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权：平衡权力，维护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并非永远至上

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主权国家，若把“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作为一个价值判断题，交于国民选择“对”或“否”，相信90％以上的人都会选择“对”。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天然的“政治正确”。

但是，若把这一命题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和各国利益博弈的现实下进行再判断，我们可能就不得不重新考量其是否天然“政治正确”。

眼下就有一个典型案例可供我们分析，这个国家叫做瑞士。

除过手表、瑞士军刀以外，国人可能还知道这是一个长期的中立国，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处在烽火中心欧洲的瑞士，都以“中立”的标榜与秉持，躲过了战祸。瑞士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其在中立的旗号下的银行制度瑞士银行以严格为客户保密著称于世，因此20世纪30年代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富翁、暴发户乃至经济犯罪者将钱存于这里。据说瑞士银行存有约2万亿美元外币，而金融服务为其创造了约12％的国内生产总值。据估计这些存款占世界外资的四分之一（美联社日内瓦2009年3月13日电）。小小的瑞士因此成了金融帝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

任何制度都是双刃剑，依靠上述制度，瑞士银行吸引了纷至沓来的全球巨额资金，但也因此招致了各国特别是各国司法部门的一再批评。因为其为了利益的最大化，不顾全球公认的价值准则，为犯罪者敞开了大门，并起了保护的作用。典型例证有，二战期间，一大批犹太人存在其银行的资金，因为储户被纳粹迫害至死，其后代无法赎回。同时，一批纳粹战犯也将不义之财存于瑞士银行，因为其“制度”而无法追索以给受害者以公正。各国的独裁者、逃税者、经济犯罪者都把这里当做了“天堂”，致使正义无法伸张。以国人熟悉的事情为例，台湾的陈水扁就将其受贿所得的一部分存于瑞士银行。正因为这样，瑞士有意无意间成了犯罪者洗钱的天堂、庇护的天堂，还成为逃税者的避难所。

当遭到各国司法机构、税务机构以及民间反贪腐机构的谴责时，瑞士银行以这是企业的制度不能变更为由搪塞、辩护。其政府与国民在这个问题上奉行的实际上就是“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你批评我，要求我配合查账，停止庇护就是干涉内政。(www.xing528.com)

我不知道面对这个案例，国人中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辩护的人们该怎样面对和言说。

看来，在国家利益之上，应该还有一个更高的利益准则，这就是公平、正义。凡违反这个准则的“国家利益”，实际都是自私的、卑琐的、非公义的。

实际上，国家利益至上是由个人利益至上派生出来的命题，只不过它披了一层民族、国家利益的保护色而已。在地球村的视野里，虽然仍然可以维持国家也是经济人的假定，但是有这样一个前提，就是你的自由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别人的利益，否则就应受到限制。自由主义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虽然说过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正当的，但同时他又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企业家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可见，他是把法律、道德置于个人利益最大化之上的。个人如此，国家亦应如此。

假如各国都以国家利益至上为信条，不讲公义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将没有秩序可言，非乱套不可。美国可以以此为由，趁金融危机将美元大幅贬值，若如此，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将是中国，中国可是在美国购买了上万亿美元国债的啊。这种情形，我们真是想也不敢想。

所以，瑞士和它的银行制度一再遭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和压力，要它将公义和公德置于私利之前。20世纪90年代，瑞士再次受到国际压力，被追查无人账户和瑞士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瑞士银行被迫公布二战以后无人账户的名单。最新事例则是2009年3月，瑞士银行为了回应美国和其他一些经济体关于其庇护逃税的指责，被迫同意结束长期以来保护被指藏匿数十亿美元的外国富豪的传统。

这无疑是公理和正义的胜利，也是国家利益并非高于一切的现代理性注脚。由此应该引起我们反思的可能不止税收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