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的研究成果

四、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研究的意义

谈到主流国际关系界对宗教与暴力相关性认识的提高便不得不提及“9·11”。“9·11”恐怖袭击事件的转折性关键意义在国际关系界有两个共识:其一，非国家行为体的暴力破坏行为对一个强大的主权国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挑战了国家才是国际交往主要行为体这一保守认识；其二，美国两百年以来第一次受到外部打击，美国大陆可以借地缘优势绝缘于外部攻击威胁的安全神话破灭。世界从此没有绝对安全的地域，所有世界政治主体都存在潜在的被侵犯的可能性。宗教激发的“9·11”政治暴力对国际冲突的意义在于将被全球化恶化了的国际权力分配不匀的负面效应推到前台，引发了新一轮对国际社会边缘群体的关注。⁽¹⁷²⁾人们日益认识到，不论是信仰层面的宗教，还是操作层面的宗教，在许多情况下都参与或者卷入了群体间对抗性暴力冲突。宗教在冲突的认同政治和现实主义政治角度都有所作为。从国际政治学科视野分析宗教具体的功能性行为体在国际交往中的极端表现之一——暴力冲突型政治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行为特征及其效用，为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开拓了一条传统而有新意的研究路径，对于准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宗教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一）基本观点及创新所在

基于上文对现有研究现状的文献分析，就本书的论题“宗教功能单位与地区暴力冲突”而言，本书的基本观点和创新所在如下:

1.本书的基本观点

本书以近年热度较高的巴尔干科索沃地区冲突为例，运用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国际危机监察机构、联合国安理会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普里什蒂纳大学伊斯兰教研究系等专门机构详尽的文献和数据材料，整理和分析从1999年6月科索沃战争停火以来，到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之后数年，同一区域内一所修道院和一座清真寺与地区冲突有关联的内部运作、外部表现和对外行为，从而对最典型也最普遍和最传统的宗教功能单位，冲突地区的宗教活动场所角色地位，以及与宗教功能单位与冲突格局变化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

现代性国际社会环境下的宗教功能单位是依据信念的绝对道德和责任的实用道德相结合进行理性选择的主流政治行为体。在该地区长期族群对抗暴力冲突频发的外部格局下，宗教功能单位为保护与发展自身宗教圣地、信仰人群与信仰体系，其行为和表现与冲突结构的演进与缓和局面的实现互为因果，从而推动地区政治的发展变化。从可操作的层面来看，为减少宗教性质的地区暴力冲突发生的概然律和降低冲突升级的可能性，宗教功能单位可以采取的行为是自我调节，包括尝试限制自身行为和转变自身过激政治属性，以及参与和接受有助于地区安全的调解以促进更大范围的群体聚合。

本书将冲突中两大对峙政治势力所分别归属的宗教派别之最基本宗教功能单位进行比较研究，旨在得出时效性且具借鉴性意义之政治策略建议。

2.主要创新

其一，本书认为以教堂、清真寺为基础的宗教功能单位有其利益诉求，但不是一般认为的简单世俗与非世俗意义上的分别，而是具有与国家对自身利益的判断相类似的逻辑，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长远战略利益。当核心利益没有保障的时候，重要利益和长远战略利益就不是宗教功能单位对外行为的考虑重点。

其二，本书同意齐美尔和科塞肯定冲突具有社会聚合作用的社会冲突理论，本书认为社会冲突理论在国际关系学意义上的地区暴力冲突格局下，同样具有其适用性。冲突的外部形势使得宗教功能单位对外行为分为内部聚合和外部聚合两种模式:前者指对抗、攻击（包括言论上的）敌对方，美化本群体地位，以此来团结相同信仰相同地域的群体，实现内部聚合；后者指通过探求利益共通点来寻求合作机遇，淡化争论议题，扩大可能的联盟边界以实现外部聚合。

其三，与罗德尼·斯达克基于宗教市场概念的宗教理性选择理论不同，本书认可宗教行为可以是理性行为，但是认为应如彼得·伯格所分析的那样，宗教行为体，包括本书侧重的宗教功能单位的行为选择更多地符合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区分的价值理性，而不仅是市侩气息浓重的工具性功利理性。同时，本书也不同意彼得·伯格出于价值理性难以衡量的角度就否认宗教理性行为的观点。本书认为，从世俗角度看来超然的宗教一旦卷入切实发生的冲突性的政治生活，那么宗教最基本的功能单位就会表现为理性行为体，其在冲突过程及构建和平的过程中的行为就会矛盾地符合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两个层面的要求。

