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社会主义与民主

合理使用资产阶级人才无疑是社会主义政权感到最最困难的问题，而断言这个问题将成功地解决要有一定的乐观主义精神。但是，这主要并非由于问题内在的困难，困难在于社会主义者必须承认问题的重要性和以合理的心理状态去面对它。上边提到的关于资本家阶级的本性和职能的教义本身就是强烈憎恶这样做的征兆，而且可以把它看做是拒绝这样做的心理和技术准备。这是不必惊奇的。个别社会主义者，不管他是自由作家还是党的领导人，或者是公务人员，都天真地但自然地把社会主义的来到看做他掌握政权的同义语。对他来说，社会主义化意味着“我们”准备去接管。撤换现在的经理人员是这出戏的重要也许是最为重要部分。我承认，在与好斗的社会主义者交谈中，我常常感到怀疑，如果社会主义政权由另外一些人治理，不论在其他方面管理得如何完善，他们中某些人甚至大多数人是不是真正胜任者。我必须立即加上一句：另外一些人的态度是无可指责的。⁽⁵⁾

问题本身的解决，首先要求允许资产阶级人才去做他的才能与传统有资格做的工作，因而选择经理人选采用的方法要以胜任为原则，不可歧视以前的资产阶级人士。这样的方法是可以设想的，有些方法甚至比大公司时期运用的资本主义方法更好。但是被允许做他的工作所涉及之事比任命给他一个适当位置范围更大。当被这样任命时，他必须被授予他职责范围内行动的自由。这就引起经济生活官僚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构成许许多多反社会主义说教的主题。

我这个人不能想象，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社会主义组织能采取不是一种庞大而包罗万象的官僚机构的任何形式。我能够想象的每一种其他可能形式必将招致失败和垮台。但肯定地说，这种形式不会使那些了解经济生活——甚至一般生活——的官僚化已经走得多远的人和那些懂得如何理清环绕这个主题的闲言碎语的人感到惊恐。如对“垄断”的情况一般，这些闲言碎语有许多牢牢印在我们的心中，它们有它们的历史根源。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断言自己主要是通过与由君主制官僚机构代表和执行的封建权力进行斗争而崭露头角的。使商人和制造商感到烦恼和受愚蠢干预的大部分事情，在资本家阶级的集体思想里是与官僚机构或文官机关有联系。这样的联系是长期不会泯灭的事情；这件特定的事情证明已如此深入人心，以致甚至社会主义者本身也害怕这件令人头痛的事情，并时常一反常态，向我们保证，在他们计划中首先要根除的就是官僚政权。⁽⁶⁾

在下一篇中我们将能看到，官僚政治对民主政体不是阻碍，而是不可避免的补充。同样，官僚政治对现代经济发展也是不可避免的补充，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它比任何时候更为重要。但认识全盘官僚化的不可避免性并不能解决由官僚化引起的问题，不妨利用这个机会说明困难的内容。

消灭我们专门强调的利润和亏损动机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此外，感觉到必须为自己的错误支付自己钱财的责任心无论如何正在消逝（虽然消逝得不像一相情愿思想叫我们相信那么快），而存在于大规模公司中的那种责任心无疑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重新出现（见下文）。官僚机构或文官制度特有的选择领导人的方法；不一定像有人常说的那样缺乏效率。文官制度的任命和晋升的规则并非没有可观的合理性。这些规则有时在实践中做得比在纸上表明的还要好：特别是机关里对某人的共同意见，如果得到适当的重视，的确对有才干的人有利——至少对某一类型有才干的人有利。⁽⁷⁾

另一个问题要重要得多。官僚主义经营企业的方法以及这种方法散布的精神气氛，无疑常常对最积极的人施加消极的影响。这点主要由于官僚机器中固有的调和个人积极性与机器运行机制的困难。这部官僚机器生产的东西常常很少鼓舞人的积极性，更多的是窒息人的积极性的邪恶企图。因为这样，结果会产生令人感到挫败和空虚的感觉，它转过来又引导出对别人努力作摧残性批评的心理习惯。当然事情不一定是这样；许多官僚更加熟悉他们的工作从而提高效率。可是避免消极作用是困难的，没有克服消极面的简单药方。

但是，把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安插在机器的适当位置上并改造他们的工作习惯并不困难。我们以后会了解，至少在社会主义化条件完全成熟的时候，精神上接受事物的社会主义秩序，思想上把忠诚转向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是可能满足的，自然不需要政治委员来遇事掣肘和动辄申斥。那时为了取得前资产阶级分子的最好表现，只要合理对待他们，正像对待任何别种出身的经理人员一样，不需要其他任何东西。所谓合理对待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早已由某些社会主义权威人士十分理智和十分心平气和地作过回答，这里只要对几个重点作极为简略的评述就够了。

