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垒倒下，竞争建立：商业壁垒与竞争的演变

壁垒倒下，竞争建立

经典的商业进入壁垒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因为规模形成的壁垒，小公司就很难兼并大公司。规模经济使得大宗生产成本更低，因此像大规模现代工厂和大型装配线这样的创新之举就很有必要了。当少数大型制造商能够占据很大一部分市场时，它们可以在大量的生产单位上分摊自己的总固定成本（比如广告成本），从而降低各个生产单位的平均成本。

范围经济产生了一系列相关的壁垒。一家公司在相关但不一样的业务领域的经验能赋予这家公司其竞争对手所缺乏的优势。例如，一家公司如果有大量的军用飞机供应合同，当它在民用飞机市场竞争时也颇有优势。规模经济是生产达到某个规模时的产物，而范围经济则是当一家公司在不同市场应用其独特知识和核心竞争力时出现的。

一些公司能够获取稀缺资源，比如矿藏、沃土或丰富的渔场，这对于它们的不能获取这些资源的潜在竞争对手来说便成了壁垒。资本当然也是另一种壁垒。创设新的航空公司、电话公司或钢铁公司都需要巨额资本，很少有新公司负担得起。技术也是竞争中的另一常见壁垒：某种配方、某种生产工艺或任何形式的独家智力资本，只要是不能为潜在竞争者所用的，都能起到抑制竞争的作用。这同样适用于品牌名称：与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竞争非常困难，不仅因为它们的企业规模，还因为它们的产品享有巨大的品牌吸引力。

除此之外还有那些规则：法律法规、所有权规范、税收政策和其他所有的要求，满足这些要求才能在特定地区和行业做生意。所有这些（还包括它们的许多变体—任何商业进入壁垒都不只有唯一的规范列表）通常都巩固着行业内主导公司的地位，并且遏制着新进入者。

以下这个提问引出了商业世界里权力转换的核心问题：什么因素可能导致进入壁垒的突然崩塌，从而使得这些长期屹立的公司更容易丧失权力?互联网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关于它如何打破根深蒂固的垄断的案例不计其数，多如它作为媒介本身的无限可能。事实上，几乎任何部门都受到了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影响。

然而，正如本书中讨论的其他领域（政治、战争等）一样，除了信息革命的影响，还有其他的力量起着作用，改变了商业世界里权力获得、使用和失去的方式。

比如，在过去30年里，政府行为就极大地改变了之前一成不变的商业结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掀起了政策改革的浪潮，这些改革刺激了竞争，改变了许多行业的生意之道，无论是电话业、民航业，还是煤矿和银行业。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像泰国、波兰和智利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施了它们自己革命性的经济改革：私有化、放松管制、贸易开放、降低外国投资门槛、放宽外汇交易、金融自由化以及其他一系列促进竞争的改革。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互相开放、新的监管体制以及欧元的使用使整个欧盟获得较大发展，这进一步影响了竞争格局。同样，全球和区域性贸易协定的增长也深化了竞争。

这些政策举措对全球商业环境的改变产生的影响可与互联网的影响匹敌。事实上，一些分析人士把发达经济体内多达1/4的战后贸易增长归功于政策改革，而且主要是削减关税方面的改革。中国、印度和其他在之前因为保护主义和专制经济政策而相对封闭的大市场在融入世界经济后，为世界市场带来了数十亿的新消费者和生产者。在其他技术革命的影响之下，这些划时代的政策转变的效力被放大：它们改变了这个世界，使得旧的进入壁垒不能再庇护现有的公司，因此这些公司必须接受新进入者的挑战和冲击。

几乎每个行业都有颠覆性的技术进步。小规模的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发电厂给大量从未使用过电的人群提供了电力。这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促进了这些小规模产业的发展，也由此对传统公用事业的统治性地位形成了挑战。小型化和便携化的生产模式神奇地改变了制造业的格局，同时也降低了那些曾看似不可撼动的进入壁垒。如今，在某些行业，要获得可观的市场份额已经不再需要设立庞大的设施。

虽然小型啤酒厂不会取代像喜力这样的大型啤酒公司，小规模的钢铁作坊也不会赶超像安赛乐米塔尔这样的钢铁巨头，但是这些小公司如今也可以在它们各自的经营区域获取足够的市场份额，并且在那些曾经它们难以进入的市场参与竞争。正如之前提到的，多亏金融领域的根本性变化，一些出色的商业创意比过去更容易取得资金支持。在大多数国家，形势已经今非昔比，获取资金支持不再是公司创立或扩张时难以逾越的障碍。

