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西域史：伯希和探险团工作概况

一、伯希和西域探险团的工作概况

伯希和探险团于1906年6月15日离开巴黎，于6月25日到达塔什干（Tachkent）。这次乘火车旅行的快速度，是由当时俄国正处于的半革命状态造成的。在我们到达亚历山德洛沃（Alexandrow）的那一天，华沙（Varsovis）正处于被包围状态。我们打算在莫斯科停留数日，以翻阅各种文献并会见某些人物。我们必须连续地乘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在萨玛拉（Samara，古比雪夫），我们必须离开这条铁路线以取道奥伦堡—塔什干的铁路线，货站正处于熊熊燃烧的大火之中。非常幸运，我们得以在火车即将开动之前，才跻身于火车之中。从奥伦堡开始，一切便变得极其平静了。直到北京，我们始终都感到很平静。

在一个月期间，我们一直在塔什干等待从圣彼得堡用船舶运来的大件行李。伯希和先生首先将这段停留时间用于与俄国当局建立联系，然后便开始练习使用东部突厥语。至于我本人，我在塔什干天文台受到了友好接待。有关我们必定要走的那条路的不同信息，都传到了我们耳朵里。

我们的行李一旦到达，我们一行就乘火车一直前往安集延（Andidjan），直通富裕的费尔干纳（Ferghana）河谷的铁路线便在那里结束，它在这个时代已经是俄罗斯一个很大的棉花供应基地了，尚不计其地下的财宝和森林。在穿过这个具有多种经济资源的地区，人们发现，建造将它与俄罗斯联系起来的两条漫长的铁路线，是很正确的明智之举。这就是我们所乘的奥伦堡的铁路线，以及发自里海畔克拉斯诺沃得斯克（Krasnovdsk）并经由布哈拉（Bokhara）和撒马尔罕（Samarcande）的另一条路线。

在距安集延有10多公里的奥希（Och），我们组织了自己的旅行驼队。我们采购了20匹马，其中5匹配备马鞍。我们在24匹马扎上打好了装载着全部行李的马驮。

卫队长是马达汉（Mannerheim）男爵，也就是后来成为芬兰共和国元帅和总统的人物，他与我们同行至喀什。正是由于我们为他提供了进入中国的便利条件，俄国政府才派给我们两名哥萨克人，他们一直陪同我们进入北京。这两名忠实的士兵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特别是当我们因进行科学考察而使自己远离大路时，他们不只一次地负责照顾我们的驮队。

我们于1906年8月11日到达奥希。经塔尔迪克（Taldyq）而翻越阿尔泰山（Alta），沿伊尔凯什坦（Irkechtan，休循）河和克孜勒苏（Qyzyl-sou）河谷而下，一直把我们带到了喀什（喀什噶尔）。在这条世人都很熟悉的道路上，我们在未发生任何重大事故的情况下，便顺利通过了。但我们还可以提一下阿尔泰柯尔克孜女王的公子阿萨姆（Asam）与我们的一次谈话。在为我们组织的一次狂热的游戏（Tomacha，塔玛查）晚会上，该王公是我们的客人。他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穆斯林，曾经由斯坦布尔（Stamboul）前往麦加（La Mecque）朝觐。他懂得什么是蒸汽机船、电灯、留声机。他向我们讲到了所有这些使我们的物质文明与这些民族的文明相差悬殊的事物。

在喀什，俄国领事科洛科洛夫（Kolokoloff）先生，让我们下榻于俄国领事馆的一座附属建筑物中。英国领事马继业（G. Macartney）公爵经常接见我们。这两个人都在我们组织驮队时，慷慨地帮助过我们。但从最初的接触开始，中国道台和所有官吏对我们的接待，都非常友好。我们在经过中国新疆和内地的全程中，所获得的这种接待和欢迎完全是由于伯希和的原因。他能悠然自得地讲官话，尤其是他能读汉字并懂得解释它们的字义。这可能是中国人首次遇到了一名这样的欧洲人，其学问和经典知识可与他们国内最资深的文人雅士相媲美。伯希和的这种名望也波及了努埃特和我本人身上。每当我们之中的这个或那个人在路途中偶尔离开伯希和时，官吏们便会为我们准备我们可能会需要的向导或给养。

喀什附近的考古遗址，已由赴喀什地区的所有外国考古探险团勘察过。我们考察并攀登上了三仙洞（Utch Merouvan）的3个石窟。它们都没有多大价值。对于我们来说，它们更应该是一种考察演习，以考验我们的防护和攀援设备。在汗官（哈诺依，Khanui）的砾石和黄土荒野中，有一座尚未能考证出来的佛教古遗址。伯希和在那里发现了佛像的残余与几枚钱币。他在炮台山（Mauritim）从事了两天的发掘。在附近的一个村庄帕依那普（Panap），他又发现了一个阿布达尔人（Abdal）的小小聚落，他们都是波斯血统的居民。他在那里搜集了整整一批词汇，作了两次人类学考察。

在喀什，他从事了一系列人类学考察。大家将会在本报告论述此项工作的部分，发现更多的细节。此外，在用测量链测量过的一公里的一个基地上，我们校准了自己的步伐（即确定了每步的距离）以及驮货马匹的步伐之距离。

探险团行进在穿越亚洲的道路上，在北纬35°~45°之间延伸。有一条官道从喀什出发，中国的电报线即沿此路铺设，一直通向中国内地。它沿天山南麓而行进，一直到达哈密，穿过了将蒙古戈壁、罗布淖尔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连接起来的大山口，然后再沿南山北麓前进，最后在甘肃兰州与黄河接通。它在那里横穿由黄河围绕着鄂尔多斯地区而勾勒出的大河套，经西安，再经京汉铁路，最后到达成都结束。

