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简史：教父哲学的基本倾向

第一节　教父哲学的基本倾向

《圣经》和哲学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与希腊哲学相结合而形成基督教哲学，其秘密在《圣经》与希腊哲学的可比性。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的《圣经》包括犹太教的经典《旧约》和记载耶稣基督及其使徒言行的《新约》。早在基督教诞生之前，一些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犹太人已经有意识地用希腊哲学语言解释《旧约》；至于在希腊化地区成书的《新约》，其作者不可避免地使用一些希腊哲学概念，表明了对希腊哲学的态度。

《旧约》树立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唯一的神——耶和华的形象。耶和华虽然有人格，但却不与人同形同性。他始终在隐蔽处与人交谈。当犹太教的创始者摩西问他的姓名时，耶和华说了一句富有哲理的话：“我是我所是（I am who Iam）。”“是者”即希腊哲学所致力认识的对象。希腊哲学也反对人神同形同性论，反对偶像崇拜，把最高的、唯一的原则或实体称为神。不过，希腊哲学中的神是“理神”，是理性的化身；而《旧约》里的耶和华是人的理性不能认识的。正如《诗篇》所说：“耶和华啊！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何其深！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¹⁾这种与希腊哲学格格不入的反理智主义态度也反映在《新约》里。从《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三部“同观福音书”的记载来看，耶稣传教的对象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他强烈反对垄断知识的法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所表达的全新的宗教观念和伦理观念毫无希腊化的痕迹。

基督教在希腊化地区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包括哲学在内的希腊文化的影响，《新约》使徒书信的作者自觉不自觉地采用了希腊哲学的一些概念，如“逻各斯”、“精神”、“智慧”、“心灵”、“实践智慧”、“灵魂”和“肉体”、“种子”等等，来表达基督教义，从而为基督教和希腊哲学的比较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在基督教与犹太教分离，并向希腊化地区传播的进程中起决定作用的人是保罗。保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²⁾。另一方面，他在希腊化地区受到良好教育，兼有犹太教徒和罗马公民的双重身份。这一特殊身份使他比其他使徒都更敏感地觉察到基督教和希腊哲学的异同。保罗在传教时遭到希腊化知识分子的攻击，他对此做出的强烈反应是：

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辩士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³⁾

他还警告信徒们不要让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现世的哲学，就把你们掳去”⁽⁴⁾。这些话承袭了耶稣基督在传教时的反理智主义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保罗并不认为基督教和希腊哲学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保罗在希腊中心雅典传教时，曾与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哲学家辩论。他说：

雅典人，我看你们在宗教事务上异常谨慎。我四处查看你们崇拜的对象。我注意到一座神坛，上面刻写着“未识之神”。你们崇拜但又不认识的，正是我现在要宣扬的。⁽⁵⁾

保罗抓住了希腊哲学理神论的一个缺陷：非人格的神缺乏宗教信仰所需要的感性特征，人不能崇拜他无法感知的“未识之神”。他进而宣称，希腊人不能认识的神就是他致力于宣扬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和“宣扬你们崇拜但又不认识的神”这两句话，反映出保罗对希腊哲学两种不同态度。基督教一开始就注定要处于与希腊哲学既相反对，又相联结的关系之中。基督教哲学始终贯穿着这一矛盾。

《约翰福音》是四部福音书中成书最晚、哲理最强的一部。它在开篇就显示出与前三部“同观福音书”的不同之处：后者都以记述耶稣的家世为开端，前者却抛弃历史记载与凡人的常识观念，对耶稣和上帝的关系做了理论阐释。这就是著名的“道成肉身”的学说：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万物是凭着他造的。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

恩典和真理都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⁶⁾

“道”即希腊文“逻各斯”的意译。我们知道，在希腊哲学，尤其在斯多亚派学说里，“逻各斯”与“神”是同义词，并且，“逻各斯”又是精神、气息，可以具有一定的形状、形象。后期斯多亚派也把希腊罗马宗教的神说成“逻各斯”的化身。《约翰福音》不是哲学论文，其作者也不是哲学家，但他把耶稣当作“逻各斯”的化身，将“逻各斯”与上帝同一，这就为人通过理性（“逻各斯”）来认识上帝、解释教义开辟了道路。所以，现代神学家哈纳克（A. Hanack）说：“基督教学说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发生于公元2世纪开端，在基督教使徒们揭示出‘道是耶稣基督’的等同关系之时。”⁽⁷⁾我们也可以说，“道”的概念引入基督教义是基督教哲学史的重要事件。

