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丝绸之路与西域的历史文明

西域的历史文明与丝绸之路

韩百诗等

译者按：法国于1979年出版了《西域历史和文明》（L’Asie Centrale，Histoire et Civi l isation）一书，其测重点是讲中国的“西域”。该书由法兰西学院教授韩百诗（Louis Hambis）主编，法兰西学院中亚和亚洲高原研究中心资助出版，国立印刷厂印刷。共有十几位法国西域史学家和汉学家参加写作。

参加本书写作和编辑工作的有法兰西学院、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吉美博物馆、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部等单位。另外还有一些其他国家的组织也协助编写该书，如西德的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苏联列宁格勒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印度新德里西域古物博物馆和国立博物馆、美国纽约市立博物馆、瑞典斯德哥尔摩国家民族学博物馆等。法国圣日尔曼的国立古迹文物博物馆和塞尔努斯基博物馆也都为该书提供了资料。

韩百诗在前言中说，本书是他和他的合作者们20年来的研究成果。其研究范围是中国的西域，尤其是塔里木盆地的文明史。书中既凝结着他们自己的心血，也利用了外国同事们的研究成果。他们已经出版了6卷伯希和西域探险团所获文书资料，一共准备出版27卷。

全书共分6章。第1章是西域的历史和地理，主要是根据汉文史料和其他资料概述西域从史前至今的历史和地理；第2章是西域的贸易和东西方的互相影响，主要是以丝绸之路和丝绸贸易为线索，介绍西域的贸易及其对东西方文明产生的影响；第3章是宗教在西域的传播史，主要介绍了佛教、摩尼教和景教通过西域传入中国的背景、历史过程及其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宗教的影响；第4章是西域的语言、文学和社会概况，主要是介绍西域的文学、文字、男女服装、军械、殡葬礼仪、住宅、农业、手工业、牧业、采矿冶金和瓷器等方面的发展史；第5章是西域的艺术史，主要是以西域的建筑学（尤其是宗教建筑学）为线索，研究了西域的艺术史和中西方对西域艺术的影响等；第6章介绍西域的一些重要考古地点，主要是阐述丝绸之路的南路和北路以及喀什噶尔绿洲的楼兰、于阗、尼雅、安得悦、图木舒克等几十个考古地点的地理位置、历史、发掘史和发掘物等。最后还附有各国有关西域史重要著作的书目。本书附有大量彩色插图和地图等。第1章由韩百诗本人执笔；第2章为韩百诗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马雅尔夫人（MoniqueMai l lard）以及吉美博物馆的里布夫人（Khrishna Riboud）共同撰写。下面摘译其中的第1—2章。

一

西方从斯特拉本和托勒密时代起，即公元1世纪左右，就风闻了西域，但无论是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A.玛尔塞林的《通史》，还是晚期其他作家的作品，他们最熟悉的始终是伊朗。他们对于阿姆河以东地区的情况，则了解甚少，而且概念也非常混乱。

尽管在6—7世纪时，拜占庭皇帝屡屡向突厥可汗们遣使，这些使节也带回了许多信息。但只是到13世纪时，由于西欧诸国的君主们以及罗马教廷，向蒙古元帝国派出传教士，才获得了某些比较确切的信息。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对西域地区作了详细介绍，并比较正确地音译了许多地名。在马可·波罗之后，西方人，特别是葡萄牙人，成功地从海路到达了“契丹”——中国北部。哥伦布曾试图绕道西部抵达中国。在此后的数世纪中，西方其他国家为了打破葡萄牙人对中国和印度商品贸易的垄断权，千方百计地寻求经海路通达中国的路线。

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和俄国都形成了强大帝国。英国控制了印度，俄罗斯控制了西伯利亚和中亚的西段地区。中国清朝政府正处于衰落阶段，丧失了西域地区的大片领土。英、俄两国利用这一局面，对中国新疆地区进行考察和勘探。从1860年开始，许多官员（大都是军人）开始绘制这一地区的地图，直到1910年才绘制出了比较确切的地图。从1895年起，大批西方探险考古学家便来到这里。