这条路线穿越了两个界限分明的地区。第一个地区位于塔里木盆地，是一片沙漠大碛；第二个地区位于中国中原，具有相当稠密居民的地区，由于其降雨量和更多的是常年性的河流，而具有天然植被。我们在第一个地区生活了两年多，而在第二个地区仅仅生活了数月。本报告主要是涉及第一个地区。

塔里木盆地四周均由高大险峻的山脉环绕。在东部，北山山脉更加强了该盆地的孤立与隔离状态。这些世界上最高山峰形成的障碍，足可以使来自印度洋或西伯利亚的风吹向喀什噶尔方向的空气，完全干燥。

这片辽阔的盆地的平均海拔高度近1000米，仅在山脚下的四周才具有耕地。绿洲都处湍急江河的河口，因灌渠很快就减少了江河的流量，以致它们始终都不能流到塔里木盆地，而消逝在大沼泽中，或者是渗透到盐碱与沙漠地面上。

沙漠地区具有3种地貌。在山脉一线和数公里宽的一条地带，是砾石荒野，那里有时可以生长细弱的肉质植物。大量的鹅卵石便是在地质时期的汹涌激流，从高山峻岭上一倾而泻的见证。在某些地点，这些鹅卵石滩被现有激流的河床冲断；100多米高的悬崖峭壁仅由几层鹅卵石组成，俯瞰着现今已取代了第四纪激流的涓涓细流。

除了在绿洲附近和已经断流的江河沙漠之外，人们还会发现盐碱地沙漠，那里只生长某些硝酸盐地区植物或山岩石缝植物，或者是柽柳丛。由柽柳丛形成的一些3~4米高的小丘，有时也会连绵覆盖100多公里。

最后，在河流附近，有时又是在紧靠大山的地方，存在着大风不断吹动的流沙。塔里木河的河道被沙丘阻断，沙丘迫使该河不断地改道。

环抱这些荒凉地区的山脉，也并不会幸运多少。山脉分支仅为光秃秃的和被冲蚀成深沟巨壑的悬崖峭壁。为能遇到蒙古人和柯尔克孜人放牧的牧场，则必须上升到海拔2000米处。终年积雪线在海拔4500米以上。然而，在这些大山的斜坡上，蕴藏着无尽的宝藏，有铜矿、煤矿、矾矿，甚至在某些水源的层面上还漂浮着石油。

然而，在历史上，该地区不可能呈如此程度的荒芜面貌。我们的道路穿过的胡杨树林的遗迹，便可以证明这种论断，一些干枯的老树干歪三倒四地卧在那里，完全没有新芽。森林彻底死亡了。

此处的气候明显是大陆性的，夏天的温度计上已超过40℃，而在冬天却会下降到–36℃。此地一年仅有两季。因为人们在数周期间，便可以从一个季节过渡到另一个季节。非常幸运，这里空气很干燥。我们在两年旅行期间仅见过3场雨和两场雪。相反，沙尘暴（bourane）非常频繁和强烈。狂风吹起了大量灰尘，遮天蔽日，黄沙会迷住你的眼睛，小块鹅卵石袭击着你的靴子。这种严酷的气候，特别是在冬季，严重妨碍了我们的地理考察工作。由于大风吹起的沙雾，根本不可能瞄准周围的山岭，风使仪器小木板的倾斜度过分灵敏而很难处理。由于–45℃以下根本不可能从事气象观察，因而我错过了对掩星现象的多次观察。正如大家可以在我有关田野天文学工作的阐述中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的手表也因此而受影响。

在阐述我们所走的一条经过这个荒凉地区之路的详细情节之前，若对于考古研究迫使本探险团滞留过（有时长达数月）的主要各站，提供一种梗概性描述，那也并非无益。这些站程如下：图木舒克（Toumchouq）、库车绿洲、乌鲁木齐、沙州绿洲。

图木舒克村位于喀什和阿克苏（Aksou）之间的中途路上，地处马札尔山脉（Mazar，马札尔塔格山脉）最西端最后一条支脉的山脚下。这就是图木舒克塔格（Toumchouq-tagh）和托乎孜—萨莱塔格山（Toqqouz-Sara-tagh，九间房山），位于几乎一直延伸到阿克苏的漫长沙漠的进口处。自玛喇尔巴什（Maral-Bachi，巴楚）出发的那条路，便经过这两条支脉之间。在“九间房”山（托乎孜—萨莱，Toqqouz-Sarai-tagh）的西麓，有一处已坍废的古麻札（Mazar），斯文·赫定曾提到过此地。我们于1906年10月29日到达那里。伯希和前往考察这些位于大路数百米远处的遗址，它们地处由柽柳覆盖的荒漠的小高坡上。那里有几堵墙高出植物之上，其中有些装饰着在穆斯林古建筑中非常普及和多见的小房间。伯希和以其马鞭柄刮地，翻开了覆盖在土地上面的鹅卵石。当他发现其中一块鹅卵石上有代表人面的雕刻时，他该是多少惊讶啊！那里除了穆斯林遗址之外，还有其他东西。从翌日起，他便利用几名民工，在距麻札有数米远的地方，开挖了一条壕沟。有一面墙已被辨认出来，并要沿此墙继续发掘。在现场清理出的杂物中，终于发现了供像头部的残片。对整个小高地的清理，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共动用30多名民工。一处古代佛教僧伽蓝就这样被发掘出来了。那里确实只有墙基，有时还带有装饰墙壁的供像下部或绘画的残余。然而，代表着佛陀生平不同场面的一组浅浮雕，可能是一身大供像的座础，也终于被发掘出土了。穆斯林们曾将此庙拆毁，也可能是把它焚毁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因素和植物将这些瓦砾变成了平地。由于这些地区非常干燥的气候，所以全部装饰图案，所有这些勉强被烧过的生土制成的雕塑，都被保存下来了。但在这片荒漠的进口处，已变成穆斯林的土著民（原住民），也如同他们那信奉佛教的先祖一样，在进入这些他们想象中住满了邪恶神灵的地区之前，感到了祈求神灵保佑的必要。为了纪念一名虔诚的穆斯林而建起一座麻札，他可能在那个时代享有一定的名望。因为在我们的发掘中，共挖掘出了数座穆斯林墓葬。在历史的长河中，出于不为我们所知的原因，由伊斯兰教圣化的这一弹丸之地，已被人忘记它曾是佛寺。我们非常幸运，若没有这种对过去的彻底遗忘，我们的继续发掘就可能会激发某些不愉快的事件。

