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会议派与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把戏是小说《混谈》的成果

据陈公博说，邹鲁在1930年曾告诉他：当时，西山会议派谋划“拆散广州的局面”，“使共产党和蒋分家”，邹鲁等“在外边想方法”，伍朝枢“在里头想办法”，于是，由伍朝枢出面，“玩”了下面这样一个“小把戏”：有一天，伍朝枢请俄国领事吃饭，跟着第二天便请蒋介石的左右吃饭。席间，伍朝枢装着不经意的样子说：昨夜我请俄国领事食饭，他告诉我蒋先生将于最近期内往莫斯科，你们知道蒋先生打算什么时候起程呢？事后，蒋介石迅速得到了报告，他怀疑“共产党要干他”，或者汪精卫要“赶他”，曾经两次向汪精卫试探，表示于统一东江南路之后，极端疲乏，想去莫斯科作短暂休息。一可以和俄国当局接头，二可以多得些军事知识。在第二次试探时，得到汪精卫的同意。自此，蒋介石即自信判断不错。他更提出第三步试探，希望陈璧君和曾仲鸣陪他出国。陈璧君是个好事之徒，天天催蒋介石动身。碰巧俄国有一条船来，并且请蒋介石参观，听说当日蒋介石要拉汪精卫同去，而汪因已参观过，没有答应，于是蒋便以为这条船是预备在他参观时扣留他直送莫斯科的了。因此决定反共反汪。“这是三月二十日之变的真相”。⁽⁴⁶⁾

这段记载说明了伍朝枢在挑起蒋介石疑惧心理过程中的作用。应该说，陈公博没有捏造邹鲁谈话的必要。但是，我们还必须结合其他材料加以验证。

1．这一段话的核心是蒋介石怀疑共产党和汪精卫要“干他”或“赶他”，以自请“赴俄休养”作试探，得到汪精卫同意，便进一步增强了他的怀疑。此点和前引蒋介石日记大体一致。

2．陈孚木在《国民党三大秘案》一文中说：其时，伍朝枢知道有一艘装载军械送给黄埔军校的俄国商船，不久会到广州，便编造“故事”说：“苏联从蒋介石与俄顾问季山嘉的不和谐，判定蒋是反革命分子，已得汪精卫的同意，不日以运赠军械为名，派遣一只商船来广州，即将强掳蒋介石去莫斯科受训。”“他把这‘故事’作为很机要秘密的消息，通传给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中央的许崇智、邹鲁等几个广东人，很快便传到蒋介石在沪的亲密朋友如戴季陶、张静江、陈果夫等几个人耳朵里了。”⁽⁴⁷⁾陈孚木的这一段记载认定伍朝枢是编造谣言的主要人物，谣言的核心情节是利用俄船强掳蒋介石去莫斯科，伍并将这一谣言通传给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凡此种种，均可与邹鲁对陈公博所述相印证。陈孚木当时是国民政府监察委员，曾任《广州民国日报》的总编辑，和国民党上层人物广有联系。他看过中山舰事件制造者欧阳格1927年写的有关回忆稿⁽⁴⁸⁾，所述自然具有相当的可靠性。

3．1926年4月1日，柳亚子致柳无忌函云：“反动派陷害共产派是确实的，李之龙是一个共产派的军人（属于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而蒋部下很有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在那里捣鬼，他们制造一个假命令，叫李把中山舰开到黄埔去，一方面对蒋说，李要请你到莫斯科去了，蒋大怒，即下令捕李。”柳亚子所述的核心情节是，有人造谣，以李之龙将劫蒋“去莫斯科”，煽动蒋介石反共，此点和邹鲁、陈孚木所述基本一致。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各方面交游颇广，他的这一段话不会没有来历。同函中，柳亚子又说：“在两星期前，沈玄庐（定一）告诉陈望道，广州不出十日，必有大变，所以反动派的阴谋是和上海通气的。”⁽⁴⁹⁾沈定一是西山会议派的重要人物，当时在上海。如果他不了解伍朝枢“玩的小把戏”，是不会作出“广州不出十日，必有大变”的判断的。6月4日，陈独秀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里也说：“先生要知道当时右派正在上海召集全国大会，和广东孙会互相策应，声势赫赫。三月二十日前，他们已得意扬言，广州即有大变发生。先生试想他们要做什么？”⁽⁵⁰⁾这些材料，都可以反证陈孚木所述：伍朝枢曾将他编造的故事，通传给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中央。(www.xing528.com)