由此带来的影响是无穷无尽的，不管是对于人员配备要求、保险成本考虑，还是迅速现场切换作业的能力。集装箱化运输精简了运输流程，使得各种货物能够实现高效、可靠的联合运输。2010年，集装箱运输量是1980年的10倍以上。

无论是我们在博物馆看到的（蒸汽引擎），还是认为理所当然的（收音机）技术，都在它们各自的时代扮演过颠覆者的角色。今天的技术革命规模更是过去无法比拟的，它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几乎影响着这个世界上的每一项人类活动。

从更广的角度，我们发现如今生活方式上的每一个重大改变都神奇地冲击着进入壁垒，只不过是一代人以前都还没有这样的情况。事实上，在商业世界，数量革命、迁移革命、心态革命及其对于市场上现有力量的弱化是显而易见的。相关的例子很多，例如电汇和电子银行推动下的世界资本市场的整合改变了资本分配和流动的方式。风险投资、天使投资以及小额贷款产生了新的投资文化，这种投资方式给真正需要的人（无论远近）提供了资金，而且这样的投资成功的案例很多。人口迁移极大地传递了业务知识和实际经验，其广度不是政策变革和投资激励所能匹敌的。除此之外，人口迁移还在全球各个地方为针对特定群体需求的创业者创造了资金网络。

这些力量结合到一起，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所引起的震动跟以往不同。所有方面都更突出了，资源流动得更快、更广，人们的期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庞大的全球市场；跨越国界、不同效用的资金、商品、品牌、技术和人才流动的规模极大且往往不受限制；无形的知识和品牌相对于自然资源和有形设备的增值；信贷在以往资金稀缺甚至没有的地方出现。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当今很熟悉的，它们重塑着国家经济。这样，它们不仅改变了商业活动的竞争场地，还把竞争的权力赋予新的玩家，由此引入了一大批曾经一直被政策壁垒、资源、知识、资本或声誉等进入壁垒排斥在外的有能力、有智慧的竞争者。当这些进入壁垒变得不再坚不可摧，从长远来看，那些传统的商业参与者要做的是进一步细分及深化移动服务，尽管在某些国家的某些产业，短期趋势似乎仍指向商业集中化。

当然，大趋势下仍有个别例外，但是想想以往那些让新进入者望而生畏的障碍，想到它们身上已经发生的改变，便可以知道这变化的大趋势是多么彻底。

有形资产

2007年，鲁伯特·默多克控制的新闻集团以5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华尔街日报》，实现了长久以来的“神圣”目标。在那之前几个星期，谷歌以31亿美元的价格购买了1996年成立的互联网广告服务公司DoubleClick。微软甚至以63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知名度更低的广告服务公司aQuantive（成立于1997年）。《华尔街日报》一向令人敬重，它有经验丰富的记者，有宏伟的建筑、成队的办公用车和大量的其他财产（所有资产为道琼斯公司所有），因此卖出56亿美元的高价不足为奇，但反观两家成立时间较短、几乎没有任何实物资产的在线广告公司，加起来竟卖出了几乎为《华尔街日报》2倍的天价，实在令人咋舌。

这是不是意味着互联网市场有过热炒作、泡沫严重的嫌疑呢？确实，微软就在2012年宣布因为其先前收购aQuantive，减计其资产62亿美元，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2012年脸谱网（它本身创立的年份不久，估值却高得惊人）以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Instagram（一家仅有十几名员工且没有任何业务收入的移动应用软件公司）。用那些钱，脸谱网可以收购《纽约时报》、毕兹咖啡、欧迪办公或者库珀轮胎橡胶公司，当然，这些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估值相当的公司。

在所有行业的公司内部，实物资产价值的比例都发生了暴跌。这些公司控制的物质资源（工厂、办公室和其他的有形资产）相对于这些公司的股票市价或者被收购价，价值呈递减趋势。学者估计，今天无论在任何地方，一家公司市值的40％～90％都来自于它的“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包括专利、版权、公司运营方式、品牌溢价和在用户群中的商誉等。不是所有的无形资产都能轻易衡量，不过经济学家们一直在为此努力。

