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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尽头是民国,马国亮回忆

时间:2023-09-3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马国亮晚年回忆,他们的编辑方针仍一如既往,并未因此而改变,感叹良友公司当年不要求他们自律,绝不干预,“这是十分难得的”。“九一八”特刊完全是独家新闻,轰动一时,日本大使馆接到天津领事馆的报告后大为恼火,当天就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理由是“有碍邦交”。9月11日,一袭布衣长衫的张季鸾出庭应诉。因为那个“×”,一周后法庭判决《大公报》胜诉。

帝国尽头是民国,马国亮回忆

1932年12月,史量才起用28岁的黎烈文改革老牌的《申报》之《自由谈》副刊。在一年多时间内,鲁迅一个人就在《自由谈》发表143篇含沙射影的杂文,结集的有《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等。此外,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陶行知等人也在上面发表了大量评论、杂文,《自由谈》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面的副刊”,超过了国民党当局容忍的尺度。上海社会局长吴醒亚向史量才施加压力,要他撤掉黎烈文,没想到他竟回应说:“《申报》是我个人产业,用人的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章衣萍决不聘用,黎烈文决不撤换。”“感谢诸公惠临施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成‘不自由谈’吧!”到1934年5月9日,黎烈文为了不连累史量才,主动提出辞职,主持《自由谈》一年六个月零九天。

《良友》是1926年在上海创办的一本综合性画报,没有政治倾向。1933年,左翼女作家丁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之后,《良友》发表她的一篇小说《杨妈的日记》,主编马国亮还在后面写了个编者按,称这是她失踪后由她的朋友投寄的未完成之作,因为是日记体小说,片段成文,从中可以看出这位中国女作家的文笔和意境。此文一出,惊动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主任委员潘公展。良友公司的经理余汉生及赵家璧被请去谈话,潘指责良友出版左翼作家的作品,还有《苏联大观》、《活跃的苏联》等书,认为马国亮、赵家璧和共产党有关系,要良友公司炒了他们两个的鱿鱼。良友总经理伍联德听了汇报,只是淡淡地说:“良友是民营的企业,政府管不着。”叫马、赵两人照常工作,不必理会他们。接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又给良友公司来函,要公司将他们解雇。公司一面为他们向潘公展申辩,一面托人向南京的国民党中央说情。此事最终不了了之。马国亮晚年回忆,他们的编辑方针仍一如既往,并未因此而改变,感叹良友公司当年不要求他们自律,绝不干预,“这是十分难得的”。

1933年是“九一八”事变两周年,《大公报》计划出一期纪念特刊,张季鸾、胡政之两巨头事先已安排好,请曾在哈尔滨邮局工作多年的票友记者陈纪滢秘密前往东北采访。陈于这年9月16日上午顺利回到天津的报馆,一天多的时间就写出了36000多字,足足三个版面,题为《东北勘察记》,对沦陷后的东北方方面面的情况做了第一手的详细报道。“九一八”特刊完全是独家新闻,轰动一时,日本大使馆接到天津领事馆的报告后大为恼火,当天就向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理由是“有碍邦交”。当南京来电话时,胡政之正好在宴请陈纪滢等人,陈向胡表示歉意。胡的回答是:“这与你无涉,报馆既刊出,即应由报馆负责。”(www.xing528.com)

1936年,《大公报》开办上海版,重心开始南移。萧乾那时主持文艺副刊,发表陈白尘一个抗日题材的独幕剧《演不出的戏》,惹了麻烦,尽管他在编辑时把所有“东洋人”中的“东”字都换成了“×”,日本人还是不依不饶,向租界法院控告《大公报》犯了“反日罪”,“妨害秩序”。9月11日,一袭布衣长衫的张季鸾出庭应诉。因为那个“×”,一周后法庭判决《大公报》胜诉。张季鸾和胡政之不仅没有责怪萧乾,还赞许他那个“×”打得好。上海沦陷后,《大公报》除了维持张季鸾主持的汉口版,胡政之另带一支人马开办了香港版,萧乾继续编文艺副刊,他的版面经常因为审查官抽文章而开天窗。有一次整个版都没通过,被审查官打了个大红“×”,那天他正好看电影去了,去哪家影院没有人知道,胡政之派人一家家去找他,后来终于把他从黑洞洞的电影院里找出来,补发了稿子。此事急得萧乾满身是汗,可是胡只诅咒审查官的蛮不讲理,还是没有怪他一句。

这些片段使一部中国新闻史有了永远鲜活的声音,有了生气和力量,虽然这一切正在离我们远去,但这些片段构成了新闻史的精神脉络,这些脉络要比发行量广告收入重要得多,那才是一家报纸或期刊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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