我们于12月15日离开了图木舒克，经阿克苏和拜城（Ba），最终于1907年1月2日到达库车。本探险团于1907年1月2日至9月3日滞留于库车绿洲，直到4月份一直在库车当地居住。在这段窝冬期间，伯希和前往勘察了该地区的几处考古遗址，以便能够了解哪些是具有发掘价值的遗址。这是一种微妙的选择，因为在我们之前，英国人、德国人和日本人都曾对这些遗址作过勘察。他根据这种现场考察，而制订了如下方案：我们首先前往库木吐拉（Qoum-toura），那里有些装饰着壁画的石窟，开凿于俯瞰木札提河（渭干河，Mouzart）即将流出雀离塔格山（Tchltagh）处左岸的山崖上，那里同时还有都勒都尔—阿乎尔（Douldour-Aqour）大寺的遗址。我们接着便前往苏巴什（Soubachi，本指“河流的源头”），那里在库车河两岸，同样也有两座大寺的遗址。其后，我们将前往大山中，考察库车以北的矿区。如果可能的话，那么我们还将勘定将该地区与裕勒都斯（Youldouz）河谷地连结起来的道路，在该河谷天山高峰的山脚下，居住着蒙古族。此外，伯希和希望拥有一幅有关库车绿洲的，以及从沙雅（Chayar）绿洲直到塔里木盆地的，尽可能详细的地图。于是，我开始设计能到达目的地的路线。对于这项工作的具体进展，我将在本报告的第二部分中论述。

在冬季的这几个月中，为了与萨尔特人建立联系，我开设了一间医疗诊所。我没有必要再讲它所取得的某种成功，以及某些对我们来说是很简单而又确有特殊疗效的治疗之病例了。这一切使我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一种好名声，而且这种名气一直伴随我到达甘肃的蒙古人中。我仅仅引证一例抽取腹水的病案，患者腹部奇大，前来就诊，当数小时后离开时，便再没有这个累赘了。另外还有一名军官，他曾激烈地与其长官争论过，他根据中国人的习惯，认为最好不过的办法是试图给自己制造某些困难，以吸食鸦片而中毒自杀。我运用传统的疗法，在48小时内便帮他戒掉了毒瘾。我还应该补充说明，那名高级官吏比那个自称要自杀的人还更多地向我致以谢意。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事例。对于那些数目很大的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尽管他们满怀希望地前来寻医，但我最多也只能用好话安慰一番。因为在喀什噶尔就如同在甘肃一样，结核病既以外表形式又以内在的形式爆发，我在这里发现了脊椎结核和髋关节结核病的病例。神经系统的疾病，特别是脊髓痨，也在这些地区肆虐，同时存在的还有急性或慢性的风湿病。由于他们的饮食习惯中的定量严重变化无常，所以当在那里就如同在我们这里一样，遇到胃病、肝病和肾病，也就没有什么令人大惊小怪的了。我还发现了数例肾炎病患者。我只发现过一例二尖瓣关闭不全的病人，此病确实与风湿关节病有关。至于眼疾、结膜炎，特别是沙眼，极为常见。花柳病，特别是梅毒，在这里也远不是个别现象。带有碘化钾的合剂往往供不应求。从外科手术观点来看，我手头只有可卡因麻醉剂，我所作的手术仅限于开几个脓肿或瘭疽，或者是刮骨，以及根除骨髓炎后遗症。这些手术中的最重要的一次，则是摘除挫伤后感染的大腿上的一个巨瘤，这例病案于3月间发生在我们忠实的哥萨克朋友博科夫（Bokoff）身上。他只能到4月间才可以重新骑马，这就推迟了我们赴库木吐拉的出发时间。

我们在3月16日至5月22日滞留于库木吐拉。那些在俯瞰木札提河左岸的山崖上开凿的石窟，统统都装饰着壁画。木札提河从雀离塔克山流出，灌溉着一片一直延伸到塔里木盆地的狭长平原。这些石窟已经由格伦维德尔探险团作过全面考察。其中都勒都尔—阿乎尔大寺的某些部分尚未被先于我们而来的人清理过。我们在那里发现了雕塑的残余物，几个类似在图木舒克发现的那种头像。但伯希和发现了埋在残余瓦砾中的几卷梵文写本，均早于9世纪。都勒都尔—阿乎尔的平面图，以及包括位于木提札河右岸的库车绿洲部分地区的路线图，都被测绘好了。一直到其最西端，标志着乌什—哈特（Utch-Kat）遗址的土坝就位于那里。该城郭有近一公里见方，然后便是沙漠大碛。