当然，有些行业仍然依赖昂贵的操作流程，比如钻探石油或制造客机。有的公司仍然因拥有理想的资源而保持着巨大的竞争优势，例如俄罗斯矿业巨头诺里尔斯克在西伯利亚地区控制着世界上已探明储量的30％的镍和45％的铂。但即使是在这些行业，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同样日益显现。墨西哥西麦斯公司是水泥行业的佼佼者，在全世界都有业务。其首席执行官洛伦佐·赞布拉诺告诉我，他的公司之所以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和那些规模更大、资历更老的竞争者抗衡，“知识管理”要素至关重要。知识管理，即“信息系统、业务模型和其他‘无形资产’，相对于业务操作，它们更多的是关于知识”，这些更能说明公司的成功。人们往往不会认为墨西哥这个国家是国际大公司的摇篮，但从这个国家走出来的西麦斯确实是另一个典型的、有创新精神的新公司—它颠覆了一个古老而高度集中化的产业的传统权力结构。

规模和范围

规模经济的逻辑合理性向来是现代公司运营的一个公理：产能越大，单位生产成本越低，对于较小的竞争者来说，就越难把价格控制在这些大规模公司的水平。

这个逻辑有其现实延伸：公司依靠它在某行内获得的范围经济，向其他行业延伸实行多元化，并且在新的行业内把已有的技能和核心竞争力作为竞争优势，对抗现有或潜在的竞争对手。例如，百事公司拥有佳得乐品牌，它依托自身的营销和分销能力占领运动型饮料市场，使佳得乐成为全球销量领先的运动型饮料。

对管理层来说，规模和范围经济的启发是，要由自己控制公司所有的行政和相关职能。把它们交由外人管理可能威胁到效率、准确性以及商业秘密。

今天，仍有一些大规模的产业由于沉没成本等因素出现了倾向于严格中央控制的大公司。（比如核能领域就涉及高端技术、安全和安保以及重大的初始支出等问题。）不过这些都是个别情况，当今许多成功的商业案例并不全是发生在规模经济作用不再明显的产业，它们还常常发生在那些藐视上述原则的公司。

因此，在很多方面，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传统的公司组织法则都受到了挑战，这对于商业上的离经叛道者来说是有益的。大众市场产品的小批量生产便是一个例子。西班牙服装公司飒拉从一个制造浴袍的家庭作坊起步，在1988年才走出西班牙国门，到2007年，它的销售额就超过了美国服装业巨头盖璞（Gap），而且到2012年，当全球经济一片低迷时，飒拉近180亿美元的销售额竟然高出盖璞近25个百分点，而且此前不久它刚刚超过了它在欧洲的竞争对手海恩斯莫里斯（H&M）。时尚服装领域市场规模巨大，消费者细分明显，飒拉（印地纺织的旗舰品牌，由飒拉创始人创立的控股公司）和那些通过分包方式执行大批量订单的竞争对手相比，因小批量生产服装而闻名于世。它还为各国外市场针对性地制定零售策略（它在近80个国家有超过5500家门店）。飒拉只需要2周时间设计和生产一款新产品并投放到门店：行业平均需要6个月。此外，飒拉每年更新大约1万个设计。至少从飒拉所在的行业来看，速度带来的优势（对顾客品位变化的敏感觉知和高效应对）远远比庞大的生产规模重要。飒拉只是越来越多的公司中的一个例子。相对于规模来说，如今这些公司的成功更多地依靠效率—它们所处的行业在过去往往是规模因素至关重要。

另一个导致背离规模和范围原则的原因在于，如今的企业能够设立远程操作执行服务，而这些业务以往是无法外包的，其他尚且不谈，距离就是很大的障碍。“外包”这个关键词涉及的商业活动可不少。起初，外包仅仅指把获取材料、装配产品或是生产链条上的某个环节承包给外部服务商完成。后来，外包覆盖服务领域，起初是低技术水平的服务，比如基本会计或电话服务，用以解决一般的客户问题。现在，外包范围已经扩展到了远程医疗—开具诊断结果的医生、处理检测的专家，或是在印度为美国公司报税的会计师。

对于数量众多的小公司来说，地理位置已经越来越不重要。它们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提供专业服务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而且质量不逊于那些行业巨头精心栽培起来的分公司的水平。这样的服务对于任何国家和市场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IBM于1998年在印度设立了一个研究中心，又于2010年在巴西圣保罗新设一家，后者是世界上拥有最多Java程序员的研究机构，并且它拥有的主机程序员数量居世界第二。2011年，拉丁美洲和东欧共出现了54个全新的外包机构，在印度也出现了49家。(https://www.xing528.com)