教父的思想倾向

早期基督教包括使徒时期（公元1世纪）和教父时期（公元2—6世纪）。基督教在教父时期经过经文规范化、组织制度化、信仰正统化的大一统过程，成立了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公教会。公教会（Catholic）这一名称具有“普遍”或“大一统”之义。教父是基督教实现大一统过程中教义的捍卫者、教规的制定者和公教会的组织者。被称作教父的基督徒一般应具备四个条件：遵循正统学说，过圣洁生活，被教会所册封，生活在基督教早期（主要集中在2—6世纪）。按使用语言的不同，教父被划分为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两类教父各有四大博士，他们是：希腊教父纳西盎的格列高里、巴兹尔、约翰·克里索斯顿和阿塔纳修斯；拉丁教父安布罗斯、哲罗姆、奥古斯丁和大格里高利。

教父都是神学家，大都没有完整的哲学理论，人们一般也不称他们为哲学家。但是教父在创立神学理论时，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他们所知的哲学思想，或排斥哲学，或求同存异，或改造利用。哲学史家把教父著作包含的哲学因素，如他们提出的哲学问题、使用的哲学概念和思辨推理等抽取出来，概括为教父哲学。希腊教父中的格列高里、巴兹尔，拉丁教父中的奥古斯丁在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早期教父大多为护教士。从现存的护教辞来看，他们的辩护主要针对罗马统治者的政治迫害和思想偏见以及内部异端这样两个目标。早期基督教的传播是血与火的历史。罗马统治者在长达三百年时间里实行镇压基督教的政策，全国性大迫害有十次，在尼禄、德修斯、戴克里先和朱利安等皇帝执政期间尤为酷烈。即使被视为最明智的皇帝马可·奥勒留也实行不宽容政策。奥勒留和朱利安分别信奉斯多亚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他们及其他皇帝的政治迫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希腊哲学家的文化歧视。后者视基督教为无知狂热的群氓，指责基督教义荒诞不经、亵渎神灵、背离理性。一些哲学家还著书反驳基督教，其中著名者有塞尔修斯（Celsius）于179年写就的《真逻各斯》、波菲利反基督教的论著等。

护教士的另一个目标是捍卫正统教义，谴责内部异端。“正统”（orthodoxy）的意思是“正确的信仰”。护教士深信，只有依靠正确的信仰才能得救。错误的信仰使一切礼仪崇拜丧失意义；正确的信仰只有一个，违反它就是异端。在争夺正统的斗争中，教父赢得了与使徒教导乃至《圣经》教义一以贯之的合法权威。在被护教士所谴责的形形色色的异端中间，诺斯替派（Gnostics）是正统的大敌。这一名称是希腊文gnosis（知识）的音译，该派主张通过神秘的知识，即无法言传的宗教体验得救。它的主张广泛吸收了新柏拉图主义的神秘主义、多神谱系、世界图式和巫术迷信，吸引了不少基督徒的信任。护教士反驳诺斯替派的斗争不可避免地与希腊哲学发生冲突。

护教士在与希腊哲学家遭遇时，往往开展“名分之争”，论证基督教才是真正的哲学，希腊人的哲学只是片面的或错误的哲学。把基督教纳入哲学的领域，这是基督教哲学诞生的一个重要标志。教父对待希腊哲学的态度有两种：一是理性辩护主义，即，利用希腊哲学为基督教义辩护；一为反理性的信仰主义，这是把基督教信仰与希腊人的理性完全对立起来的立场。(www.xing528.com)

