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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国宝谜团揭秘:郦学三大家相袭讼案

时间:2023-12-0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清初的郦学三大家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颇有建树,能够接近恢复原貌,但治郦学者多陷于相袭案中,即藏书袭赵之说。清初出现郦学三大家,但围绕着三家相袭之案从清初一直争讼到如今。后来治郦学者多陷于相袭案中,本末倒置,未专一于研究,这一局面直到道光以后杨守敬与其门人熊会贞为之注疏,集向来治郦注之大成,构成不朽之作。所谓清初以来的郦学三家相袭之案,集中在戴书袭赵之说上。赓续不已的赵戴相袭案该休矣。

中华国宝谜团揭秘:郦学三大家相袭讼案

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成书于六世纪,共四十卷,集六朝地志之大成,在地学、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价值都很高。后来《水经注》佚五卷,且传刻讹误严重,向无善本。清初的郦学三大家全祖望、赵一清、戴震颇有建树,能够接近恢复原貌,但治郦学者多陷于相袭案中,即藏书袭赵之说。全祖望一生校勘《水经注》,有五校稿本和未完成之七校本,五校本是全氏最具创造性的著作,而七校本被指为伪作。

清代对古代的地理名著的整理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和极高的水平,如对《水经注》的整理研究竟发展为一门学问,即后世称之为郦学。清初出现郦学三大家,但围绕着三家相袭之案从清初一直争讼到如今。

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共40卷,集六朝地志之大成,于地学、史学和文学方面的价值都很高。到了宋代,《水经注》已佚5卷,虽名为40卷,已是改编凑数的,传刻讹误严重,向无善本。清初的郦学三大家全祖望、赵一清、戴震校释郦著颇有建树,能够接近恢复原貌,但改订反误的也为数不少。后来治郦学者多陷于相袭案中,本末倒置,未专一于研究,这一局面直到道光以后杨守敬与其门人熊会贞为之注疏,集向来治郦注之大成,构成不朽之作。所谓清初以来的郦学三家相袭之案,集中在戴书袭赵之说上。乾隆朝,郦学研究进入考据学派的全盛时期,全祖望、赵一清、戴震三家均有校释。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世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出于郦学世家,一生七校《水经注》。主要有五校稿本和未完成之作七校本,全氏逝后,七校本便散佚,赖同里后学王梓材传钞整理,光绪十四年(1888)由薛福成刊行。五校本是全氏最具创造性的著作,而七校本被慈溪秀才林熙山声称是伪作,光绪十八年(1892)王先谦刊行《合校水经注》时就未收全校本。

道光二十四年(1844),张穆(字石舟)指出赵书钞全。赵一清(1709-1764),字诚夫,号东潜,室名小山堂,浙江仁和人,郦学专家,所著《水经注释》最晚成书于乾隆十九年(1754),其子赵载元曾请同里梁玉绳(字曜北)、履绳(字处素)兄弟润色,其最早刻本为乾隆五十一年(1786)毕沅的开封刻本。全祖望、赵一清注校《水经注》时,互通书札信息,所见有所略同,不可斥为掠美之作。所以诸家对张穆赵书钞全之说不以为然。

清代有三大绝学,即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杨守敬和罗振玉的地理学。段玉裁是戴震的学生,他在《戴东原年谱》里说:“赵书经梁处素校刊,有不合者,捃戴本以正之。”简言之,段玉裁认为赵书袭戴。戴震(1723-1777),字东原。戴震研究《水经注》二十余年,他所校定的《水经注》有两个版本。一是自刻本,刊自浙东,不及四分之一,戴震因奉召入京修《四库全书》而搁置,后经与戴交往密切的孔继涵整理刊行,收稿本和定本,最接近戴震研究实际,20世纪末,张岱年主编的《戴震全书》出版,内收尘封两百多年的《水地记初稿》和《水经》一卷,大白于天下。一是殿本。历来该案的焦点就是针对该本而发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戴震在四库馆校毕《水经注》,经由武英殿聚珍版刊行。三大家校释《水经注》本,当时只有该本独行于世。段玉裁的发难因为不平而鸣。戴震逝后三年,即乾隆四十五年(1780),赵一清同里孙沣鼎校殿本《水经注》时,盛言戴书袭赵“十同九九”,如此危言耸听,段玉裁则反唇相讥了。(www.xing528.com)

道光年间,魏源和张穆斥责戴书袭赵。光绪年间,王先谦认为前人诸家聚讼一词,存而不论;以杨守敬、熊会贞为代表的郦学地理学派则撇开枝蔓,潜心研究,合撰成《水经注疏》,为清代地理学终结性巨著。

进入民国,为此案弄得颇有些剑拔弩张了。1924年,召开了“戴东原二百年纪念”会,《国学季刊》特出《东原专号》。该年3月,王国维发表了《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出语掷地有声:“知戴氏得见全、赵二家书之说,盖不尽诬。”王国维在民国初就治《水经注》,该文选在这时节发表,其非议戴震的贡献就不言而喻了。余嘉锡对此案又压一个砝码。他在《四库提要辨证》中“水经注”一条硬是支生了一些评论文字:“戴氏虽经学极精,而其为人专己自信。观其作《孟子字义疏证》,以诋朱子;及其著《屈原赋注》,只是取朱子《楚辞集注》改头换面,略加窜点,以为己作。于人人习见昔贤之名著,尚不唯公然攘取,况区区赵一清,以同时之人,声誉远出其下者乎?”新仇旧恨,来个一锅端,不满之情昭然若揭,笔锋之下冷气森森。有两位学者严阵以待,此案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上炽烈了。梁启超境界另高一筹,试图平息这场论战风波,认为三家门下出于各自尊仰的先辈,攘臂迭争,甚是无谓之举,此论很有见地。

1935年,《永乐大典》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影印出版,《水经注》正在其中,张元济满以为此书一出,百年多来的纷争将涣然冰释,是为大幸。但张元济太理想化了。就在5月7日《大公报》上,海遗氏一篇《介绍永乐大典水经注》严厉提出戴书袭赵,所谓“不待烦言而决,戴虽百喙莫能解矣”,1936年,郑德坤在《燕京学报》、孟森在天津《益世报》同声异气,拥赵反戴,尤其是孟森连篇累牍,依着王国维之态势,怒气汹汹地说:“戴之冒大典窃全、赵为无耻。”

二三十年代愈演愈烈的攻击,怎么也不会让戴震的同乡胡适沉得住气,他要替戴震申冤。1943年,他真正翻案了,这就是他所著的《乾隆郦学全、赵、戴三家札记——三家研究<水经注>独立同归探讨》,胡适不依不饶,一直审此案,1960年,他还写出《评论王国维先生的八篇水经注跋尾——重审赵戴水经注案的一次审判》,直到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这20年中,为此案,他乐此不疲,从未间断,《胡适手稿》里60%篇幅专为《水经注》而论。拥胡者寥寥,对立者、嘲讽者倒不少,如杨家骆、于大成、吴天任。胡适在《水经注》版本搜集、考证和校勘上有功绩,但他欲申辩的意图没有实现,诚如吴天任在《胡适手稿论水经注全赵戴案质疑》中所指出的:“是故胡适虽反复百端,为戴氏申辩,恐亦无法澄清。”赓续不已的赵戴相袭案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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