西域的疆域大致是从咸海到中国甘肃省的敦煌，从南西伯利亚直到阿尔泰山，从阿富汗的兴都库什山脉一直到西藏北部的阿尔金山山脉。

西域一直有两类民族共处，即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杂居。游牧民族首先是欧洲人种，他们操印欧语系的语言；其次是蒙古人种，操一种突厥——蒙古语。他们对那些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居住在沙漠绿洲的居民以及塞族—萨尔马特集团的欧洲人种，施加了巨大压力。这些印欧民族从9世纪起就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东部地区，并深受突厥势力的影响。从11世纪起，随着黑汗王朝和其他伊斯兰突厥部族的征服，他们又扩张到了西部地区。这一变化非常显著，以至20世纪初，许多专家还误认为这些地区的古老文化，完全起源于突厥人。

为了彻底了解中国境内西域一段的情况，那就必须集中研究现今散存于世界各地的文书。所有考古学的新发现都必须与这些文书相比较，而现在由于它们过于分散而无法使用。

中国人和西方人是如何以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观点来研究西域呢？

汉人自从公元前128—前126年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以来，就开始与这一地区保持交通关系了。张骞通西域回来后所介绍的情况，后来既被唐末（907年）的使节，也被途经西域赴印度朝圣取经的僧侣们所证实。

当时的一件重要的事实是，欧洲人斯特拉本和托勒密在1—2世纪时，对中国境内西域一段的了解，仅仅是一个梗概；而汉人的了解则比较透彻，因为他们曾从四面八方反复穿越这一地区。实际上，在19世纪的重要发现之前，人们总是以帕米尔为界，把欧亚大陆分成了两部分。中国中原人仅有两三次机会越过帕米尔以西，所以他们对伊朗、罗马和拜占庭的了解非常肤浅；而欧洲人又只了解伊朗，对帕米尔以东则很少知晓，只有马可·波罗才从地中海东岸一直东进到中国。玄奘和马可·波罗虽然各自分别为佛教高僧和商人，但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概述了西域各方面的情况。元帝国垮台之后，西域分裂成了许多互相敌对的小王国，其对外交通已经很难保持畅通了。中国明朝处于一种自我收缩状态，由于某些与欧洲人为敌的伊斯兰强国阻挠，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就成了欧洲人理想中的“黄金国”。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终于分别从南部的海路绕道而到达中国，西部这条陆路基本上就被遗弃了。

18世纪时，中国清朝政府平定了西域，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两个欧洲大帝国，俄国占领了亚洲的北部，英国征服了印度及其毗邻地区。他们南北呼应，与清朝政府相对抗。到19世纪大清政府衰竭时，西域于1860年和1878年爆发了叛乱，暂时获得了成功。英国人和俄国人都跃跃欲试地想与喀什噶尔建立关系，一些外交使团或科学考察团也接踵而至，其目的是为了勘测道路和搜集资料。英国人从1867年起先到达和阗，随后又到达喀什噶尔，最后于1873年到达了阿克苏。他们从喀什噶尔（古疏勒）遗址携归了许多文物；俄国人于1867年也到达喀什噶尔，最后又到达了塔里木盆地。在1870—1880年间，这两大强国迫使大清政府允许他们在西域的许多城市建立领事馆，这批领事馆实际上充当了探险家们的驿站。