我们考古发掘的第二站位于苏巴什。我们一行于6月10日到达那里并一直在当地逗留到7月24日。我的发掘点位于库车东北15公里左右的地方，地处雀离塔克山山脚下、库车河的出口处，各自占地近一公里的两座僧伽蓝的废墟便处于该河的两岸。发掘工作获得了某些类似于在都勒都尔—阿乎尔获得的那样的成果，唯有那些写本例外。那里有大片窣堵波（stūpa，佛塔），两座窣堵波长宽各为15米，形成了一个巨大窣堵波群。我们于其中发现了装饰以壁画的佛堂，这些壁画被大量清理出的杂物覆盖着，从而得到了保护。我们的清理工作使它们重新暴露在空气中，所以仅在数日期间便毁掉了它们。努埃特只有一点时间可以勉强地将它们拍摄下来。

从7月24日到8月6日，我们前往铜矿、矾矿和煤矿区，它们均位于库车北部的山区，地处一个叫作札木什—塔克（Zamutch-tagh）的群山区，意为“矾矿山”。人们沿库车河逆流而上，便会到达那里。在路途中，穿越激流冲刷的雀离塔格山峡谷之后，便会在一个侧谷中遇到库治—马哈拉希村（Koutchi-Mahalassi）。其周围有一眼小泉，在流动的水面上，有大片的石油污迹在漂动。土著民用一把葫芦瓢打捞它们，每天都可以用此方式搜集2~3公升的石油。逆河流而上稍远的地方，便是开采铜矿的中心地区，即位于一个叫作拉什·凯奇克（Rach Ketchik）的地方。从焉耆（Qaraghchar）等地开采出的矿石，都集中到了那里，铜矿石就在那里冶炼。炼铜使用木炭，以人力用木料和皮料制造的手拉风箱鼓风。总而言之，这是一种很原始的开发。人们甚至可以说，它对该地区是灾难性的。从前，已被开采的矿脉可能还会含有其熔剂，它们可以与土炭（煤）熔化在一起，因为附近就有大量的煤矿矿脉。但现在，燃料只能以木炭为主。木炭出自对杉树林的开发，在距那里有40多公里的天山，海拔1800~2500米高的地方，便生长着杉树林。然而，这些森林数量不大，对它们不加控制地乱采滥伐，最终导致了它们的毁灭。天山东麓将会呈现出雀离塔格山那种荒凉和遍地是卵石块的外貌。

此外，对该铜矿矿藏的开采，应该追溯到史前时代。在俯瞰巴什·凯蒂克（Bach Ketchik）的高地上，有一块岩石，大家于上面可以清楚地辨认出粗线条地表现一副人像的岩画。在位于该高地北方的小山崖上，有一些天然小石窟，对它们的考察，可能会有丰厚的收获。但非常遗憾，我们甚至未能为这次考察绘制一张草图。

在继续沿河谷逆流而上时，便可以到达札木什—塔格群山区。该群山区呈东西走向，它于河流之上的高度为350~400米。它由含砂岩的片岩和带小粒的砾岩层组成，于它们之间出现了从50厘米到1米深的煤层。煤层向南北倾斜。随着山麓上升，煤层也逐渐增厚，最终在山峰附近完全成为垂直的了。在该山峰之下的50多米远的地方，人们可以发现所谓的呼呼洞，它开凿于片岩山的一个点上，有90~100米的长度，土很热。那里有一股很浓烈的亚硫酸酐（二氧化硫）的气味。沿途中，土著人挖掘了许多50厘米深的小洞，又用鹅卵石将它们覆盖起来，硫和矾于其上面升华。洞子开口为1.5~2米，其深度为3~4米。那里的热度是令人无法忍受的，向里面抛弃一片纸头就会燃烧，四壁的山岩均为与我们已经遇到过的那些岩石相类似的片岩或页岩，已经完全被烧成石灰了。人们听到一声声沉闷的呼呼响声，“呼呼洞”一名相当准确地解释了这一切。人们在那里还会发现沉积在山岩上的铅、少量的硫和氯化铵（卤砂）晶体。中国电报局为该地区所有邮局都贮备了这些东西。在该石窟之上，便是其他能够钻进去的洞。那里的热度不太强烈，矾在那里都熔化成白色气体状，并渗透在片岩缝隙中，同样，在呼呼洞以东10米远的地方，有一个不太热的石窟，那里也出现了大量的矾。

在离开库车河谷后向东而去，沿着组成札木什·塔克山的岩层，人们便会在8公里处遇到阿摩钠（Ammone）矾矿。在那些其热度完全可以承受的矿洞中，人们可以于其洞壁上搜刮矾和卤砂（氯化铵）。人们至今尚能在那里辨认出蕨菜（羊齿）和木贼属植物化石的痕迹，与在札木什—塔克山煤矿矿脉沿线发现的那些同类植物很相似。(www.xing528.com)

在西部，沿与呼呼洞同一纬度的阿格河（Aghé）逆流而上，还有一个旧铅矿的开采点。20多年之前，那里依然处于与阿摩钠采矿点条件相同的背景中。

这些不同的产品出自燃料煤的煤层。没有任何因素可以使人联想到一种火山喷发的现象。此外，这并非是该地区能观察到此类现象的唯一一个点。我们继续向东赶路，便到达克孜勒苏（克孜勒河），位于黑英山（Qar），地处札木什—塔克之北30公里左右的地方，紧傍阿热盖买（Arigama）煤矿。那里有一条已暴露出地面的狭长片岩带。此处的岩石不仅仅已被烧得炭化，而且还被熔化，酷似人为地在从未触动的岩层中置入了炼铁厂的废矿渣一般。

