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中的权威性纪律与俄国的教训

但是那两个事实使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大意是只要这些事实是真的，社会主义社会能有更多的自我纪律和集体纪律，因而与受束缚的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不需要那么多的权威性纪律。两个事实告诉我们的还不止此，它们告诉我们，不论什么时候需要，权威性地执行纪律将证明是轻而易举的工作。⁽⁸⁾在提出为何要相信这点的理由之前，我必须提出理由使人相信社会主义是不能够省却权威性纪律的。

首先，只要自我纪律和集体纪律（至少在相当程度上）是权威性纪律提供的过去（也许是祖辈相传的）训练的结果，要是那种训练中断相当长时间，这个结果也将消蚀殆尽，与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为保持所要求类型的行为提出外加的理由完全无关，尽管这些理由可能吸引个人或集体的合理思考或道德上的忠诚。这样的理由和接受这些理由是引导人们服从训练和服从约束制度，而不是使他们能够我行我素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想到我们正在考虑的是单调老一套日常生活中的纪律，缺乏热情缺乏光耀，在一些（如果不是全部）细节上惹人厌烦；想到社会主义制度至少将消除一些求生存动机的压力，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求生动机是主要促成自我纪律的要素，这方面的重要性就增加了。

第二，与对正常人不断进行训练的必要性密切相连的是对付表现低于正常者的必要性，所谓低于正常者并非指个别由疾病引起的事例，而是指范围广泛也许占25％的人数。只要低于正常表现是由于心理上或意志力上的缺陷，指望它与资本主义一起消失是不现实的。人类最大问题和最大敌人——低于正常者——到那时还和现在一样有那么多。单独使用集体纪律很难对付它——虽然权威性纪律机器当然可以这样建造：使它能通过低于正常者所在的集体发挥（至少部分地）作用。

第三，虽然可以期望社会骚动中的既得利益将消失一部分，有理由相信它不会全部消失。制造麻烦、在工作中进行破坏，依旧是一桩事业或事业成功的捷径；这种事情像现在一样，它是不满他们地位或一般地不满现状的理想主义者和追逐私利者的自然反应。此外，社会主义社会中将有大量斗争。在引起全部重大争论的原因中将被消灭的毕竟只有一个。除了显然可能的局部利益的部分复活外——地域利益和行业利益——还可能有意见上的冲突，例如眼前享乐与未来世代的福利孰重孰轻，而支持未来世代福利的经理部门很可能面对完全类似今天劳动者和一般公众对待大企业及其积累政策的态度。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回忆一下在论社会主义文化不确定性这个主题时所说的话，我们将必然理解，许多国民生活的重大争论还是和任何时候一样存在着，几乎没有理由希望人们将停止为它们而争斗。

现在，在评价社会主义当局应付上面三点可能出现的困难的能力时，我们务必牢记，比较是与今天的资本主义甚至是与预期在进一步瓦解阶段行使职能的资本主义作出的。当讨论自从杰里米·边沁时代以来的许多经济学家完全忽视的个别企业内部的毫不犹豫的服从的重要性时，⁽⁹⁾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发展倾向于消失它的社会心理基础。工人愿意服从命令绝不是因为理智地深信资本主义社会的优点，或因为理智地意识到它能给他个人任何好处，而是因为资产阶级主人的封建先辈反复灌输的纪律。无产阶级把他们祖先在正常情况下对他们封建主人的尊敬，部分（绝不是全部）转给现在的主人，而封建主的下代在资本主义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留在政治权力圈内，使资产阶级办事大为容易。

由于反对保护阶层，由于在政治领域接受平等的理想，由于教导劳动者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是可尊敬的公民，资产阶级丧失了那个优势。有一段时间，还留下足够的权威来遮盖逐步而不断的变化，这个变化必然会瓦解工厂里的纪律。到现在，大部分优势已经消失，大部分维持纪律的手段，更严重的是，甚至运用这个手段的权力已经消失。过去给予雇主与违反纪律现象斗争的社会同情也已消失。最后，主要由于那种同情的丧失，政府机关原来的态度也改变了；我们能看出一步一步改变的途径，从支持雇主到中立，通过中立的不同细微差别到支持工人权利，认为工人是交易中平等的合伙人，从支持工人到支持工会，反对雇主和个别工人。⁽¹⁰⁾这幅图画到形成受雇佣的企业高级人员的态度的改变算是完成了，他知道，如果他声称为群众利益进行战斗，他甚至不会引起愤怒只会引起欢呼，由此他作出结论，受人称赞为进步——或者去度假——要比做没有人承认是他责任的事而招来耻辱或危险愉快得多。

