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与凝望：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及其当代性

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

□贺桂梅

在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与历史叙述之间，似乎存在着引人注目的悖反。作为中国文学“最年轻”的学科方向、与新中国同龄的当代文学，却拥有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最多产的文学史写作实践。有统计材料显示，至1999年，已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就有60部之多。这样算起来，在当代文学60年中产出的文学史总数，比其自身的“年岁”还要大。尽管人们常常会指责其中的许多著作大同小异缺乏新意，不过，文学史著作数量的庞大却足以说明当代文学与历史叙述之间的紧密关系。事实上，将文学的“当代性”与历史叙述对立起来，源于那种似是而非的“常识”，即所谓“当代事，不成史”，而人们常常忘记的是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应该说，所谓“当代性”常常是经由历史叙述而确立的。因此，文学史叙述常常就是当代文学建构的内在构成部分。

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内涵在其展开的60年时间中并不是统一的，而经历了明显的裂变。如果说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最先导源于上世纪40-50年代转折的话，那么经历70-80年代转型的新时期文学，相对于50-70年代文学，则形成了新的文学规范和历史意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当“60年”被作为一个统一的时间单位提出来时，它并不意味着一个毫无内容的空洞的时间尺度。这主要因为，我们关于“当代”、“当下”的理解，事实上无论相对于50-60年代还是80-90年代都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目前的知识界，已有许多关于“30年”与“60年”关系的讨论，这些讨论立足于新世纪中国在全球格局中位置的变化而出现的关于“中国崛起”、“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分析中。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应当成为我们重新理解当代文学之“当代性”的历史契机。

最早的当代文学史出现在1959年新中国建国10周年时。在“大跃进”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氛围中，关于“当代文学”建构的核心问题，已不再是苏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范是否适合于中国，而变成了如何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与理论体系。在当时的高校教育改革中，由年轻学生和教师采取突击式的集体写作方式来完成对文学历史的重写，变成了一种全国性热潮。华中师范学院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1962年）和山东大学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49-1959）》（1960年），就出现在这一热潮中。不过，这两本当代文学史与其它时段的文学史写作有些不同。首先是在写法上，它并没有特别突出两条路线斗争作为历史叙述的线索，而是依据文艺运动和创作成就两方面，对建国不同时段的文艺状况进行全面的介绍和描述，带有很强的“成果展示”的色彩。另外，这两本文学史并没有产生如同北京大学完成的《中国文学史》和复旦大学完成的《中国现代文艺思想斗争史》那样重要的社会影响。

真正完善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同时也是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的时间，在70-80年代之交的转型期。“文革”结束后，当代文学开始了快速的、似乎是期待已久的学科化过程。1978年，“当代文学”被确立为一门新的学科方向。很短的时间内，便出现了多部被全国各大学教学采用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几部有：22院校以“民间”协作的形式编写、由福建人民出版社的出版《中国当代文学史》（1980年5月），北京大学当代文学教研室张钟等五位教师编写、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文学概观》（1980年7月），“教育部委托编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1980年12月），华中师范学院在1962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的基础上重编、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1983年9月）等。这些文学史基本延续了50年代后期形成的叙述体例，但一个重要变化，是在如何评价建国后的历次批判运动，尤其是“反右运动”和“文革”，相应地如何评价50-60年代受到批判的文学作品。这一变化大致可以概括为“拨乱反正”，即肯定十七年文学的“优良传统”，批判“文革”与历次激进文艺运动，“重新拨正了当代文学发展的航向”。这种变化使得“当代文学”的性质与内涵也发生了转移。这些当代文学史普遍缩减了“文艺运动”所占的篇幅，去掉了“群众文艺”部分，把主要内容放在关于作家作品的介绍和分析上。“当代文学”的内涵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地回缩到“五四”新文学式的精英主义的国民/作家文学，而不再是涵盖广泛的工农兵为主体的“大众文艺”。(www.xing528.com)

但文学史写作的这种变化，与新时期文学实践自身的变化相比，可谓“大巫见小巫”。“新时期”文学创作与批评实践早就越出了“拨乱反正”的轨道，而在不断地“突破禁区”和“回到文学自身”的强烈冲动下，形成了新的文学规范和实践。这种新的“当代性”内涵，常常由“人性”、“文学性”、“现代化”、“纯文学”等关键词构成。这与当代文学史以“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等作为主导叙述范式的评价体系，形成了越来越明显的裂缝甚至反差，也使得当代文学史并未回应新时期文学实践而呈现明显的“滞后”性。最早对这一历史错位作出反应的文学史实践，是1986年北京大学出版的《当代中国文学概观》。这个在1980年版本基础上完成的修订版，颇为详尽地纳入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实践，并突出地强调“新时期文学”相对于“十七年文学”发生的转变和新质。于是，两种“当代性”规范的并存，使得这本文学史事实上被拦腰截成了两段。