普热瓦尔斯基设计了一整套真正符合科学的考察方案，并且在他的4次远程探险旅行中，付诸实施。在他的推动下，俄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专家们，在对西域的地势和经济状况作了研究之后，转而开始了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包文（Bowen）曾在库车地区收购到一卷5世纪的梵文写本。从1890年开始，沙俄和西方又相继组织了大规模的考察活动。1902年于圣彼得堡成立了一个西域和远东国际考察协会，并于1903—1906年间刊印过某些出版物。从这个时代起，西方开始了对中国今新疆地区大规模的考古调查。斯文·赫定踏遍了西域和西藏地区，于1900年发现了中国汉代故城楼兰的遗址；1898年，克列门兹率领一个俄国考古团在准噶尔和吐鲁番地区进行了考察，并带回了非常丰富的资料；斯坦因于1900年从印度的西北方向出发到达和阗，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南路进行了考察，既发现了从汉代到唐代一系列故城的遗址，又带回了许多古物、文书和临时绘制的地理平面图。1902—1903年日本派遣了大谷考察团，此后有1902—1903年的德国格隆维德尔（Grunwedel）和胡特（Huth）考察团，1904—1905年勒柯克考察团，1905—1907年格隆维德尔和勒柯克联合考察团，1906—1907年的俄国拉德洛夫和贝勒佐夫斯基考察团，1906—1908年的法国伯希和与瓦杨（Vaillant）探险团。英国斯坦因于1906—1908年重返西域考察，日本的大谷和橘瑞超也于1908年到达新疆，俄国科兹洛夫于1908年也赶到那里，奥登堡与马洛夫于1909—1910年接踵而至，大谷光瑞和橘瑞超于1911年再次到达新疆，斯坦因于1913—1915年第3次到新疆探险，勒柯克于1913—1914年也又一次来到新疆。其后，中国政府便禁止到那里进行考察了。但由斯文·赫定率领的中国和瑞典联合考察团，于1928年、1932—1933年两次进行了实地勘察。中国在此之后也单独派遣了许多考古调查团，大部分是由考古学家黄文弼所率领的。

虽然有关高地亚洲的资料，现在分藏在世界各地。但我们还可以基本勾勒出这一地区从公元前2世纪，到突厥伊斯兰教徒征服之前的文明轮廓。突厥伊斯兰教徒对这一地区的征服，是从751年7月的怛逻斯战役开始的，当时的突厥人主要是占领了楚河流域和七河一带。他们于10世纪中叶征服了疏勒，于公元1000年左右夺取了于阗和丝绸之路的许多城市，一直挺进到塔里木河流域和阿克苏（姑墨州）。他们最后于11—14世纪，被喀喇契丹人和回鹘人所阻止，当时帖木儿终于在塔里木盆地冲破了佛教徒们的防线。到15世纪中叶，佛教在西域仅仅有几块孤零零的小阵地了。只有在中国天朝政府实际管辖下的那些地盘，才顽抗了较长一段时间。但从16世纪起，那里也向伊斯兰教开放了。

西域最早是由塔里木盆地、吐鲁番和哈密地区操印欧语系语言的欧洲人种所占领，突厥人从6世纪起就开始征服这一地区，一直到12世纪才最终实现其目的。所以，人们长久以来一直认为这一地区的居民起源于突厥人。西域的印欧语种人是那里文明发展的先驱。但由于他们长久以来同中国天朝作战而大大削弱了力量，所以就无力抵抗突厥人了，逐渐也就丧失了自己固有的文明和作为这种文明基础的语言。唯有回鹘人在吐鲁番地区吸取了印欧文明，这肯定是由于回鹘人和吐鲁番地区的古代居民一样，他们都是佛教徒，而其他突厥部族则是伊斯兰教徒。

伯希和、列维、高狄奥（RobertGauthiot）、斯坦因、勒柯克、奥登堡、扎尔曼（Zaleman）、羽田亨和王国维等人的发现和著作，可以使我们了解和确定这样一件特别重要的事实：伊朗、西域和中国中原地区的文明，首先影响了罗马帝国东部地区的社会和宗教制度，后来也传到了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这一重要事实至今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了，而且其证据也越来越多。如果说印度宗教对西域和远东的文明、思想和艺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话，那么我们也必须承认伊朗是一个大熔炉，它对东西方思想和艺术都施加了巨大影响。