从黑英山出发，沿克孜勒河谷顺流而下，我与努埃特会合了。他在此之前曾赴克孜尔千佛洞去了一次，这些石窟位于木札提河的左岸，正好处于该河沿雀离塔克山（雀离山）北麓，即将穿过该山而通向库木吐拉的地方。这一考古遗址也曾由德国人和英国人作过全面考察。伯希和曾委托努埃特拍摄装饰着开凿于山崖中的石窟内的壁画。该遗址位于在木札提河左岸延伸开来的一个绿色小岛上，周围由一道50多米高的山崖环绕。为了到达那里，只需要从克孜尔穿过一个绝对是干旱的地区，那里遍地是鹅卵石，只有很少的几簇岩石植物。所以，当人们攀援到岩顶时，一眼看到这些生长茂盛的杨柳、正处于丰收中的农田中时，便会感到无限惊讶。特别是在这个8月间，我们都惊奇在那里感到了某种程度的凉爽。

努埃特尚未结束对整个石窟群的拍摄，我返回了库车，在那里整理了从矿区徒步旅行中携归的地质样品、植物、昆虫或飞禽标本之后，又回到沙雅，补充测绘直到塔里木河的路线图。这是斯文·赫定在塔里木盆地的著名现场考察中曾停留过的一个考古点，并且得以确定了其地理方位。我于此仅限于指出，塔里木河的主要分支曾有近40米宽，那名瑞典探险家就是沿该河而来的，它现已变成了一条干涸的支流，其中的水已不再流动了。它现在流经稍偏南4公里左右的地方。在10多年间，这已是一次重要的改道了。

正当我研究札木什—塔克山的矿业中心时，伯希和于7月26日出发，前往考察通向裕勒都斯河上游蒙古人中的道路，以及可以从库车到达阔克苏河（Kk-sou，清水河）流域的羊肠小道。这条路线是我们沿途中最早走过的那条，所有的详细情节都将在本报告的第二部分中作介绍。就这条路的行进路线而言，主要在于逆库车河而上，直达其源头，然后再通过一个山口而翻越天山的第一条支脉，该支脉的海拔高度近3000米，由被大雪覆盖的群峰所鸟瞰。这一切都可以使人认为，天山的海拔高度远远地超过4500米。然后便是将奇治克河（Kitchik-Kl）环抱起来的第二条山脉，以及人们从一个高达3600米的山口而翻越的第三条山脉。人们从这后一条山脉开始，便可以遥望到了由裕勒都斯河上游流经的宽阔山谷，蒙古女王公的王府巴音布拉克（Panboulaq-ari）便位于那里。伯希和从这些山脉出来后，非常惊奇地发现了在石头上写有一个俄国人的名字，此人很可能曾取道这条路行进。这里的整个山区中都有小湖、杉树林和辽阔的牧场，蒙古人将他们的畜群赶来放牧。在这片茂密的植物林中，出现了旱獭、兔子、羚羊和麋鹿。此类地貌在海拔2000米之上更明显地展现出来了，与天山山脉分支的干旱荒秃形成了鲜明对照。伯希和在巴音布拉克平原上，辨认出了裕勒都斯河的上游流域，他向西一直到达将裕勒都斯河流域与阔克苏河（清水河）流域分隔开的山口。他从那里开始，寻找通向库车河，或木札提河的支流克孜勒苏河的道路。他遇到了某些需要翻越的山口，然后取道与去时相同的路返回原地。他到达了库车河河谷，然后又经阿格（Aghé）而到达克孜勒苏河的流域。在黑英山，他取道一条正北的道路，沿一条河谷而上，翻越了一个3600多米高和周围由高峰环抱的山口，这些高峰常年有积雪和冰川。他于是便下山直达阔克苏，并在那里以东20多公里的地方，看到了将他于数日前见过的将裕勒都斯河上游河谷分隔开的山隘高处。他取同样是北方的第二条道路，但却进入了与第一个山谷平行的另一山谷，位于黑英山以西20多公里的地方。他在这次行程之始，便见到了刘宾国碑，以及装饰以岩画的山岩。翻过阿格—达坂（Aq-Dawan，3900米高，“达坂”指山口，即阿格山口）之后，他又回到了阔克苏。我还应该补充说明，经过这些很少有人来往的山间羊肠小道而通行的高山之路，连向导对其最后部分也所知甚少，非常难以行走。如果伯希和能够成功地通过那里的话，那完全是由于他那顽强的韧性，而正是这种韧性性格有时会使他找到通道。

伯希和于8月24日返回库车。我们的科学考察计划已告实现，于是便离开了库车，携带共有14辆车的车队（指畜力车。——译者）取道乌鲁木齐。

我们一行经由布古尔（Bougour，即玉古尔或轮台）县和库尔勒（Kourla）绿洲，一直到达焉耆（喀喇沙尔，Qarachar）。我们在那里暂时分别。努埃特率车队直达乌鲁木齐。伯希和返回库尔勒，以取道一条沿群山延伸的山间小路行进，到达喀喇苏（Kara-sou，黑水河，今阿拉沟）。他然后沿此河谷而上，一直到达托克逊（Toksun）。他从该河谷中辨认出了大量佛教遗址，特别是在和硕布拉克（Qoch-Boulak），它们均由格伦维德尔探险团勘察过。伯希和最后到达了乌鲁木齐。至于我本人，我在9月14—24日之间，始终停留在焉耆（喀喇沙尔）。在这段滞留期间，我把在巴喀喇什湖（Bogratch-Kl。博斯腾湖）周围的沼泽地搜集到的各种动植物作成标本。这就是鹤、鸭、几只猛禽和游鱼，其中有一条鱼长1.2米，重30公斤。在芦苇荡中，我还找到了一颗蒙古人的头颅骨。那里还可能有野猪。有一个蒙古人，为感谢我对于他的治疗，曾献给我一条野猪腿，从而引起我的穆斯林随从的极大愤慨，因为穆斯林们不接受人赠送如此肮脏的礼物。除了整理所有这些飞禽和游鱼标本的工作之外，我还从事了一系列的天文观察，其中包括对同一夜间3次星辰掩始的观察。