4．邓演达曾告诉季方，蒋介石之所以“仓皇失措”，是因为“得到密报”：“共产党利用其海军局长李之龙的关系，将中山舰露械升火，与黄埔邓演达联合行动，图谋不轨。”⁽⁵¹⁾此说虽未提到伍朝枢，但在指出蒋介石“得到密报”这一点上，仍有可资参证之处。

从1926年1月起，西山会议派的邹鲁等人就在广州和香港散布谣言。第一次说李济深阴谋倒蒋，广州并发现以四军名义指蒋为吴佩孚第二，想做大军阀的传单；第二次说第一军要缴四军的械；第三次说，二、三、四、五各军与海军联合倒蒋；第四次说，蒋介石对俄械分配于各军不满，将驱逐俄顾问全体回国；第五次说，蒋介石倒汪⁽⁵²⁾。如此等等。很显然，散布这些谣言的目的在于制造广东国民政府内部的不和，煽起蒋介石心中疑忌的火焰。事实上，它们也确实起了作用。这一点，前引蒋介石日记已有充分的证明。蒋介石之所以在那样一个特定时刻对中山舰采取镇压措施，应该说，西山会议派和伍朝枢的谣言起了重要作用。

当然，邹鲁把中山舰事件完全说成是西山会议派和伍朝枢的“功劳”也并不全面。其中还有柳亚子、陈独秀所指出的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的作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发端于1925年6月的中山学会，其核心人物为王柏龄、贺衷寒、潘佑强。这一组织成立后，即与西山会议派相勾结，阴谋反对国共合作。其间的联络人就是时任国府委员、兼任广州市市政委员会委员长的伍朝枢。李之龙说：“这种组织（指广州孙文主义学会——笔者）在广州的主要工作，最初是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其后经伍朝枢、吴铁城之介绍，遂与西山会议派结合，遂受其利用而扩大为倒汪、排共、仇俄之阴谋。”⁽⁵³⁾“他们在广州发难，领过了上海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数万元之运动费，陈肇英领了一万五千元，欧阳格领了五千元。”⁽⁵⁴⁾中山舰事件发生前，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异常活跃。王柏龄很早就到处散布汪精卫反蒋⁽⁵⁵⁾。2月22日，蒋介石日记中有王柏龄进谗的记载。3月17日早晨，王柏龄在黄埔军校内又散布说：“共产党在制造叛乱，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⁵⁶⁾王柏龄并在他的部队内，对连以上军官训话，要他们“枕戈待旦”，消灭共产党的阴谋。当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上午议事。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佛入地狱耶！”显然，蒋介石的这段日记和王柏龄的谣言之间有着某种联系。正是在这一状况下，作为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之一的欧阳钟出面假传蒋介石命令，诱使李之龙出动舰只，以便和王柏龄的谣言相印证。他的活动是整个阴谋的组成部分。关于此点，如果我们将几个有关回忆录综合起来考察，就可以真相大白。陈孚木写道：“那时伍朝枢所说的俄国商船已经到达，起卸军械之后，停在黄埔江面。一连几天，没有什么动静。于是，王柏龄便与欧阳格商量，决定‘设计诱使中山舰异动’。”⁽⁵⁷⁾章臣桐写道：“在三月十八那一天，欧阳格打电话给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副官欧阳钟（欧阳格之侄），叫他用办事处的名义向海军局要一只得力兵舰开往黄埔，说是校长要的。所谓得力的兵舰，即暗指中山舰而言。”在章臣桐接到李之龙命令，上舰升火试笛之后，“欧阳格就在蒋的面前报告说：‘中山舰已出动，正在开往黄埔，听说共产党要抢黄埔的军火’。”⁽⁵⁸⁾自由舰舰长谢崇坚也有类似回忆。他说：“三月十八日欧阳格侦知中山舰上发生混乱，戒备不严，有机可乘，密令欧阳钟伪称接到校本部电话，通知海军局立派一艘得力军舰，驶往黄埔听用。据说十九日上午中山舰在东堤起锚后，孙文主义学会分子立即向蒋介石控告，说海军李之龙异动，已出动中山舰要逮捕校长，夺取军火。”⁽⁵⁹⁾这就很清楚了：欧阳格与王柏龄定计之后，一面唆使欧阳钟矫令，一面向蒋介石谎报，其结果便演出了震惊中外的“三二〇”的一幕。

中共很快就对孙文主义学会在中山舰事件中的作用有所了解。当年5月，上海区委主席团开会，有人报告说：“中山舰问题，纯由孙文主义学会的挑拨而成。”⁽⁶⁰⁾多年以后，王柏龄曾得意地说：“中山舰云者，烟幕也，非真历史也，而其收功之总枢，我敢说，是孙文主义学会。”⁽⁶¹⁾这不啻是自我招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