现在我们对于准噶尔回鹘地区史前史的了解，还仅仅是根据一些数量很少而又难以解释的资料为基础的。因为对塔里木盆地的考古发掘，从本世纪初才刚刚开始；第一批文书是偶然发现或收购来的，中国和瑞典联合考察团于1928年才对塔里木盆地进行了系统考察。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只是在他准备赴中国进行考察的时候，才系统地整理过他所搜集的有关文书残卷。

斯文·赫定是第一个指出这一地区存有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学者，他拣拾到了一些新石器时期后期（即细石器时代）的石器；而斯坦因却搜集了上百件打制和磨制石器；伯希和在库车买到了3柄玉斧，现存于圣日尔曼。伯希和在西安也购买了许多其他石器，其中有3件肯定是来自塔里木盆地的。我们不知道俄国考察团从准噶尔、塔里木或西域其他地方，是否也带回同类物品。

中瑞联合考察团和德日进在阿克苏地区搜集了一些石器，甚至还发现了一些绘花的石器碎片。

公元前110年之前是西域的独立时代。西域结束史前史的时间可能为公元前1000年，最早为公元前1200年。在这个时代，印欧语系的欧洲人种各部族，不断在西域的西部、高地亚洲或西域的东部大迁移。参加这一民族大迁移的主要有中亚西端的西梅里安人、粟特人和萨尔马特人，在高地亚洲和东部草原是塞种人、匈奴人和乌孙人。

一部分欧洲人种定居在某些可以灌溉的地区，并且同周围的游牧部族生活在一起，其中有的绿洲现已变成了今中国甘肃省的城市；西部地区的居民是在新石器时代从北部迁来的；在七河和天山地区居住的是乌孙人，他们与塞种人杂居；在东部的塔里木盆地、准噶尔地区、吐鲁番盆地，甚至一直到敦煌，居住的都是塞种——萨尔马特人。对于中国中原开拓之前甘肃地区的人种，我们至今没有掌握更多的人种学资料，所以很难断定。

塔里木盆地及周围的人类似乎深受印度影响，这可能是由于贸易交往或宗教（尤其是佛教）的传播造成的。公元前225年左右，这里建立了匈奴（并不是指西方史料中的“Huns”人，后者是一个今天已无法稽考的人种集团）汗国。除此之外，在汉人征服之前，还有两个民族已无法具体稽考了。其一是乌孙人，他们是七河和天山地区的一个民族分支，主要是居住在今蒙古的南部和甘肃以北；其二是统治这一地区的月氏人，我们仍无法清楚其起源。事实上，乌孙人就是希罗多德所说的“Issedons”人，希罗多德还认为他们居住在离乌拉尔山不远的地方；月氏人可能就是占领了塔里木盆地以东中国大草原的那个民族。

无论这两个民族的起源如何，我们可以通过汉文史料获悉，在公元前177—176年间，匈奴国主冒顿单于曾首次大败甘肃月氏人。冒顿单于的儿子老上单于（前174—前116）也挫败过月氏人，迫使月氏人西迁。乌孙人也被匈奴人所驱逐，最后与他们在天山和七河的同胞们汇合了。匈奴人在公元前167—前127年曾多次发动与汉朝的战争，汉武帝把他们驱往北方。汉朝随后又于公元前127—前111年间在甘肃建立了一系列的郡和都尉府。汉朝在凉州城附近创设了武威郡，在甘州附近创设了张掖郡，在肃州附近创设了酒泉郡，在凉州到玉门关之间设置了敦煌郡。这样，汉朝在历史上第一次治辖了不属于汉人的地区，至少是开拓了某些其居民不操汉语的地盘。这4个郡的名称都是汉语语义对音词，但除了“敦煌”之外，其余3个名称都无法解释。

自从农业集团占领了欧亚大陆之后，从中国的万里长城到匈牙利平原的各民族，又是变幻无常，经常迁徙，并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变成了游牧社会。这些游牧部族逐渐扩大了他们的活动范围，最后竟然发展到侵扰中国中原、外伊朗和欧洲的定居社会了。如在东地中海地区或西欧出现了西梅里安人、粟特人和萨尔马特人；伊朗面对着塞种人，而中国中原则要设法对付匈奴人。

