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果夫1949年的一封私信-帝国尽头是民国

所谓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说法，自1946年11月13日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之时起，就渐渐流行，等到单行本出版，更是一版再版，发行量巨大，成为击垮国民党政权的重磅炸弹之一。岁月沧桑，“四大家族”似乎早已铁板钉钉，谁曾想“四大家族”之一陈果夫在山河改易之际竟无钱出国治病。他于1948年12月6日抵达台湾，1949年4月在台中突然喉头发炎、喑不成声。虽经诊治，病情却日益加重，8月初查明结核菌已由肺部侵入喉头，成喉结核。亲友闻讯，都认为当时台湾良医良药皆缺，纷纷劝他出国治疗。时在广州的何仲萧（曾为他的秘书）也写信劝他出国，并认为“区区出国费用为微不足道矣”。当月15日，他给何仲萧回信表示自己无力出国、也无意出国。

▲陈果夫

又像我这样一个人，如何可以到外国去住呢？不但言语不通，生活不习惯，即将我带台之物尽行变卖，充个人在外国的生活医药之费，恐怕不能达到一年之用。如果带个翻译，像三叔之意见，还要带家眷，那么这笔钱从哪里来呢？假使像共产党的宣传，把我所管的都变成我所有的，真把我变成一个豪门，那么可以为保产保命而出国。

▲陈果夫手书

我之为人，你所深知。我从来不装穷，也不装阔。我的一切均从平淡中过去，因为平时平淡，所以苦时不觉苦，阔时不要阔。病时不得不撑，能够不求人，总是不求人。在上面的人，总以为你做了金融界的领导人，自己一定有办法；友朋们还以为你是管了两个金融机关、一个财务委员会，一定在经济上很活跃；在这个机关里的人，一定当作你得到其他机关的帮助；那个机关也是一样。其实我只是一份薪水，以及其他的少数 马费。但是开支不能不大，生病的医药费就无所出。谁也不能体谅我。假使我不做这些事，个人的生活当然要好得多；就是和人家合伙做点生意也可以。因为我现在还是一个公人，公私又不能不分的。从民国二十年至今，没有做过一笔生意。自己爱惜羽毛，也是为公人争这一点体面。

陈氏兄弟长期掌握国民党党务，号称“蒋家天下陈家党”，确实权势煊赫，颇为党内外所侧目。在南京国民政府垮台前的几年，陈果夫担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中国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三职，主管金融机构和党营事业，过他之手的金钱何止万万，陈伯达恐怕正是据此将陈家列入“四大家族”之一，与孔、宋并列。当时，他名义上还是国民党中央财务委员会的主委，次年1月19日他才写信给蒋介石要求辞职。(www.xing528.com)

他已病成那样，与亲密的旧部在私信中当然无须哭穷装假。仅仅两年后，1951年8月25日，他病殁于台北，身后没有留下什么财产。在他寄托了全部生命的国民党一败涂地，从大陆败退后的日子里，他卧病孤岛，心情之落寞与凄凉可以想见。然而他在病中仍能保持美好的想象，他在一篇随笔《抹布画》中说，整日卧床，看着玻璃窗，佣人用抹布抹过玻璃后，灰尘没了，但抹布留下的痕迹，透过光线，却变成了一幅幅图画，有像山水，有像人物，有像虫鱼的。

许多时候，历史也如同抹布过处留下的痕迹，变成了各种各样并不真实的画面，尤其在20世纪风云激荡的剧变中，许多人物都被脸谱化甚至妖魔化了，亦真亦幻。在政治宣传的驱动之下，真实与否已无足轻重，重要的是有效。陈果夫在给何仲萧的信中最后称：

大家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我要说：不尽然！不管人家怎样，我总是这样；不管环境怎样，我永远这样；人家冤我也好，骂我也好，笑我也好，我还是这样。所以我个人在外国没有一分存款。我在台湾之生活费，本来动身时筹一年，现在估计下来，还可以有过六个月以上之用。若到外国去，实在不可能，也不愿借医病而去。台湾如何，现在不去想，亦不愿想到坏处去。完了。^[1]

【注释】

[1]《陈果夫先生文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3年版，第78～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