理性辩护主义

早期护教士利用基督教义与希腊哲学的相似之处为基督教的权利辩护，同时进一步指出基督教高于希腊哲学的优越之处，论证基督教是真正的哲学。被人称为“基督教哲学真正的第一个开端”的护教士查士丁（Justin，100—165年）首先提出了“基督教哲学”的概念。⁽⁸⁾在《与蒂尔弗的对话》中，他谈到皈依基督教就是成为真正的哲学家。他始终认为哲学的真正使命是探求神圣的真理。他先后向斯多亚派、逍遥派、毕达哥拉斯派和柏拉图主义者请教，都未能得到令他满意的答案，最后终于在一位基督教长老的启发之下，领悟了基督教就是自己寻觅已久的神圣真理。他的结论是：“我发现只有这个哲学才是可靠、有益的，我因此而成为哲学家。”⁽⁹⁾

除了现身说法之外，查士丁还从理论上论证基督教是高于希腊哲学的哲学。他说，圣道就是基督，但在基督降生之前，圣道之光已经部分地照亮了希腊人的心灵，希腊哲学是上帝赐予的礼物。苏格拉底之所以看出希腊宗教所崇拜的神是虚假的，正是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上帝。斯多亚派的“逻各斯”概念是对圣道的比喻。在此意义上，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基督徒。圣道之光同时还以另一种方式在希腊以外的地区传播。犹太先知更早、更全面地接受了这份礼物，“摩西是第一个先知，比任何希腊著者都要早得多”，“柏拉图的创世说是从摩西那里学来的”。⁽¹⁰⁾基督教虽晚于犹太教和希腊哲学，但来自耶稣的真传，而耶稣又是圣道的化身，因而基督教比其他任何哲学都更全面、更真实地接受了圣道。或者说，基督教包含着其他哲学以不充分方式认识的因素。根据这些道理，查士丁不无自豪地对身属斯多亚学派的罗马皇帝奥勒留宣称：“一切被人们正确说出的东西，都是我们基督徒的财产。”⁽¹¹⁾

公元3—4世纪基督教神学中心在亚历山大城，该地的希腊教父克莱门特（Clement，153—217年）认为，希腊哲学来自以东方宗教为代表的智慧，两者最后汇入基督教所代表的最高智慧。他在《规劝异教徒》的辩护辞中以丰富的历史资料说明，古代犹太人、巴比伦人、埃及人和印度人的智慧融会贯通，必有共同来源，这就是上帝的启示。他又指出，希腊人并无承袭天启的幸运，只能窃取东方人的智慧，希腊哲学只是二手货。但是，他并不把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对立起来。他有这样的评价：“在（希腊）哲学里虽然只有如同普罗米修斯窃取的火种那样微弱的光芒，但也能燃成显示上帝智慧和力量的大火。”⁽¹²⁾他的《杂文集》保留了希腊哲学的残篇，着眼点在于表明东方神秘智慧、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之间源远流长的关系。

克莱门特并不笼统地使用“哲学”这一概念，“哲学”往往特指希腊哲学，而东方智慧和基督教则被称作“智慧”。希腊文的“哲学”本是“爱智慧”之意，但克莱门特却只把哲学当作知识的总汇。哲学虽然是一切学问的“主妇”，但“智慧就是哲学的女王”⁽¹³⁾。中世纪的神学家后来用“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的说法来概括这种哲学观。

拉丁护教士拉克坦修（Lactantius，260—330年）同样关心基督教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智慧）和特殊意义上的哲学（希腊哲学）之间的联系。他在致君士坦丁大帝的辩护书《神圣的原理》的开头宣称，真正的智慧与真正的宗教是同一的。他试图让读者相信，希腊、罗马人的宗教和智慧相分离，基督教达到了两者的同一。他说：

在哲学和宗教体系相分离的情况下，从有智慧的教授那里学不到关于神的道理，从宗教祭司那里学不到智慧，这就表明一个不是真正的智慧，另一个不是真正的宗教，……但两者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时，必然是真正的智慧和宗教。

