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尽头是民国，中国最强者的成就

陶菊隐是新闻记者，更是旧闻记者，他一生在旧闻上的收获甚至超过了在新闻上的。他以记者而写史，论学养功底乃至严谨也许都有所不足，他的史话也好，传记也好，难免都比较浅显，缺乏历史的纵深感，材料来源以当时新闻报道为主，也不可全信，不能完全当作信史来读。但是，他以新闻记者的角色，亲身经历过民国时代，笔下有一种在场感，这是他无可争议的优势，也是他的旧闻作品受到读者喜爱的主要因素。他的作品受到喜爱的第二个因素也和他的身份有关，长期的新闻训练使他的文字清新如话，可读性很强，没有书斋学者的呆板。他笔下的《吴佩孚将军传》、《蒋百里先生传》，同样体现了他的这些特点。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的后起之秀，在袁世凯活着时，他还是个微不足道的中级军官，他的崛起是在1919年前后，他以区区一个师长的身份，居南北交战的湖南衡阳前线，发表通电，干预时局，开始崭露头角。在此之前，他只是曹锟手下一个军官，在同僚中被称为“吴傻子”，沉默寡言，落落寡合，无人理睬。从此之后，他名动全国，过武汉时，学生向他献花，称他为“革命将军”。他的声光几乎盖过了直系的主将曹锟，曹的左右对他嫉妒得要命，好在曹始终对他信任有加，常说“子玉是我的本钱”。1923年，他驻扎洛阳，练兵整武，雄心勃勃，怀抱武力统一中国之梦。那年正值他50岁，他在各报刊登载《谢入洛宾客启》，有几个部下将领不顾禁令，前来祝寿，都被他毫不客气地赶回去。“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只有康有为送来的祝寿联，大概会令他内心窃喜。这是他一生的巅峰时期，洛阳一时成为举国注视的中心。他成为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被称为“中国的最强者”。他曾被苏联看中，希望与他合作，扶他为中国之主，但他骄傲地拒绝了，解密的档案中文版出版已有多年，其中往来文电可以为证。这一切，陶菊隐当然不可能知道。

在直皖之战、第一次直奉之战中轻易成为胜利者的吴佩孚，四照堂点将，叱咤自喜，何等威风，因为部属冯玉祥等的倒戈一击，第二次直奉之战成了他的“滑铁卢”。可就是在兵败彷徨、困在白帝城之时，日本人当面向他表示，愿供给他私人借款100万，赠他步枪10万支、小炮500门、机关枪2000挺，包括弹药等，他竟然回答：“过去我有枪不止10万，有钱不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是不在乎这几个钱这几支枪的。我要借外债，引外援，何必今日？国事国人自了，盛意所不敢承。”

在当时的军阀当中，小胡子、光头、目光有神的吴佩孚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不爱钱、不爱女人、不怕死、痛恨吸鸦片，他对张学良说过“军人最大力量是个死字”。更重要的是他所主张的不住租界、不借外款、不与外人勾结。他是个中国人，一个不打一丝折扣的中国人，上马拿枪，下马赋诗，他熟读古书，深受传统的影响，常以关羽、岳飞自许，眼高于顶，在旧军人中显得有几分桀骜，乃至有几分酸腐。他不大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现代眼光不足，在急剧变化的20世纪，他的脑袋还停留在旧时代里，这些都是事实。他在政治上失败的命运是注定的，即使一度东山再起，也是回光返照，北洋军阀这一幕到1926年以后终究要落幕。(www.xing528.com)

但是，无论如何，他在“五四”前后那些有声有色的作为不能轻易一笔勾掉，陶菊隐传中未提及他那封声援“五四”学生的著名通电“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仆后继，以草击钟，以卵击石，既非争权利热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可有原”未免遗憾，这在当时的报纸上是很容易找到的。

蒋百里（方震）是个军事理论家，和吴佩孚不属于一个类型，曾做过吴的参谋长。早年在日本士官学校，他曾与蔡锷齐名，同为“士官三杰”之一，随后继续留学德国学习军事。他具备现代眼光和现代军事观念，在一个枭雄主导的动荡乱世，他常常找不到用武之地。他和梁启超关系密切，辛亥革命后，梁回国办《庸言》、《大中华》杂志，军事文章都是请他执笔。行伍出身的冯玉祥对他推崇备至，南苑练兵时，给所部将校每人发一本小册子，辑录古今名将治军格言，其中有“岳飞曰”、“曾国藩曰”、“胡林翼曰”，赫然还有“蒋方震曰”，梁漱溟曾亲眼看见过这样的小册子。“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创办《军事周刊》，普及军事常识，也是请蒋百里来主编。黄炎培说他“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他身上有浓厚的书生气，更像一个文人而不是一个战将。他写过一本大受欢迎的《欧洲文艺复兴史》，14个月内曾连续再版三次。当然，他一生最高的成就还是办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留下了《国防论》等军事学著作。抗战之前，国民政府要找一个人去西方考察现代军事，至少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精通外语，二是有军事天才，三是驰名海内外。兼备这三条的只有一个蒋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