（本章接着分阶段论述了中亚[确指中国的西域]史，根据汉文和西文史料而论述得很详细，其历史阶段的分期大致为：从公元前110年到公元170年，中国中原人首次开拓西域，进入西域的时代；751—1218年是伊斯兰教徒和突厥人占据西域的时代；1218—1950年是蒙古人和伊斯兰教徒占据西域的时代。——译者）

二

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城市安条克（安都），距中国西汉首都长安有7000公里之遥。从上古时代起，尽管先后开辟了一些海路，但商人们（尤其是丝绸商人）仍然特别喜欢陆路。西域绿洲的城市成了商旅们的驿站。从中世纪起，由于商品已有所改变，通商大道也有所改道，再加上严重的政治动乱，使西域的许多城市永远地湮灭了。(www.xing528.com)

至今尚有两种文献可以使我们确定公元1世纪时的商旅大道，这就是亚历山大和罗马帝国时代的舆地书，以及汉文的中国断代史。但这两种史料所提及的城市名称及其具体位置则很难考证。如有关托勒密时代转运东西方商品的“石城”的具体地望问题，虽已经过长期争论，但至今仍无准确定论。

西方的地理书中直接介绍塔里木盆地的资料很少，它们只是利用了某些其地理位置不能具体确定的城市名称。我们也仅仅是通过托勒密和推罗人马利诺斯（Marinos）的著作，才了解到某些有关西方商人赴东方的路线。他们汇集了大量由商人和旅行家们搜集的资料，尤其是马其顿商人马埃斯·蒂蒂亚诺斯（Maёs Titianos，公元前100年左右）的商务雇员们，在东方旅行时所搜集的资料。

从叙利亚海岸（主要是安都）出发，经由泰息丰而到达安息（帕提亚），再经过木鹿城之后就达到了大夏；从大夏出发，越过帕米尔和石城之后，便会在帕尔米拉遇见来自东方的商队。

除了这条陆路之外，还有几条海路，《厄利特里亚海航行记》一书曾对此作过描述。只是在公元1世纪上半叶，印度洋的季风被发现之后，海路通商才得以迅速发展。

来自东方的商品首先要北上运到皮特拉，再经过加沙和亚历山大港，最后才到达终点站罗马。

有关途经帕米尔高原，并再向东到达塔里木盆地的这条交通线问题，汉文史料中的记载最为详尽。中国皇帝出于战略考虑，而对西域产生了兴趣。汉文史料向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这些遥远地区的资料。张骞通西域（公元前138—前126年）标志着汉军大举开拓塔里木盆地诸王国的开始。从公元前2世纪末开始，随着中国中原人向西域扩张，又打开了几条通向西域的道路。到了8世纪上半叶唐代的时候，中国在疆域开拓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西方史学家惯于把这些通商大道称为“丝绸之路”。只有汉文史料，才向我们提供了有关丝绸之路的具体细节；只有根据汉文史料，才能使我们在地图上找到这条丝绸之路各段的具体位置，并洞悉各个时代的变迁过程。丝绸之路的改道变迁并不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如中央政府对胡族入侵所采取的退却态度），而且也是由于气候条件所造成的。如公元4世纪左右，塔里木河的改道使楼兰地区变成了荒凉的沙漠，最后逐渐被人们所遗弃。