想一想这种事态，我们毋需过分突出其中固有的趋势，也能想象得到社会主义可能是恢复社会纪律的唯一途径的形势。但无论如何已十分清楚，社会主义经理部门在这方面所占有的优势是如此之大，以致在生产效率的天平上也能显出巨大分量。

第一，社会主义经理部门将有许多实施权威性纪律的工具供它调度，其数量比资本主义经理部门任何时候能够具有的数量多得多。开除的威胁实际上是遗留下来的唯一工具，它符合边沁学派的思想，即以社会平等地位合理地订立和取消契约，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个工具的手柄是这样构成的，谁企图使用那个工具就要斩断他的手。但社会主义经理部门的开除威胁意味着不给生活资料，甚至换一个职业也得不到生活资料的威胁。此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工人的处置要么开除，要么什么处分也没有——因为舆论原则上不赞成契约一方惩罚另一方那种观念——而社会主义经理部门能够在看来合理的程度上使用那种威胁，并可使用其他制裁方法。在其他制裁方法中比较温和的措施有好几种，但资本主义经理部门无法使用，因为它缺乏道德上的权威。在新社会气氛中，仅仅劝告也可以收效，这种效果现在是不可能有的。

第二，社会主义经理部门将发觉，行使它所有的不论哪种权威性纪律的工具是很容易的。那时没有政府的干预。作为集体的知识分子不再怀有敌意，而那些再次相信它自己标准的知识分子将受到社会的约束。这样的社会在引导青年方面特别坚决。再说一遍，舆论将不再支持它认为是准犯罪的行为。罢工就是叛乱。

第三，社会主义当权集团比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下的政府有多得多的动机来维护权威性。目前政府对企业的态度使我联想起政治生活中反对党的态度：它总是吹毛求疵、挑剔和基本上不负责任。在社会主义中情况不会如此。生产部将对经济机器的运行负责。当然，那种责任只是政治上的，漂亮的辞藻可以遮盖许多罪恶。可是政府的反对党利益必定绝迹，取代它的将是做好工作的强烈动机。经济上的必要性不再是闹着玩的事情。企图使工作瘫痪和使人们反对他们的工作等于攻击政府。能够合理地预期政府将对攻击进行反击。

又和讨论节约问题时一样，对俄国经验普遍化可以提出的各种不同反对意见不会损害俄国经验的价值，这是因为在一个更成熟或更接近正常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应出现更少而不是更多的困难。相反，我们很难希望为上述论证的要点取得较好的例证。

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完成了俄国小而高度集中的工业无产阶级的瓦解。群众完全不受控制，以无数次放假式的罢工和占领工厂来实施他们对事物新秩序的概念。工人委员会或工会的管理是当时的制度，并被许多领导人当作当然之事接受下来。1918年初达成的妥协困难地为工程师和最高委员会取得最小的权力。彻底糟糕的工作状况是1921年着手搞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动机之一。当时有一段时间工会又陷入瘫痪状态，它的职能和态度就像在受严重束缚的资本主义时一样。但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年）改变了这一切；到1932年，工业无产阶级所受控制比最后一个沙皇统治下更为严格。不论布尔什维克在任何其他方面受到怎么样的失败，他们在这方面得到从来未有的成功。他们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很有启发性的。

工会未受压迫。相反工会受到政府的扶助：工会会员人数剧增，早在1932年就近1700万人。可是它们从集体利益的倡导者和阻挡纪律与良好表现的障碍物发展成为社会利益的倡导者和促进纪律与表现的工具，它们的态度变得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态度如此不同，以致某些西方的工党党员完全拒绝承认它们是工会。它们不再反对由工业化步伐带来的艰苦工作。它们乐意不增加报酬延长工作日。它们舍弃平等工资的原则，拥护奖金和其他奖励工作的制度，如斯达哈诺夫运动等等鼓动办法。它们承认——或服从——经理任意开除工人的权力，反对“民主大会制度”——工人讨论收到的命令，只有大会批准后才执行的制度——工会和“同志法庭”及“肃反委员会”合作，采取相当强硬的反对怠工者和表现低于正常者的路线。再也听不到罢工权和工人管理生产这种术语了。