外包的目的都差不多，但这丝毫不影响它的强大功能。就拿广泛使用的即时、高效通信来说。电子邮件、即时信息和网络语音电话不只是让我们的生活更便利，它们还削弱了传统业务的优势，因为传统业务往往依托员工们能够面对面交流的办公大楼，或是通过内部出游、公司内部邮件、公司内部电话网络、公司内部网和局域网等方式进行的会议。这其中每一项都需要巨额成本，给初创公司或新进入者设置了很多的壁垒，而且也迫使公司不得不将一些核心职能业务外包。无论从哪点来看，历史悠久的公司的商业优势都已不复存在。

经济学词汇中有一个术语已经逐渐消失：自然垄断。它原来是指某些公司的规模经济已经深化到容不得其他供应商的存在。电力、固定电话和水供应都是典型的例子。唯一的问题是，它们是应该由国有企业垄断还是应该由私营企业垄断并接受监管。但现在这些行业竞争越发激烈，就像经济学家所说，技术进步赋予了它们特殊的结构，使得多个供应商可以相互争夺客户，结果是消费者选择范围的显著扩大。在非洲，该地区移动电话服务的领导者巴帝电信公司与一个叫作SharedSolar的现收现付制小型太阳能公共企业合作，为印度这片土地上5000万巴帝用户提供通信和电力服务。一位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消费者可以在15家电力供应商之间选择，这对于上一代人来说简直不可想象，在如今却再正常不过了。

规模和范围失去了竞争优势，而其他优势已显现出来。效率过去是范围经济中的一个有利因素。现在效率胜过范围，而由于小规模竞争者和新竞争者都能够采用效率手段，用以快速识别客户，加快产品和服务开发、完成和交付，范围甚至已经从原来的优势变成了今天的累赘。

品牌

要在市场中做好定位，经典的方法之一是做好品牌的部署与维护。品牌（所有与之相关的名称、标志、广告及为了扩大知名度所做的相关活动）能够避免一种产品沦为无差别的商品，赋予产品一种情感和消费体验，至于是谁生产和推出的便无关紧要了。众所周知，1947年联合果品公司进行了一场早期的品牌革命，他们给香蕉设计了“金吉达”的名字。在此之前，无论产地在哪、种植者是谁，香蕉只不过是香蕉，区别两根香蕉的是大小、成熟度和口味这些看似独立于生产者的因素。但是，“金吉达”这个友好的名字和标志为广告提供了大量素材。而由于该品牌的巨大成功，它在1990年成为公司的新名称。

这个例子说明，品牌的目标是阻止竞争。品牌越有效，公司的市场权力越大。而在今天，区分产品的方式越来越丰富多样，从传统方式（如商标、包装、电视广告、赞助）到新方式（如购买公司冠名权、确保植入式广告、跨媒体平台宣传还有发起铺天盖地的营销战）。人们频频采用讲故事的方式宣传各种产品，不再像过去那样投入大量预算给纽约或伦敦的媒体机构进行大规模广告宣传。在此还有一个例子，比如一家几年前还不存在的公司，通过脸谱网、推特和YouTube等社交媒体做广告，出人意料地成功挑战了行业内“老大”的地位。社交媒体的广告收入所占的市场份额也在迅速提升，从多年来广播、报纸和杂志等传统媒体那里成功地分得了一杯羹。有效的利基营销，即针对特定群体的营销，如球迷、讲俄语的人、视频游戏爱好者、小麦种植者或是素食主义者，在制定产品价格时，应该注意有所区别，不至于吓退新进入者。一个有创意的网站应该能够吸引网民关注某家公司的名字和产品，虽然他们以前在世界的另一端从未听说过。

经济学中针对品牌对一家公司市场权力价值的研究在不断涌现。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品牌咨询公司Interbrand 2011年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麦当劳品牌（包括品牌名称、产品命名、餐厅设计还有标志性的金色拱门）占整个公司估值的70％。可口可乐品牌占51％，迪士尼、IBM和英特尔品牌分别占公司价值的68％、39％和22％。

2011年按照品牌的货币价值排名的公司中，汇集了旧经济的支柱企业以及新技术型企业。其中可口可乐冠压群芳，其次是IBM、微软、谷歌、通用电气、麦当劳、英特尔、诺基亚，迪士尼和惠普。