我从焉耆出发，前往托克逊和吐鲁番。根据伯希和的指示，我将去那里考察不同的考古遗址，了解德国考古团曾在那里从事过的发掘工作，看一下是否还有在那里从事可能会收获成果之探索的某种希望。我跑遍吐鲁番周围地区，遇到许多的遗址，我当时所从事的简单研究，无法使人相信这种希望是有根据的。我于10月6日离开吐鲁番，于9月又见到了我那些被安置在乌鲁木齐俄国领事馆中的同伴们。

我们在1907年10月9日至12月24日之间，始终停留在乌鲁木齐。此次逗留期比我们预期的时间要长得多，这是由于要将我们的俄国钱币兑换成中国钱币的原因。由于藩台的殷勤相助，这些手续才得以在友好的条件下完成。藩台的这种友好相待，是由于伯希和在官府，特别是当时居住在乌鲁木齐的中国上流社会成员中所获得的“面子”之结果。中国新疆的首府，当时是所有那些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而得罪北京政府人士的流放地或贬谪地。在他们之中，有曾参与过光绪皇帝于1898年尝试的变法运动的大文豪。慈禧皇太后以个人夺取政权而粉碎了这场改良运动。她成功地使这场运动偏离成一种排外运动，最终导致了义和团暴动，于1900年包围了公使馆区。伯希和恰巧作为见习士官生——翻译而正在那里。他还以从义和团成员手中夺取一面军旗而扬名，此旗今天作为战利品而保存在荣誉军人院（Invalides）。伯希和不仅与抚台（新疆巡抚）和绥台（满族和蒙古族总督）有过多次会晤，而且还与藩台（主管司法和财政的大官）会晤。后者是一个特别具有好奇心的著名文人。他曾为其同胞们写过一部古代希腊史、一部罗马史，另一部是有关自查理大帝（Charlemagne）起直到30年战争为止的欧洲战争史，当然还有一部拿破仑史。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位文人在整个中国都很著名，我们遇到的所有官吏都从不放过机会向我们讲述他。藩台的最后一部著作是运用欧洲的方法而写成的算学论著。这里的整个知识阶层都把伯希和视为一位很内行的对话人。所以，他们毫不犹豫地向他提出了一大堆要求和咨询。其中一个人要求他用几页文字概述欧洲哲学近两个世纪以来所取得的发展。这些文人们事实上对于笛卡儿（Descartes）、培根（Bacon）、莱布尼茨（Leibniz）和康德（Kant），并非是一无所知。另外一个文人向伯希和索取一篇论文，其中要具体阐述欧洲的信贷条件，以及其他许多涉及到我们的政治、议会制、风俗习惯诸方面的问题。伯希和参观了乌鲁木齐大学，那里既有萨尔特人，又有汉族学生在学习。文人们在那里看到伯希和向正在上俄文和英文课的学生们询问，当然是使用突厥语或汉语询问的。他们丝毫不怀疑，能毫无困难地相继使用4种语言的人，应该是无所不知的大学者。但在这个时代，因其激进思想而被流放的改良派人士，仍然是地道的中原人，他们其中之一赠送给伯希和的一部著作，伯希和惊奇地从中抄录下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欧洲人在物质文明中获得了如此巨大的进步，那是由于他们曾非常不幸福。因此，我们没有追求模仿他们的必要。”学识上兼蓄并收的藩台，向我询问对牛痘接种的看法，因为有一件事搅乱了其思想。他知道这种天花疾病已经传给其牡犊和马匹了。无论它出自前者还是后者，这种疫情很容易通过感染而传播，但它也可以产生预防天花的免疫力。藩台对这一切都知道并坦率地承认它们，但为什么同样一种疾病可以侵害牡犊和马匹，而所有的人（在中国）都知道，牡牛属于五行中的土，而马却属于风。中国人对于生物分类的观点，妨碍藩台对于牛痘的绝对信任。

在这些被流放的人员中，我们还发现了另外一位名人。对于伯希和与我本人来说，他不是一个陌生的人。这就是苏将军（应该是指曾任广西提督的苏元春，1854—1907年。——译者），他曾获得法国荣誉勋章。加列尼（Gallieni）元帅正是与他谈判了法中双方的通邮条约，从而得以平定了中国—北部湾的边境。1902年，我曾有机会在谅山（Lang-Son）的流动医院中治疗过他属下的一名军官，该军官在一次与海盗集团的战斗中，大腿曾中弹而受痛苦的折磨。苏氏成为北京宫廷一场阴谋的受害者，1906年遭人参，革职赦免后被发配。他孤独地在迪化（乌鲁木齐）勉强维生。我们的会见，始终是在由斯格脱会（Scheut，圣母圣心会）的比利时神父们创建的天主教传教区内举行的。