我们最好从一开始就承认，完全信赖纯粹的利他主义的责任感就和全盘否定它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一样，是不现实的。即使为与责任感同类的各种不同情操（如从工作和指导中获得的满足感）留出充分余地，某种酬劳制度，至少如社会重视和社会威望这种形式的酬劳制度，大致上可以证明有良好效果。一方面，普通的经验告诉我们，很难发现一个男人或女人，不管有多么高尚的胸怀，他或她的利他主义或责任感能够完全不沾那种一己利益（或者你愿意这么说），能够完全不沾他或她为突出自己的虚荣心或愿望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构成这种感情上常常很明显的事实基础的态度，显然有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深的根源，它属于任何社会集团内的生活逻辑。所以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害人虫侵染他们的灵魂扭曲他们的“自然”本性这些话来对付这个事实。但对待这种类型的个人自我主义，以便利用它为社会服务是很容易的。而社会主义社会处于这样做的特殊有利地位。(www.xing528.com)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个人表现的社会重视或社会声望带有强烈的经济内涵，因为根据资本主义标准，金钱收益是成功的典型标志，又因为大多数构成社会声望的东西——特别是所有经济利益中最微妙的东西：社会身份——必须购买而得。这种私人财富的声望和特殊价值当然一直得到经济学家的承认。并无极好预见能力或洞察才能的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看到这一点。很清楚，在促使非凡表现的刺激物中，这是最重要的一种。

第二篇中业已指出，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倾向于削弱其他动机同时削弱冀望财富的动机。因而社会主义对现在形成最高阶层的人们的生命价值，不需像100年前那样作差不多郑重的估价。此外，声望动机比任何其他动机更能用简单的改变条件的方法塑造出来：有重大成就的人可以用允许他们在裤上钉上一分钱硬币那么大的徽章的特权——如果用隆重的节约方法授予——可以想象将使他们满足得像一年收入一百万。这不是不合理的。因为，假定这一枚徽章足以深深影响环境，使周围的人对裤上别徽章者另眼相看，它给予他许多好处，为了这些好处，正是他目前珍视一年一百万的缘故。这个论点没提到这样的事实，那就是这种做法不过是恢复过去曾广泛使用、并取得良好效果的一种手段。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托洛茨基本人接受过红旗勋章。

至于实际收入的优待，首先应该看到，这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对待现有社会人才问题，与刺激积极性完全是两码事。正如赛跑的马和角斗的牛都得到人们衷心感激的注意，如果把这种感情给予每一匹马和每一头牛，那是既不合理、也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要使经济合理性的规则普遍施行的话，必须对作出非凡成绩者给予优待。当然可以不这样做，社会可以选择实施排除这种做法并拒绝像他们看待机器一样地看待人的理想。经济学家对此有权利说的只是：社会不应该一意孤行而不顾这样的事实，即这些理想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一点相当重要。许多高得足以引起非难的收入给予收受者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包括社会身份和免受小麻烦侵扰——并没有超过让他们保持适合于干他们在干的工作的程度。

只要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就能同时解决（至少部分解决）提供纯经济刺激问题。但是我想，社会主义社会一定会大大超过由赛跑的马和机器强加的界限，取得巨大的收益，这又是推理力问题。这样做的理由又一次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对行为的观察，另一方面来自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明。资本主义未能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社会可以从优待人才上获益的主张是资本主义条件的产物。这个主张是社会上进行有价值努力的推进器。倘若这个主张被否定，那么所有的满足机会和效果就要比它们原来可以达到的小了，虽然不可能说出小了多少。虽然当社会主义接管后，经济过程越稳定，这个要素的重要性就越小。

这样说并非意指，为了对这种刺激作用的可能性作公正的评价，名义收入必须达到现在这样的高度。在目前，收入包括税收、储蓄等等。这些项目的消失本身就足以剧烈降低名义收入的数字，这点是我们时代小资产阶级心理很不愿意的。此外，我们已经知道，高收入阶层的人们越来越受到较简朴思想的熏陶，事实上他们正失去大部分（声望动机以外的）希望保持过去支持他们过豪华生活那种开支的收入水平的动机；到可以预期社会主义即将成功时，他们的思想将更加谦虚。

很自然，经济上的法利赛人还会因神圣的恐怖而举起双手。为了他们的利益，我请求指出，慰抚他们顾虑的办法早就准备停当。这些办法出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但在俄国有巨大的发展。它本质上等于是支付实物结合大方地供给现金，总起来被认为是适当履行某项任务的代价。在大多数国家里，高级官员的薪给是很微薄的，常常低到不合理程度，重要的政治职位大多数只领取装饰性的极少的现金薪给。但至少在很多事例中，微薄的薪金部分地（在某些事例中充分地）得到种种补偿，不但有荣誉上的补偿，而且还有配备由政府支付工资人员的官邸，“官方”招待客人的津贴，使用旗舰和游艇，担任国际任务或在军队司令部供职的特别供应等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