因此，公司投入巨资树立品牌是有道理的，而聪明的公司会不断演变。例如，IBM已经将自己从计算机、磁盘驱动器及其他计算机设备的制造者重新塑造成一个技术上高瞻远瞩、依靠顾问及分析软件解决棘手的全球性问题的公司，这也是其最近在“智能星球”的广告中所宣传的。但是，即使是品牌优势也靠不住了。最近几年品牌为公司最快带来收益的是一些新贵公司，如讯佳普网络电话（现在属于微软）。当品牌超越实体资本成为公司价值的组成部分时，对市场的新参与者来说，品牌优势本身也越来越难以维持。

融资渠道

对一家公司来说，没有比缺乏资本更头疼的了。很少有企业家还有资金为一个创意投资或试点产品。那些有资金投资产品研发或有足够的闲钱花在“亏本”上的通常都是些财大气粗的大公司。融资途径越受限，新的竞争对手越难进入市场。其实资本的获得在世界各地都会受到限制，需要经过银行烦琐的申请手续获得信贷，并伴随着高利率。美国曾经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例外，成就了自己世界创新枢纽的领导地位。

今天，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容易获得信贷的地区之一，但也只是排第10位而已。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信贷最容易申请到的5个国家分别是马来西亚、南非、英国、澳大利亚和保加利亚。这样一个结果让很多人都感到惊讶，它不仅反映了资本的来源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随着新信贷渠道的开放，加上传统紧缩的信贷渠道变得更宽松，使得资本资源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

在过去20年有一个大趋势，曾经主要驻扎美国的“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的投资者们开始向欧洲、俄罗斯、亚洲和拉丁美洲这些新市场扩散。在前面提到的“迁移革命”的背景下，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在全世界能够风行，其背后的推手是一些银行家、投资者和工程师，他们多是在美国习得经验后将学到的投资方法回到家乡加以运用。1986～1987年，中国台湾第一笔风险投资基金依照美国模式成立，其领头人是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职业经理人。最近，风险投资公司在印度甚至中国的数量激增，虽然它们在那儿要面对更多的限制；其中，在班加罗尔和硅谷都有涉足的海归和金融家是促进增长的核心因素。安娜李·萨克森尼安是这个问题的专家，她认为“新兴技术领域”（如上海和班加罗尔）已不再是硅谷的简单复制，而是进一步的延伸。她提出，对人才、创业理念和资金的流动比较恰当的比喻不再是“人才外流”，而是第5章中提到的“人才回流”。

创新

“我不知道一家大型制药公司怎么可能有良好的创新环境，我也很难想象你们怎么能培育出创新和承担风险的环境并成为行业带头人。”说这话的是2007年马萨诸塞州剑桥市一家小型制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马拉加诺。在他看来，他说的话很直白。而从几十年的企业标准来看，这些话激进色彩浓厚。

虽然激进，却是事实。像辉瑞和默克这样身价数十亿美元的制药公司可能做一些极具创新性和变革性的新药生意，但它们基本不会开展研发。而一些小型专业公司在合成这些新的药品，它们有的由大学里的生物学研究所创立而来，有的出现在比如印度海得拉巴这个也被称为“基因谷”的创新者的温床。然后他们会把这些药品卖给行业巨头，或者有时连公司本身也一起出售。事实上，药品的制造可能已经外包给了其他公司。举例来说，药品生产商FerroKin Biosciences在本国共有7名员工，联系着约60家供应商和承包商完成药品开发过程的所有环节。2007年成立至今，该公司共吸引了2700万美元的风险资本，完成了从对药品研发到对药品进行二期临床试验的过程，并于2012年被一家总部设在英国的制药商希雷公司收购。

像希雷和默克这样的制药巨头，能够在本土进行广告和销售是一个独特的优势。如果是海得拉巴或深圳的一家小药厂，让其派出一批销售队伍，带着样品（还有笔、包和午餐）到佛罗里达州、珀斯、多塞特的医院推销，这基本是不现实的。

重要产品的创新轨迹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多年来，从药品到汽车、化工和计算机，各个领域的大公司都有自己严密保护的研发团队，并以此为傲。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起，像思科和健赞这样没有内部研发能力的公司也开始声名大振。商业学者亨利·切斯布罗格所称的“开放式创新的时代”已经来临。切斯布罗格指出，在某些行业，开放式创新是常态，例如好莱坞。现在，化学品、电话和飞机制造商都更接近好莱坞的模式，推翻了这些领域以往的巨头所采用的运作方式。像宏基、宏达电子（HTC）等行业新生力量曾经只是名字不为人知的海外创新店，现在发展为拥有自己品牌的业界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台湾智能手机制造商宏达电子的首席执行官在接受《商业周刊》采访时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我们知道这种产品的类别远比我们的客户知道得多。”许多现在还不知名的小公司准备效仿。在制药行业，药品生产外包存在已久，药品开发这一环节也早已有之。另外，自2001年起，药品开发外包市场的增长速度已经快于整个药品研发，从2003年的20亿美元规模扩大到2007年的54亿美元，估计目前每年以16％的速度增长。