最后，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一位澜国公（指辅国公载澜。——译者），他是皇帝的堂弟，也就是端郡王的弟弟，是义和团的大首领。根据当时已签订的1901年的《辛丑条约》，列强要求把他终生流放在乌鲁木齐。这种地位使他赢得了人们对他极其尊重的待遇。在他的周围，簇拥着由官吏和谋官投考人组成的一个真正的小朝廷。在这里，伯希和所获得的巨大“面子”，又使我们于其“宫”（王府）中受到了接待。他从不会放过机会，邀请我们参加他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始终将我们安排在他的餐桌上。他的业余消遣娱乐是摄影，努埃特经常被召至其府，以给他出谋划策，特别是为其助手们出主意。因为此人坚持将其仆人们集中起来，以为其相机调焦距和按快门。在我们出发时，他交给了伯希和一卷写本，原为沙州千佛洞的王道士赠给他的。这件珍贵的礼物的时代至少应上溯到8世纪，从而证实了伯希和风闻人们多次讲到过的情况：有一名道士在清理千佛洞的一个洞窟耳室时，曾发现过一大批写本卷子。

伯希和在他于乌鲁木齐滞留的这段时间内，从事了一系列的天文观察。他在那里共观察到5次掩星。但经过计算之后，仅有两次才值得作一番研究。我开始对严酷的气候在具体观察中可能造成的不准确性，作一番试验。

10月间，我去勘察石油原产地和煤矿，它们均位于乌鲁木齐以南的山区。但大雪已开始降落，我被迫放弃前往考察位于天山更远地方的那些规模更大的矿藏区。

我同样也需要从医学观点上来略作介入，他未取得需要指出的任何重要成果。然而，我获悉在该地区有白喉和猩红热等流行病。汉人会诊断这种病，他们发现在猩红热犯病期间，日常进食是很危险的，所以病人在二三个星期内必须实行一种流食食谱。由于汉人对于牛奶有一种本能的反感，所以他们于此期间只喝一种小米汤。此外，在乌鲁木齐周围，也就是在南部3公里处，有一眼温泉，它涌出来的泉水水温可达28℃，这是一种带硫磺的矿泉水，土著人在患支气管炎和关节疼痛时便饮用它。

1907年12月12日，我将我的同伴们留在了乌鲁木齐，以等待兑换我们的钱币。根据伯希和的指示，我必须去考察位于玛纳斯（Manas）以北的诸遗址。这后一座城市（玛纳斯）位于乌鲁木齐以西130公里处。通向那里的道路处于沙漠中，而这时的沙漠已被大雪覆盖。路上是由1876年的回民起义（穆斯林暴动）造成的废墟，清朝廷将这次回民起义血腥镇压下去了。至于在俄文地图上指出的马轿子的遗址，它们都是由于缺水，而于1885年遭遗弃的一座城市的遗址或废墟。

我于12月24日返回乌鲁木齐，而我的同伴们于此时都已经离去。我未取道已经走过的直接赴吐鲁番的路，而是走上了沿天山北麓行进的古城之路。到达吉木萨尔之后，我又走上了骡子走的崎岖山路，它在博格达—乌拉（Bogda Ola）的重山峻岭之东穿过了此城。我于1908年1月6日在吐鲁番赶上了整个探险团。这次翻越天山使我了解到整个天山南北麓的面貌，所有的山脉均被大雪覆盖，甚至连森林也如此；在许多地点，我还可以辨认出牧场和成片高耸入云的杉木林。一旦越过了尧干—铁热克（Yoghan-Terek）达坂（海拔3400米），花岗岩石的山脉便完全裸露，那里唯有干燥的山岩。这种外貌一直持续到距吐鲁番有数公里远的地方，而吐鲁番则处于海平面之下50多米的地势。

我们一行共同于1908年1月6日离开吐鲁番，一直到达哈密（Hami或Qomoul），途经辟展、沼泽盆地七个井子、后窑的露天煤矿，那里的煤层有0.60~1米深。我们于1月24日到达哈密。

哈密是萨尔特人至今尚被其王公们统治的唯一一片领土。说实在的，萨尔特人更愿意由清朝政府直接管辖。事实上，小王公除了要求他们纳税之外，还要求他们服无休止的徭役，后窑矿就是以这种形式开采的。非常奇怪，其属民们模仿汉人的模式，与他的联系仅通过一名翻译来完成，翻译用萨尔特语重复恳求，王公的人同样也是用萨尔特语对他讲话。

1月28日，我们离开了哈密，到达了一直延伸到南山脚下的沙漠地区。我们于2月12日到达沙州绿洲时，才又遇到了耕地。唯有北山的最后余脉才打破了这条路上的单调气氛。在基本是中途路上的星星峡，便是我们能遇到的最后一个穆斯林麻札（圣斋，圣徒墓）。

在那里安歇的穆斯林圣徒们的墓葬的墓顶，覆盖以小树枝，朝觐人在树枝上拴挂了一些小布条。我们在那里测量到了（而且是在我们未感觉到的情况下）我们整个沿途中的最低温度（–36℃）。

我们的探险团终于要在沙州作较长时间的停留了，或者更应该说是下榻于千佛洞。该考古遗址曾由普热瓦尔斯基（Prjévalski）、博安（Bonin）、克烈特纳（Kreitner）等人提到过。穆斯林从未到过那里，虔诚的佛教徒们在这片高达40多米的山崖上开凿了数百个石窟，这些石窟内的壁画尚未遭到损坏。伯希和对它们作了一次全面的研究。所有这些壁画和装饰都应上溯到6—10世纪，其中的题识都被释读出来了。努埃特在那里拍摄了数百幅照片，每次都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才能在那些狭窄而照明又不好的过道中成功地拍摄。这些照片反映了伯希和希望得到的那些东西的意图。我同样也测绘了所有这些洞窟群的平面图。