据汉文史料记载，丝绸之路最古老的路线是南道。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4世纪，途经这条大道的商旅络绎不绝，人数最为众多。在离开敦煌地区之后，这条大路直通罗布淖尔湖（蒲昌海）。汉朝政府从公元77年起就在楼兰屯兵。在穿过沙漠之后，经过鄯善、伊循之后就到达了阿尔金山山脚下的且末。丝绸之路又从这里转向于阗、安得悦绿洲和克里雅。这条大道原来在北方的路程，要比现在漫长得多。由于北部地区沙漠的蔓延，而迫使居民们南迁至山脚下以寻求水草。从于阗国起又北上直达洛罕，再越过葱岭。过了葱岭之后，丝绸之路又沿着大月氏、大夏（巴克特里亚）、罽宾和犍陀罗地区前进。还有一条路可以直接从于阗出发，不过更难行走和危险重重。这条路要经由休密、婆夷水（今吉尔吉特）地区和斯瓦特河谷，然后再沿印度河谷南下。唐将高仙芝于749年曾在婆夷水流域与劫持商旅的土著人，进行过一场大战。

这条丝绸之路的中心是于阗，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中，这条大道非常繁华。稍后，由于政治的变化，这条大路变得不太安全可靠了，所以商旅们就更为偏爱选择北路。从楼兰开始，商人们也可以向北沿天山山麓行进，这条路沿途有许多绿洲，原来都是一些各自主政的小王国。过了楼兰之后，就到达了喀喇沙尔（古焉耆），然后再经库车（龟兹）、阿克苏和喀什噶尔（疏勒），从捷列克山口越过帕米尔高原就到了费尔干纳（古大宛）和索格狄亚那（古之粟特国或康居）；再往南就是大夏川、白沙瓦和阿富汗的领土，这些地方都是丝绸之路的枢纽。

与匈奴的斗争，而导致了中国中央王朝对龟兹和吐鲁番盆地的平定，而这样的平定又迫使丝绸之路改道行进。从敦煌出发到达伊吾、车师前国和高昌壁，然后再进入焉耆，向龟兹方向前进。这条路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玄奘赴印度时正是取道这条路。

当中国中央王朝实力强盛的时候，它就用重兵来保护这条通商大道，驻有重兵和建立了强大的防御工事，玄奘就曾描述过位于伊吾和高昌王国之间各兵营的情况。至今在丝绸之路的沿途还有许多遗址，斯坦因曾对这些遗址作过发掘考察。为了对付天山以北各游牧部族的严重威胁，军事保护商旅的措施是完全必要的。那些胡族王酋们有时也强迫塔里木盆地诸小邦缴纳重税。如公元前几个世纪的匈奴人，公元6世纪时的突厥人都是这样做的。

汉文史料向我们介绍了穿越天山地区的几条重要大道。在东汉时代，其中一条路是从高昌出发，穿过博克达山，到达今富原县境内；另一条路也从吐鲁番出发，经由今乌鲁木齐地区而到达伊犁。据玄奘所提供的史料记载，我们还可以知道更靠西的一条路，这条路从阿克苏出发，穿越凌山达坂，经伊西库尔淖尔而到达碎叶城和怛逻斯河谷。这几条路最后在草原地区互相会合了。北道一般不如南道著名，因为我们仅仅是通过考古发掘，才知道了其具体走向。近年来的一些考古发现，又导致我们坚信南西伯利亚的这条通商大道的历史也非常悠久。

希罗多德和爱奥尼亚派的地理学家们，也介绍过这些贸易交流，他们一致认为阿尔泰山就是“黄金国”。在西突厥帝国最昌盛的时代（550—650），这条草原大道变得非常热闹；由于突厥可汗与拜占庭皇帝建立了正式关系，从而使这条大道越发繁华。这条路经过花剌子模，沿着乌拉尔山前进，经过里海南岸和北高加索，最后到达黑海和特拉布松。匈奴人就是沿着这条路向欧洲迁移的。当中国控制了经由这条大道的东西方贸易的时候，塔里木诸小邦也恢复了繁荣。

虽然直至今日，我们对丝绸之路上的骆驼队及其生活状况了解不算多，但塔里木盆地的某些古寺庙或敦煌千佛洞的绘画，却向我们勾勒出了有关情况的轮廓；在中国中原地区也发现了许多三彩陶俑，其中有当时在唐帝国长安市场上出现的各族商人，既有印度人、波斯人，也有非洲人。