（二）理论研究及政策现实意义

1.理论研究意义

其一，将宗教功能单位这一研究对象视为理性的行为体，避免了一味强调宗教软性文化的阐释性而放弃宗教可能的客观科学性这种暧昧不清的研究思路。试举一例，有的宗教理论强调“幸福是上帝的给予，灾难是上帝的惩罚，残忍是上帝检验我们的信仰，此外的情形归于上帝的神秘”，而这样的含糊论述实际上妨碍了研究者得出有益的预测。

其二，以宗教功能单位作为研究工具，有助于理清混乱的冲突局势与宗教基本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宗教因素往往被视为冲突的原因，相关研究汗牛充栋，但从宗教最基础的功能单位，比如修道院、清真寺的角度来说，宗教基本单元却和冲突的局面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虽然这里的因果关系并非决定性的，但应该是或然性的。(www.xing528.com)

其三，宗教功能单位研究为和平问题研究提供了微观宗教的分析视角。宗教兼具微观和宏观两个向度，但是目前关注宗教与国际关系的学术研究还多数采用了以笼统的“宗教”作为研究的对象的做法，即便得出了成形的理论也会由于过于宽泛而难以得出可控制的操作建议。冲突研究视宗教为不安定因素，神学研究视宗教为安全要素，这两种研究都流于片面。

其四，国际政治视野下的宗教功能单位研究还原了宗教“软硬兼备”的安全特质。不同现代性的国家的宗教安全观有着巨大的差异，许多西方国家将宗教安全归入软实力的范畴，用软实力理论解释之；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严格看待关系到国家主权完整的宗教安全问题，将之归入传统安全的管理控制范畴。本研究认为宗教安全既可以归入软实力范畴，也可以归入传统安全的管理控制范畴。

其五，设定宗教功能单位这一概念工具实质上是为了探讨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论是弱国家强宗教还是强国家弱宗教，宗教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和“人类信仰的社会建构”⁽¹⁷³⁾都会置身于某一社会，也在该社会中体现影响力和表现价值。卓新平教授认为宗教社团组织于中国社会之中应作为“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会”，其身份定位是NGO和NPO；另一方面，国家政府亦可以对宗教社会机构加以管理和引导。⁽¹⁷⁴⁾他的观点事实上证明了宗教团体在中国也可以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其自由活动的社会空间。李向平教授对中国的宗教团体组织、宗教活动场所的相关研究总结为以下方面:“宗教组织的运行机制、内部的领导成员、成员资格、权力结构和制度、组织环境与组织资源等等”，进而认为不同的宗教团体虽然信仰体系不同，但其“作为宗教性社会团体的组织活动及其与政府、其他社会团体之间的结构关系却大致相同”。⁽¹⁷⁵⁾这两位学者都认可新时代下的中国宗教既没有高于国家上层建筑，政府行政管理上也并没有对宗教施以“单一色彩”⁽¹⁷⁶⁾。由是观之，从宗教和社会密切相关的属性上说，不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宗教功能单位概念定位和使用都将有其普遍意义。

2.政策现实意义

其一，社会矛盾和冲突积重难返的科索沃及其周边地区，是宗教冲突、种族民族关系紧张与分离主义相结合的一个典型区域，因而对有相似处境的国家和地区来说都有放大效应，这一点从下述事实中可见一斑:自科索沃宣布独立后，外部世界在是否承认科索沃独立主权国家地位问题上存在多种态度。2012年底，科索沃共和国获得100个外交承认，这其中包括超过一半的联合国成员国、超过一半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绝大部分的欧盟以及北约成员国；但是，俄罗斯、中国等国家也表示不会承认科索沃的独立。