但特别引起伯希和注意的地方，却是藏经洞。斯坦因曾于数月之前光顾那里，他不是取走了一大部分宝藏吗？尽管如此，当王道士为伯希和打开在四周不足3米的密室时，当他看到其中堆满了二三层厚的写本时，伯氏该是多少惊讶不已啊！那里既有卷子，又有单页文书。在整整3个星期内，伯希和置身于这个狭窄的洞子中，仅以一根普通的蜡烛照明，精心从事挑选。对于汉文之外的其他所有文字，他都根据其外表而作出决定；但对于汉文，他则根据文献的价值而作出分析。这并不仅仅是宗教经文，而且还有历史、地理、文学、经典、杂记、账目文书和写在平庸的宗教经文背面的札记。所有这一切都早于10世纪，正如在某些纸叶上记载的时间所证明的那样。事实上很可能是在西夏入侵期间（1035年），沙州地区处于极大的混乱之中，僧侣们感到面临着绝望的威胁，便匆匆忙忙地将他们的藏书和档案文献，密封在这个小洞中，又将该洞掩饰在一通石碑背后和壁画之下。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对它已经彻底遗忘了。王道士在1900年修缮该佛堂时，意外地发现了这批宝藏。在经过与王道士的艰难谈判之后，伯希和成功地获得了他从中选择出来的东西。今天，所有这些文献均收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

在我们于沙州逗留期间，我测绘了沙州的多条路线，以便绘制那里的一幅平面图；我还在位于南部的山区测绘了道路，以划定以其名称命名的绿洲中的那些重要沙丘。来自安西的道路沿途那完全干旱的岩石山脉，均呈东—西走向。它们逐渐上升，直至沙州附近，那里的“三危山”从近500米高处俯瞰整个大平原。在山脚下，便是一条小溪流过的河谷，其左岸矗立着千佛洞崖壁。山颠一线从此山开始，向西南方向倾斜。大量黄沙都倚大山的这部分而堆积成巨大沙丘。

这些沙丘的基础是被卷扬起来的鹅卵石组成的高地。其西部以沙州河为界，该河从夹在大山之间的河谷流出后，又沿沙丘而流动20公里左右。在绿洲的边缘上，该河便离开了沙丘地，取道一个明显是朝北的方向。在其流程的这部分，150米高的沙丘居高临下地俯瞰着河流。

黄沙沙丘的这种构层，约有15公里厚；那些呈弯曲和平缓形状的流动沙岭，有300米高。一些宽而深的丘壑把它们分隔开了。即使是从一个最高点来看，这些丘壑也并非始终都呈现出此种平行状态或那种转向主风向的突出高丘之外貌，而后一类似外貌的形成均应归于同样性质的风力之作用。最常见的方向似乎都大致朝东北—西南方，但远远不是一种基本观测。一堆沙丘可能要受各种作用力的支配，或者是由于风速的季节性变化，或者由于沙丘黄沙数量巨大而造成的气流滚动。在4月间，风暴来自蒙古地区；在秋季，风暴则来自罗布淖尔（Lob-Nor，罗布泊）。这后一片大沙漠则很容易提供形成如此地貌的诸因素。黄沙在风力吹动下，倚这些大山而止。这些沙丘由崇山峻岭（三危山为其组成部分）保护，抵御来自蒙古的大风，而得以在原地停留下来，并且逐渐地增高，最后形成高度近300米的大沙丘。它们于是便对逆风施加了影响，这也可能正是其形状很少有规则的原因。

这些沙丘对于沙州河的流程施加了影响。位于绿洲东部的沼泽洼地，过去应该是由该河的一个支流直接供水。与沙丘处于同一高度的崖壁，最终消逝在黄沙中了。由此便可以证明，在一个较近期的时代，该河之水尚从绿洲以南流过，而它现在却由北向南地流过绿洲。

然而，这种形成物并非像人们受误导而相信的那样流动。这些沙山的基本轮廓不可能发生过巨大变化，至少在有史可查的时代是这样的。月牙泉这片湖水便可以证明这种轻微的变化程度。这个小湖泊位于沙州以南5公里的地方，处于一个叫作西宁州县的村庄附近的沙丘中。其北部以一个60米高的沙丘为界，南部则是一个高达200多米的沙丘，西部有一条50多米的沙带将南北沙丘连成一体。东部则有一条开阔的通道，只有数步高的小沙堆。为了前往小湖，人们沿一条距该低洼地有40米远的沙丘行走。当人们到达那里时，便会惊讶地发现，于其左岸和位于这些寸草不生的沙岭山脚下，却有一丛绿色植物，从其中露出了一座塔的塔脊、一个长250米和宽度最多为50米的小池塘。池中的水清澈见底，碧波透亮，人们可以在那里钓到小鱼。水生植物覆盖了整个水面，其深度约为5~6米。伯希和在千佛洞的那些可以上溯到查理大帝（Charlemagne）时代的汉文写本中，发现了对该湖址的一种描述，它与我刚才提供的描述完全吻合。我非常诧异地发现，一种同样典型的形式，也经过岁月的长河而被保存在一种经常移动的地表的构成物之中了。位于本处西部3公里处的一条河流再度涌出，其源泉应归于一眼泉水。它经过沙漠而在鹅卵石中流动，并由此而保持了其固定的水位。中国人为解释这种不变性，绝不会感到有任何迷茫之处：水的反作用力会固沙。季节性的大风和由大山提供的防御力，可能均属于促成这种稳定性的诸因素之列。

中国人也称这些沙丘为“鸣沙”。有一天，在气温很高的时候，我穿过了这些沙丘，确实多次听到了并非是一首歌的歌声，而是类似人们在敲击塔钟时发出的那种声音，陪同我的小伙子（djiguite）也听到了。仿佛是从沙丘顶峰掉下的巨大金属片发出的声音。我不敢冒昧地对此妄作揣测，而仅限于指出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