这些对大公司来说都不是好兆头。商业学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其著作《创新者的窘境》^[2]（The Innovator’s Dilemma）中论述过，即使最好的大公司也会按照特定的过程操作，这些过程有的能让它们很好地利用“持续性技术”（即优化现有产品的新技术），有的则让它们无法识别和利用一些破坏性技术（即通常出现在现有市场边缘、最终重塑市场的新技术）。在一些经典的破坏性技术中，克里斯坦森列举了移动通信、微型涡轮机、血管成形术、游戏机、远程教学、互联网协议、网上零售和家庭病人护理等。以标准进程来看，可能这些新技术在开始时并不盈利，但最后却能使那些行业内无法撼动的巨头落荒而逃，最终导致曾经的某些标杆企业，如美国数字设备公司和西尔斯·罗伯克公司的衰落甚至灭亡。

克里斯坦森说，公司的规模和运作程序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按照既定指标，大公司需要分析市场机遇，让它们远离围绕新技术产生的新市场。因为这些新市场产生的较少的短期利润不利于季度市场份额实现最大化。每一轮创新都会产生这样一种窘境：随着第一波公司利用破坏性技术获得增长后，“它们要进入更新的定会做大的小规模市场将越来越困难”。

克里斯坦森为商界领袖们提出了应对创新者窘境的准则。但是，随着研发资本更自由地流向更多的地方，以及给工厂、稀缺投入物、通信以及营销的前期投资越来越少，这种窘境的程度非但不会减轻，反而会持续加深。

政府限制

从历史角度看，政府管制限制了竞争，目的是为了服务一个更高的目标：保护当地的新公司免受进口倾销的危害，或是通过控制投资性质和投资地推进某项社会议程。

这一趋势在大约30年前达到顶峰，但由于带来了不良后果，引发了全球政策思路的转变。现在，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解散国有企业，打破垄断，促进贸易和投资体制的自由化，为创业者改善经营环境，这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一个过程。有一个指标能说明问题：1990年，世界平均贸易关税为23.9％（范围从低收入经济体的38.6％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9.3％），而截至2007年，全球范围内的平均贸易关税下降至8.8％，范围从低收入国家的12％到经合组织成员国微不足道的2.9％。即使2008年的经济危机也未能扭转这一下降趋势。随着发达经济体的崩溃，人们纷纷预测这些国家会自然而然地靠更高的进口壁垒保护国内就业和公司，但这并没有发生。还有人认为这些国家会对外国投资者的进入施加限制，但这也没有发生。

向着拥有广阔的资本市场和有限的国家所有权的自由的、开放的经济体努力，这样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运动是上一代人的美好愿景。它经常提醒人们，在某些时候钟摆可能摆动回来，即时不是全部，也是在相当程度上。事实上，2008～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可能在乍看之下让钟摆更多地摆向了政府对关键领域加以管制这一边。

但是，虽然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美国的银行救助计划、英国的暂时国有化，还有金融业出台了新的监管政策遏制衍生品的泛滥等，这些不是更大规模的全球趋势的逆转。事实上，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世界范围内的“亲企业”改革数量在2008～2009年达到历史顶峰，而当时正值全球经济发展放缓期间。就在这一年，银行业进行了前所未有的287次改革，涉及131个国家，为各公司送去了福音。自2004年起，全世界总共有3/4的经济体采取了措施，为创办公司创造条件，有将近2/3的经济体的贷款更简单，有1/2以上的经济体财产登记、纳税、跨境贸易更容易，更有相当数量的国家为公司进入破产程序、执行合同、获得施工许可等提供便利。所有这些还只是政府为各公司大幅扫清障碍所做努力的冰山一角，那些曾在保护伞下的公司也只能暴露在竞争中。新的竞争者面临的所有形式的进入壁垒纷纷倒塌，而与大众的观点相反，这些壁垒中由政府设立的部分是倒塌最多的，并且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