在公元初年，西域诸绿洲似乎与罗马帝国西部没有直接关系，人员和商品方面的交流都是通过安息帝国进行的。而中国与罗马的最早接触也是通过海路而维持的。大秦国安敦曾遣使于公元66年经印度支那而到达中国，并且还奉献了一些诸如象牙、龟甲和犀牛角一类的贡品。稍后，大秦幻人通过缅甸而于公元120年到达汉朝宫廷，并且受到了隆重接待。在此前不久，汉朝也试图与罗马帝国建立关系。班超将军在平定了塔里木盆地诸王国之后，将其西域都护府的治所设在龟兹。他四处搜集信息，准备向安息和大秦两大帝国遣使。其部将甘英受命于公元97年西使，在到达西海海岸（今波斯湾地区）时，因被当地人劝阻才无功而返。我们认为当地人故意阻止汉使抵罗马，因为他们特别不希望看到这两大帝国的直接交往。本地人在充当东方丝绸和西方琉璃交易的经纪人时，赚取了巨额利润，他们不希望这两种产品出产地的人们，互相了解其真实价值。在数世纪中，本地人始终在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一直到萨珊王朝时代。

由于在印度西北部建立了贵霜帝国，这就使西部更多的产品流向了中国。在楼兰的一座古墓葬里发现了一些羊毛地毯残片，其中之一绣有一个半身人像，并且装饰有海尔梅斯的神杖，这似乎是来自叙利亚海岸的产品。在阿富汗的贝格拉姆同时也发现了印度象牙、中国漆器和亚历山大城的琉璃陪葬在一起。

托勒密曾介绍了诸多处“赛里斯国”（丝国，意指中国）的旅行家。除了在古伊循城发现的一方佉卢文碑文之外，再也找不到这些游客们途经西域的任何踪迹了。

有关西域与西方的关系，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许多陶俑，其陶土是亚历山大城和法尤姆的产品。虽然文献中都肯定这两个地区有过直接交往，其实证据却很少。

在西突厥汗国时代，突厥可汗们控制了粟特国以后，便欲与拜占庭帝国建立直接关系。粟特国原来是一个重要的丝绸集散地，后来慢慢地变成了丝绸生产国。粟特人在西域的贸易关系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上古时代到中世纪，粟特人是得天独厚的东西方贸易中间人。在蒙古人入侵和摧毁粟特国之前，只有在阿拉伯人征服那段时间，才使粟特人的作用有所暗淡。粟特国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辽阔的平原上，甚至在公元前，粟特国都就是丝绸贸易的中转站，并在贵霜帝国统治时代得到了迅速发展。

考古学家们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几百件织物，从本世纪初开始，他们就从那里陆续发现了羊毛、棉花、线麻、亚麻和丝绸织物。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西域古老部族的艺术和物质文明中，纺线、印染、图案设计和织布等行业都占有重要地位。汉人从商代（公元前16—11世纪）起就懂得养蚕了。各国考察团所发现的青铜器、玉器和甲骨上的卜辞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学者夏鼐曾指出过一块刻有古代汉字“蚕”的甲骨卜辞。我们在许多古代青铜器上都发现过丝绸的痕迹，这说明这些青铜器曾用丝绸包裹过。由于这些青铜器的时代要追溯到殷商和周代，所以这些丝绸也可能是同一时代的产品。但也并非绝对如此，因为它们也可能是经后人重新包裹的。日本的学者们最近用显微镜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商代一柄斧头和一把水壶上的纤维肯定是蚕丝。

西方的许多古代经典著作都曾提到过中国汉朝与罗马帝国的贸易关系，如希罗多德、斯特拉本、瓦隆（Varron）、塞内格（Senègue）和普林尼（Pline），他们的著作都详细记载了运到西方和罗马的中国丝绸，普林尼于公元1世纪时，撰写了一部堪称为集世界知识之大全的百科全书。虽然书中也提到了桑树，但从未讲到过西方曾饲养桑蚕。