从思想意识上说，这种做法根本没有困难。我们可以对古怪的术语苦笑。他们把任何不完全符合完全利用劳动力这个政府利益的东西贴上反革命和反马克思教导等标签。而事实上那种态度并不反社会主义。在阶级斗争中，妨碍生产者的做法应该取消，集体协议的性质应该改变，这是符合逻辑的。批评者忽略自我纪律和集体纪律的重要性是错误的，这个制度有能力建立它们，它们完全证实我们对这个主题讨论时提出的预期。与此同时，忽视权威性纪律在经济成就中扮演的角色也是同样错误的，它强有力地支持和同样强有力地补充其他纪律。

各级工会和它们的中央机关工会总理事会一直接受政府和共产党的控制。过去曾被描绘为党内工人反对派的人士早被镇压，那些坚持承认工人特殊利益的工人领导者早被调离工作岗位。这样，自从1921年，更肯定地说自从1929年以后，工会没有权力说或做可能违背最高统治集团意愿的任何话或任何事情。它们已变成权威性纪律的工具——这个事实很好地说明了上文提出的一个论点。

再说，因为现代工人对本身工作的不健康态度是由于他接受的影响。如果把责任感和工作成就的自豪感不断地灌输给他，而不是不断地对他说些相反的话，结果就会截然不同，这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俄国情况和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它能够使对青年的教育与指导强制符合它的目的和结构观念，从而大大增加它创造一种有利于工厂纪律气氛的能力。知识分子显然对此没有干预的自由。也不存在鼓励违反纪律的舆论。(www.xing528.com)

最后，开除意味着贫困，调动等于放逐，突击队的“访问”，偶尔由红军同志的“访问”，不论这些手段的法律结构如何，它们实际上是政府手中用以保障工人表现的独立办法。有使用它们的动机，它们被毫无顾忌地使用着，这是普遍承认的事情。无论哪个资本主义雇主即使他有权力也不会想到使用的制裁措施，使具有稍稍仁慈心的人深蹙双眉。

所有这些的罪恶内涵对于我们的论证并不重要。在我试图调查的东西中没有什么罪恶。对个人和对整个集体的残酷主要可归因于形势不成熟、这个国家的环境和这个国家统治人物的素质。在另一种环境里，在发展的另一个阶段和由另一批人统治，不一定出现这种局面。如果能证明根本没有使用任何制裁措施的必要，那就更好。要点在于至少有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已经实际上能够培养集体纪律和强制实施权威性纪律。重要的是原则，而不是原则付之实践时的个别特殊形式。

这样，即使不提蓝图的优点与缺点，与受束缚的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取代者并不显出不利的地方。必须再次强调的是，我们所谈的只是可能性问题，它在意义上不同于我们对蓝图的讨论。为了使这些可能性可以肯定，或者甚至转变为实际可能，许多假设是必要的；而采取另一些会产生不同结果的假设无疑是同样合理的。事实上，为了使我们自己相信社会主义有可能遭到完全的、甚至可笑的失败，我们只需要假定那种我定名为田园诗式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会广泛盛行就行了。这甚至不是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如此明白以致惹人讥笑的失败是能够补救的。更危险和更可能发生的倒是政治心理技术能使人民相信其为成功的不太完全的失败。此外，对经济机器蓝图的偏离和对管理制度原则的偏离当然和商业社会同样可能出现，而且这样的偏离证明更加严重和更少自我纠正的机会。要是读者重温一下我们论证的步骤，我想他将能感到满意，因为根据这类考虑提出的反对意见不会严重伤害我们的理由——或者更明确地说，它们反对的不是我们为我们目的所下定义的社会主义本身，而是特殊类型社会主义可能显现的特色。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为社会主义奋斗是毫无道理或居心不良。只能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含义不明确，除非加上将起作用的是哪一种社会主义的概念。至于这样的一种社会主义与我们通常用民主一词所指的政体是否相容，那是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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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思想、图式、模型或蓝图都体现一种理想，但只在逻辑意义上是如此；这样的一种理想只意味不存在非本质的东西——我们可以说如未经掺杂的设计。至于什么应包括在内，什么应被看做是偏离，依旧是可以争论的问题。虽然这点应该是一个分析技术问题，但在理想中还是包含爱憎：社会主义者倾向于把他们认为不好的东西包括到资本主义的蓝图里，尽可能多的作为它的特性；反社会主义者以同样的手段对付社会主义的蓝图；双方都竭力美化自己，在蓝图中尽量写上一些非本质偏差中的“小缺点”，同时暗示是可以避免的。即使在任何特定情况下，他们同意把某些现象看做偏差，他们还会依旧不同意他们自己制度所犯偏差和他们对方所犯偏差的程度。例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倾向于把他们自己不喜欢的任何东西归咎于“政治干预”，而社会主义者则认为，这些政治是资本主义机器运作方法所造成的资本主义过程和形势所不可避免的结果。虽然，我承认把所有这些困难陈列出来的目的在于避免这些困难，但我不认为这些困难会影响我的主张，这点有专业知识的读者将会注意到。

