的得分，而在敌意和自私倾向的量表上得分较低(Bierhoff，1991)。社会责任、同感意味着更多地关心他人，而敌意则意味着更少地关心他人。此外，研究中的第一援助者在内控量表(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Scale)项目上显示出更高的一致性，在世界公正量表(Just World Scale)上也有更高的得分。世界公正量表旨在测量人们对于“每个人都应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一切”这一信念上的个体差异。测量结果证实，“当利他行为有可能完满解决问题时，世界是公正的”这样一种信念将会是促成助人行为发生的积极因素(Miller，1977)。

另有研究为人格与助人行为之间的系统相关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此研究中，被试作为旁观者会看到身边的人遭受病痛的折磨(如胃病等)。研究者对这些被试的行为(其中包括助人行为或袖手旁观)进行记录。这些被试接着要完成一系列的人格量表。结果表明，助人行为与社会责任量表(Social Responsibility Scale)的得分存在正相关，与Kohlberg的道德判断水平量表呈正相关，而与马基雅维利主义呈负相关(Staub，1974)。

利他行为的纵向研究也为利他人格的存在提供了支持证据。一项长达16年的纵向研究对儿童4～20岁的利他行为进行了跟踪研究。结果表明：在4～5岁时儿童的自愿分享(儿童允许他人暂时使用或拥有先前属于他的东西)与15～16岁的亲社会行为，及19～20岁时由其朋友报告的同情心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Batson，2003)。这说明，利他倾向作为一种个体差异变量在童年早期就已经出现，并在15年之后仍保持稳定。利他人格的确可以解释现实生活中那些需要付出代价的助人行为上所存在的个体差异。

此外，近年的研究还证实了儿童利他倾向跨情境的一致性，也预示着利他人格的存在。研究表明，在一种情境下愿意助人或与人分享的儿童，在另一种情境下很可能会有相应的表现。有同情心的4岁幼儿比没有同情心的同龄同伴在不同情境中都表现出更多的分享或协助(Grusec，1988)，常照顾年幼弟妹的儿童比没有弟妹的儿童更加慷慨、乐于助人和富有同情心(Whiting，1988)。各种不同的利他行为指标之间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Green，1974)。因此，可以推测儿童表现各种利他行为的意愿之间也具有中等程度的一致性。

三、利他人格的结构(www.xing528.com)

在翔实的实证证据证实了利他人格的存在之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利他人格这个人格变量，并试图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变量的本质，对它的结构做出更为精细的描述。究竟何为利他人格？作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利他人格又蕴含着哪些重要成分呢？研究者对此做出了大量的论述。

有研究者指出，社会责任感(social responsibility)可能是利他人格的首要因素。如果人们重视道德义务，他们的行为就会与其自身的道德信念保持一致。有研究者曾做过紧急状况下助人行为的研究，结果显示，社会责任与助人行为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Schwartz，1976)。

利他人格的第二个要素是同感(empathy)，它是一种设身处地地感受他人当前情绪的稳定倾向(Hoffman，1975)。人类的同感水平存在着个体差异，一些人更善于同感，高同感者会比低同感者更主动地帮助那些经历痛苦的人。同感导致利他行为并非只是个体想要消除他人受困给自己带来的忧伤。无论他人的困难是否容易摆脱，高同感水平的个体都乐于提供帮助，而低同感水平个体只有在难以摆脱困境的时候才会提供帮助(Batson，1981)。并且，许多实证研究的元分析结果也显示同感与助人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Eisenberg，1987)。

利他人格的第三要素是对世界公正的信念。有世界公正感的人相信人们会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而且他们所看到的、接触到的世界不是杂乱无章、无法预见的。当有人明显受到不公正对待时，这种对正义世界的信念就极有可能土崩瓦解。为了维护这种信念，人们常常会伸出援助之手，去帮助那些受害者，补偿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和损失，从而恢复到一个井然有序的公平世界(Lernern，1980)。

利他人格的第四个要素则是内控。内控者一般认为，凡事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自己的命运可以由自己主宰。他们将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努力，将失败归咎于自己的失误。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事件的发展，内控者往往表现出了更多的利他行为(Midlarsky，1971)。

有些研究者还指出，利他人格中尚有一个要素是低利己主义。具有利他人格的个体利己主义的倾向更低，更少地关注自我和竞争。研究者还发现，在其他人格因素中，最容易使人帮助他人的因素是赞许需要。个体的赞许需要越强烈，越容易激发助人行为。当个体的助人行为受到表扬、感激之类的奖励时，在以后类似事件中这一个体助人的可能性会增加。信任他人的人比不信任他人的人更容易卷入亲社会行为。对儿童的研究表明，当助人倾向成为自我图式的组成部分时，在特定的求助情境中，这种倾向会得到体现。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利他人格是一系列与强化或妨碍亲社会反应有关的人格特质的组合体，主要包括同感能力、同情、观点采择、称许需要、人际信任、社交性、亲社会图式、情绪稳定性、公平信念、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低自我中心、发展关注、自主性、低马基雅维利主义等(Baron，2003)。这使得利他人格除了包含正向指标外，还具有了如马基雅维利主义这样的负向指标。

【注释】

[1]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是意大利著名政治家，他的著作《君主论》影响了后世许多政治家，他的理论也被曲解为马基亚维利主义，即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强权至上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