中国丝绸是通过大夏而运往印度的。在印度文献中，首次提到丝绸的就是《政事论》（《利论》），这是一部介绍公元前3—2世纪时国家组织的著作，其中既提到了中国的丝绸织物，也提到了印度丝绸。但对于印度丝绸的纺织技术，我们基本上是一无所知的。

斯坦因于1906—1908年间，在敦煌发现了一块单色丝绸残片，上面用黑墨书有婆罗谜文的题记，其制作时间为孔雀王朝时代（公元前4—前3世纪）。他还于1913—1916年，对罗布淖尔地区的古楼兰进行了发掘。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也于1900年，对额济纳河和罗布淖尔地区进行了考察，他们都发掘出了某些汉代织物。

近几十年来，在丝绸之路沿途（西安、敦煌、额济纳河、罗布淖尔湖、楼兰，从东部的尼雅到西部的帕尔米拉），都发现过汉代的织物，它们都是由商旅们运去的；在蒙古和西伯利亚地区，也曾发现过同类织物，这是为中国皇帝们运去的贡品或赠品；在匈奴单于墓中发现的丝绸是汉朝皇帝赐给单于的礼物。

斯文·赫定、贝格曼（Bergman）、斯坦因和科兹洛夫都曾发掘出汉代的具有缎纹花饰的丝绸残片。第一片汉代本色丝绸残片，是由探险家克列斯基雅在克里米亚地区的克奇发现的，现收藏于列宁格勒博物馆。最近中国在长沙马王堆发现的织物，不仅与楼兰和诺音乌拉的发掘物很相似，而且同费赖之（A.Pfister）所提到的在叙利亚帕尔米拉发现的丝绸也很相似。马王堆的发掘品属于西汉时代，诺音乌拉的出土物肯定也是同一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张骞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通西域后，把葡萄和制造葡萄酒的技术传到了中原地区；班固也认为“天马”和葡萄酒是于汉代传入中国的。它们都是汉朝、大夏和大宛之间互相交流的结果。斯坦因在楼兰发现的毛料刺绣品中既有葡萄串，也有葡萄树叶。帕尔米拉、杜拉—厄罗保斯和哈拉比耶，是发现公元最初3个世纪中的提花丝绸织品，最靠西方的三个地方。尽管其中的装饰图案说明，它们深受西方的影响，但其中大部分丝绸肯定是来自于中国。

截至目前，在我们所掌握的有关中国丝绸纺织技术和产品的资料中，有350多年的空白。这就是从三国到六朝时代（220—580），而佛教又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从东突厥斯坦传入中国中原地区的。

丝绸发掘品以唐代（即从公元7—10世纪）的为最多，至今尚未能进行系统的研究。日本的博物馆就收藏有几千件残片，斯坦因、伯希和、奥登堡在敦煌石窟中，也发现过不少。中苏两国的考古学家们，近15年的发掘物更是不胜枚举。

在位于塔里木盆地的丝绸之路沿途，发现了许多唐代丝绸残片。德国的考古学家勒柯克和格隆维德尔，从吐鲁番绿洲带回了50多件丝绸残片；斯坦因、斯文·赫定和大谷光瑞都从阿斯塔那等地带回了许多丝绸残片。

薛爱华（Shepher）认为，康居地区曾有过一个大型的丝绸生产中心，这一假设现在已由伊柳萨林斯卡娅的研究成果所证实，这一中心位于布卡拉附近的一个村庄。

在甘肃和塔里木盆地，还发现了许多带有西方图案的丝绸，但很难确定它们究竟是来自波斯、叙利亚或中国之中的哪一国，现在仍对这一问题争论不休。

除了丝绸之外，来往于西域的商旅们还贩运其他许多商品，有的是本地特产，有的是诸如香料这样的过境商品。西域绿洲商品的主要买主是中国宫廷，因为它特别酷爱异国情调的珍稀物品。在这些商品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玉器、葡萄酒、动物、宝石首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