他承认希腊哲学家已经达到了人类智慧的顶峰，但他们缺乏宗教信仰，企图依靠自己的智慧寻求知识，结果无不走入迷途。苏格拉底早已知道人不能达到真正的知识，后来的怀疑论者又使各种猜测破灭，在知识和猜测这两大方式破灭之后，人类的智慧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拉克坦修接着指出，基督教融智慧与宗教于一体“，在智慧中崇拜，用实际活动成全我们的知识”⁽¹⁴⁾。这样，就能以确定的理智取代怀疑精神，用宗教实践代替贫乏虚伪的道德说教。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智慧和宗教，那么可以在原则上承认基督教是真正的哲学。拉克坦修虽然没有明确地引申出这一结论，但已经指明了基督教哲学取代希腊哲学的趋势。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不知君士坦丁是否读过他的上书，但无论如何《，神圣的原理》已从理论上宣布了基督教统治时代的开始，从查士丁到拉克坦修的护教士们完成了历史的使命。

信仰主义

面对罗马统治者的政治迫害和哲学家的文化歧视，一些护教士引用《圣经》中反理智主义和反理性骄傲的经文，得出了反理性、反哲学的极端信仰主义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只是反对希腊哲学，而是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哲学；不只是与哲学比高下，而是突显信仰与哲学的对立。

第一个拉丁教父德尔图良（Tertullian，145—220年）以激烈的言辞表达了反哲学的倾向。在他看来，希腊哲学就是哲学一般，哲学就是异教徒的智慧，哲学家比其他异教徒对基督教更危险。他在《辩护篇》中向统治者建议，应该把公开摒弃宗教崇拜的哲学家与虔诚信神的基督徒交换地位，用迫害基督徒的方法对待哲学家才是公正的。他愤愤不平地说：“这些人没有被送去喂野兽，其实完全应该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哲学家而不是基督徒。”哲学家和基督徒虽然都反对罗马宗教崇拜，但哲学家出于不敬神的态度反对罗马宗教，基督徒则出于对真正的神的虔诚态度反对罗马宗教，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基督徒和哲学家之间哪有什么相似之处呢？在希腊人的信徒和上帝的信徒之间，在追求名声的人和追求生活的人之间，在言说者和行动者之间，在建设者和摧毁者之间，在朋友和敌人之间，在真理的败坏者和保卫、传授者之间，在真理的统领和囚徒之间难道有什么相似之处吗？⁽¹⁵⁾

如果说，这些话仅仅表达了哲学与基督教之间的笼统分歧，那么，《反异教的信条》一书就详细地论述了反哲学的理由。首先，哲学是“人和魔鬼的学说”，“哲学的素材是现世的智慧，是对自然和上帝旨意的草率解释”。其次，“异端是哲学教唆出来的”。比如，诺斯替派创始者瓦伦提诺属于柏拉图学派，另一异端领袖马谢安出身于斯多亚派，伊壁鸠鲁否认灵魂不朽，所有的哲学家都不相信尸身复活，斯多亚派的芝诺将神等同于物质，一切崇拜火的异教都与赫拉克利特有关。再次，哲学的理性推理方法是错误的途径。他嘲笑说：

不幸的亚里士多德，他为这些人发明了辩证法，即上溯下推的艺术，真命题含糊其辞，猜测远不可及，论证太苛刻，极易产生争议，以致迷惑了自己。它包含一切，但事实上什么也没有解决。⁽¹⁶⁾

值得注意的是，德尔图良所反对的是哲学，而不仅仅是希腊哲学。他并未像其他护教士那样提倡希腊哲学之外的“野蛮人哲学”或基督教哲学。他毫不含糊地排除了基督教与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让斯多亚派、柏拉图、辩证法与基督教相混合的杂种滚开吧！我们在有了耶稣基督以后不再需要奇谈怪论，在欣赏了福音书之后不再需要探究。”⁽¹⁷⁾

“不需要探究”表达的是一种极端的信仰主义立场。德尔图良甚至反对进一步理解和解释信仰。在《论基督肉身》一文中，针对那些为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感到惶恐的信徒，他说：

上帝之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不感到羞耻，因为人必须为之羞耻。上帝之子死了，这是完全可信的，因为这是荒谬。他被埋葬又复活了，这一事实是确定的，因为它是不可能的。⁽¹⁸⁾

这些话后来被概括为“惟其不可能，我才相信”的口号，用以排拒对信仰进行理性辩护和论证。

德尔图良最后脱离了正统教会而加入异端，这不是偶然的。教会最后采取的是理性辩护主义的立场，而不是德尔图良的极端信仰主义的主张。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充分表达了这种理性辩护主义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