其二，对广大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而言，跨国宗教所削弱的目前实际上还不是国家主权的原则，而是世俗的民族国家。本书通过对地区冲突与宗教功能单位的研究，来了解和掌握境外涉宗教因素的冲突局势影响国内政治的问题。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¹⁷⁷⁾，因而东西方对梳理宗教与国家安全间关系的尝试不尽相同。综观中国宗教的整体结构，中国宗教的宗教性与世俗性高度融合，挟着模糊了界限的伦理体系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¹⁷⁸⁾多民族多宗教的中国在历史上始终面临处理宗教问题以维护国家统一完整性的考验，全球化和信息社会在给予古老中国更多的便利的同时，也带来外部宗教的些许影响，宗教作为社会运转的子系统因此与中国国家安全息息相关。

其三，在意识形态分歧不再是争端的罪魁之后，分析重要的宗教身份认同在冲突层面上的国际意义。两大阵营对峙结束，以往通过军事部署保持力量均势的传统概念将不得不被更为微妙的合作概念所取代⁽¹⁷⁹⁾，传统安全不再是国家政治政策的首要考虑因素，而宗教因素则随之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一环。⁽¹⁸⁰⁾意识形态神话的破灭造成民众很大程度上的心理缺失，宗教伺机而入，或者说卷土重来，并逐渐成为主宰人们政治认同的一大重要因素，而这种潜移默化的变故被广泛认同和重视，却是缘于血腥暴力的地区宗教冲突愈演愈烈的现实。20世纪90年代之前那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身份认同逐渐让位于基于信仰的宗教认同。但这种源于宗教认同的冲突取代阶级、意识形态认同却将两级格局长期保持的冷和平僵局打破，造成了相当数量和规模的切实发生的地区宗教冲突。⁽¹⁸¹⁾宗教的意识形态取代世俗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现象昭示着政治宗教化的滥觞，政治家们也发现利用和强化宗教情绪是有利可图的。⁽¹⁸²⁾

其四，在全球化环境下，存在宗教介入的地区暴力冲突有相当一部分发生在欠发达的国家，以及经济发展迟缓、政治统治乏力、法律制度不健全等等所谓“失败国家”中，宗教给身份迷茫的民众提供了心灵平静、精神提升和群体归宿的源泉。了解宗教基本功能性单位在冲突过程中的作用和有效性，对帮助、推动“失败国家”的文化信心重建甚至经济发展都具有潜在的重大意义。

（三）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从宗教与国际关系现有研究方法上讲，针对宗教与暴力冲突的分析方法主要有实证研究和历史哲学研究两种。宗教因为牵涉个人信仰，有许多心理、社会因素掺杂其中，因而较难取得统计分析数据，而且数据的准确性也总是被质疑。目前，虽然以统计分析为主的实证研究有了很多的进步，但是历史哲学的方法仍然是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路径。本书尝试从跨学科的研究视角进行实证研究中的案例研究，文献分析、有限样本统计、采访，采用将理论分析和历史研究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具体而言:

研究方法一，跨学科的研究思路。本书的研究课题涉及国际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等诸多学科，因而本书拟从一种跨学科的视角，主要吸取国际关系认同和冲突理论、社会学社会冲突聚合理论和宗教学理论，将它们结合起来，努力体现交叉学科在解释力上的综合优势。

研究方法二，历史、理论和策略分析的结合。考虑到宗教问题的特殊性，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哲学的，本书的理论分析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对研究对象的行为决策偏好进行分析。

研究方法三，案例研究。本书选取地区暴力冲突中的宗教功能单位几个典型的个案，即一个时期内巴尔干地区的科索沃内部梅托西亚地区暴力冲突中最基本和最传统的两个对峙宗教功能单位为深度研究的个案，专注于研究其属性、行为、互动以及张力变化和对冲突的影响作用。

研究方法四，样本统计。本书尽量参考权威性的数据资料来分析宗教功能单位及其对地区暴力冲突的影响，本书资料有两个主要来源:首先是档案文献（包括文件汇编、社会精英相关人士笔记评论回忆录、有关组织机构报告等等）；其次是网络数据库（比如国际危机监察机构、美国兰德公司、教会组织等提供的网上数据库）。

研究方法五，访谈书信。本书作者访问了数位国内外宗教研究方面的学者、神学研究者，更幸运的是本书作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涉及科索沃宗教和地区冲突的几位重要的相关人士，其中包括中国派驻科索沃的联合国维和警察、德卡尼修道院的萨瓦神父，他们耐心细致的回答是本书难能可贵的真正第一手材料。此外，本书还使用了相当数量的新闻媒体对当事人的有关采访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