(2) 在新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主要犯这种错误的人是马克斯·阿德勒（不要和另外两个维也纳人阿德勒相混淆，他们在奥地利社会主义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维克托·阿德勒是党的伟大组织者和领袖，他的儿子弗里茨·阿德勒是刺杀首相施蒂尔克伯爵的凶手）。

(3) 见第6章。更细致地说，资产阶级中的众多个人在智力和意志力上优越于工业社会中任何其他阶级的众多个人。这点从来没有在统计上证实过，此后也很难做到，但这个推断来自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选择过程的分析。这个过程的性质也决定理解优越这个词的意义。经过对其他社会环境的同样分析，可以表明，对我们掌握其历史资料的所有统治阶级来说，这个推断也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所有事例中均能表明，第一，个人在他们出生的阶级里的上升和下沉，其方式符合这样的假设，即他们的升沉是因为他们的相对才能；第二，同样可以表明，他们以同样方式上升和下沉穿过他们的阶级界线。这样的上升到较高阶级和下沉到较低阶级一般说来要超过一个世代的时间。因而这些分子指的是家族不是指个人。这点可以解释为什么集中注意于个人的观察家往往找不到人的才能与其阶级地位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倾向于得出与此相反的结论。因为个人的起步点，除了非凡的个人成就的事例外，的确遇到十分不同的阻碍，此外，那种只指出一种模式并留有许多例外的关系，如果我们忽略观察以每个个人为一环的整条锁链，这种关系就显得很不清晰。这些说明当然不足以证明我的论点，而只是表明，如果在本书的框架内有可能证明我的论点的话，我应怎样从事这项工作。可是不管如何，我可以向读者提到我的一篇论文“在单一民族环境下的社会阶级理论”，它载于1927年《社会科学文汇》。

(4) 如在第一篇中已经指出，这点是马克思本人承认的，见《共产党宣言》的一段最有权威性的文字。

(5) 关于这点，请见评论德国社会化委员会一段文字中的评论，第23章。

(6) 在俄国，作这样的声明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令人头痛的事情变成了替罪羊，所有领导，尤其是托洛茨基知道怎样利用它。他们正是相信国内外公众缺少考虑，就把俄国不受人称赞的任何事情推到“官僚政治”身上。

(7) 见下文第24章。

(8) 如果能够证明，赞成某种类型社会主义模式是合理的期望，那么这点的重要性无论怎么说也不会是夸张的。纪律不但能改进劳动质量，如有需要也能增加劳动小时。除此之外，纪律是头等重要的节约因素。它滑润经济机器的轮子，大大减少浪费和每工作单位的总劳力。计划的效率，尤其是现有经理部门的效率可以提高到远远超过在现行条件下可达到的水平。

(9) 见第11章。

(10) 对等于鼓励像建立工人纠察线那种行动的容忍，在不是沿笔直路线的行进中可以当作有用的界标。在美国，立法，尤其是行政措施特别令人感兴趣，因为它们在提出有关问题时，有时强调，有时轻描淡写，这是由于变化经长期延迟后，在极短时间内一齐来到了。在它对劳工问题的态度中，除关心工人阶级短期利益外，一点也不知道政府也许有其他社会利益需要照顾，这和它半心半意但意味深长地采取阶级斗争的策略一样，都是政府的特色。这样做的大部分原因，可以用特殊政治结构来解释，也可以用美国特别不可能使用任何其他办法使无产阶级成为一个有效组织来解释。但美国劳工形势作为例证的价值，不因此而受到实质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