这种新的当代性规范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主导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中，得到了更为明确而直接的表达。其代表性的叙述形态是以“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为标志的“新文学”整体观。“新文学”指称着“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文学形态，强调的是相对于“旧文学”（包括古典文学与晚清文学）的现代性内涵。而50年代后期作为对称概念出现的“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则强调的是新文学内部的差异和冲突，突出的是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当代文学对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学”的现代文学的超越。这也正是50-70年代的当代文学之“当代性”所在。重提“新文学”的整体性，就意味着以“现代性”取消“当代性”，以此对抗并试图摆脱由“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范畴所代表的学科话语与叙述体例。这也正是“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历史诉求。这一重写的思路同样被实践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如黄子平、吴亮等提出的当代文学的“宏观研究”，季红真将新时期小说的主题概括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孟悦在《历史与叙述》中将新时期描述为“铁屋子再次开裂的故事”等，事实上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呼应着“新文学”整体观。

不过，以新的“当代性”完成对当代文学史的重写，直到90年代才得到完善。90年代后期，出版市场上出现了文学史教材编写的新一轮热潮。这些教材在大致延续80年代初期完善的叙述体例的同时，对作家作品的选择和评价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重写”思潮的影响，因此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混杂”两种当代性评价体系的特征。将“重写当代史”推向极致的典范之作，是1999年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这部定位为“由文学作品为主体构成的感性文学史”，其突出特点表现在依照新的当代性规范重构了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序列。这本文学史首先侧重重读当代经典、从文学文本内部挖掘“多层面”声音。即使是那些主流文学作品，也隐含了诸如“道魔斗法”、“一女三男的喜剧模式”等情节结构方式，以及经由“落后人物和反面人物”而对“民间的趣味和愿望”的曲折表达。这本文学史同时以“潜在写作”这个范畴，突出了那些在当时不能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这种对经典文本内涵的重新阐释和对“另类”经典文本的挖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50-70年代文学的整体面貌，使得这段一贯被人们视为单调、一体化的文学时期，呈现出较为丰富的图景。

从50年代后期当代文学史叙述体例的出现及其在70-80年代之交的完善，到80-90年代新的文学规范对它的“重写”，显示的是当代文学两种“当代性”之间紧张的冲突关系。事实上，这两者在建构文学史叙述时，采取的是同样的历史态度，即在依照特定文学规范完成对文学史料的筛选和价值评判时，并没有把文学规范（以及与此相关的写作者自身的“当代性”立场）作为历史叙述的对象。价值判断与历史叙述的重叠使得这种历史书写事实上也是在“遮蔽历史”，因为它无法看见叙述者的“眼镜”之外的文学历史。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同是1999年出版的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格外值得关注。这本文学史既没有重复50年代后期形成的史学模式，如80年代初期的那些当代文学史；也没有用一套新的叙述体例替代它，如《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而是在保留既有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畴如“当代文学”、“题材”等的同时，探寻这些概念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得以形成的逻辑，及它们规范和建构的特殊文学形态的历史发展脉络。当代文学的历史线索，某种程度上被描述为两种规范的对话关系，即“‘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这种方法被作者称为“清理”或“内部研究”的方法。当代文学的价值判断和历史叙述因此得以区分开来：这部文学史不仅书写了“当代文学”的具体规范，即文学对象的形态特征及其演化脉络，同时也书写了这种规范得以出现的历史环境与条件及其发生的转换。这种历史眼光和书写角度，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史》超越了一般当代文学史常有的那种非此即彼的叙述模式。不过，这种“超越”也有不彻底的地方。关键在于那个“外部”视角与80年代“重写”思潮间的暧昧亲缘关系，使得这本以“历史感”著称的文学史著作，在深入地勾勒出50-70年代文学规范的历史轮廓时，对80年代以来的文学史叙述未能达到同样的深度。

可以说，当代文学史叙述的关键问题始终在于两种“当代性”的内在冲突。这使得当代文学60年的历史叙述常常看起来更像两个30年相加或交战。如何在重构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内涵的同时，形成更具包容性的历史叙述，或许正是新世纪语境下当代文学史写作面临的重要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