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岁开始的阿登纳的欧洲之旅

从山上西眺那滔滔北去的莱茵河，又想起了一位德国历史上了不起的人物：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1876—1967）。脚下的小镇吕恩道夫（Rh ndorf）是他的长眠之地。

当波恩在1949年被定为联邦德国（西德）的首都时，德国几乎是从一片废墟上开始重建。1950年，德国著名指挥家切利比达克（Sergiu Celebidache，1912—1996）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在原柏林爱乐音乐厅的废墟上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从断垣残壁间响起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这也许正象征了这个抚育过贝多芬的伟大民族在废墟上重建的开始。

当时的德国是被占领国，连主权都没有，更不用说法国的敌意，苏联及其东欧各国咄咄逼人的姿态。在这最艰难的时刻，阿登纳担起了领导西德战后重建的重任，这时他已经73岁。到1963年87岁的他因为健康原因告别政坛时，他领导下的西德已经从一个被占领国变成了重新获得主权的国家，政治上已经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平等伙伴，经济上不仅抚平了战争创伤，并且再次创造了德国的奇迹成为经济巨人。

阿登纳沉着、坚定，记忆力惊人；他注重礼仪，对人对己都严格要求。还在战前当科隆市长时，他的司机驾车不慎撞上了电车。颧骨撞碎血流满脸的阿登纳从汽车里爬了出来，自己镇静地走去了医院，而只受了点轻伤的司机却被担架抬走了。

希特勒上台，阿登纳拒绝合作，两度被捕入狱；出狱后仍被软禁，监听；退休金被剥夺，银行存款被冻结，几乎被断了生路，但凭借顽强的毅力他活了下来。

1949年他当总理后的第一个大贡献就是成功地说服盟国不要大量拆除德国的工业设施，这为德国的复兴留住了“硬件”上的保证。1951年，阿登纳和德国主要劳工领导人之间达成了一项重要协议，让工人与工业监督委员会的管理人员享有平等的选举权，这使得西德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没出现重大的劳资冲突。他的带头，加上经济部长、“社会市场经济之父”艾哈德（LudwigErhard，1897～1977）的有效管理，使西德赢得了战后惊人的经济增长。(www.xing528.com)

1953年4月，阿登纳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之邀首访华盛顿。他把住机会舒解了美国人因二战造成的仇德心态。当时美国舆论还充满反德情绪，认为美国应该拒绝参与欧洲防务。在他的疏通下主张美德友好的副总统尼克松不断为德国人说好话，并提到了美国独立战争年代普鲁士军官冯施托伊本男爵协同乔治·华盛顿训练美国军队，成绩斐然，并赢得了弗吉山谷（ValleyForge）那场关键战役的胜利。阿登纳则在施托伊本的塑像前献了花圈。他的访美大大地改变了美国舆论对德国的敌对情绪。接着阿登纳又先后六访美国，与美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

恰恰就是这位被苏联形容为“好战分子”的阿登纳，顶住了德、法世俗间百年敌对情绪的压力，主动与法国修好，促成德法和解，终于在1963年1月和戴高乐总统签署了德法友好条约，消除了百年的德法对立，对欧洲和平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不仅如此，阿登纳也是欧洲统一和欧盟理念的最早构思者。

1963年10月15日，阿登纳出席了联邦议院为他告别政坛举行的全体议员大会。这时他已将近88岁。1967年4月19日，阿登纳去世，享年91岁。联邦德国在科隆大教堂为他举行了国葬，许多国家的首脑前往参加。葬礼后，他的灵柩由德国海军的军舰护送从科隆逆莱茵河而上到达其家园所在地龙岩山南麓的小镇吕恩道夫，葬在山脚下的森林墓园。当时的莱茵河两岸静静地站立着成千上万的德国民众为他送行。

还有一点很值得一提，就是阿登纳在贸易问题上谨慎和深远的考虑。特别是当今世界上各国之间为了贸易问题常常是争得不可开交，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等等，吵吵嚷嚷，不一而足。相比之下，阿登纳的做法就值得借鉴了。当年德国不到十年就再次成了欧洲的经济巨人，德国的产品大量地出口到其他国家，一些贸易伙伴国家就开始抱怨了，说德国货的进口影响了他们国内的生产和市场，甚至把他们国家失业率的上升也归咎于德国货。阿登纳和艾哈德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他们不是像日本人那样自私，拼命钻别人“自由贸易”的空子，而是尽可能地设法保持同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平衡：若德国出口到某国多少产品，德方会设法从该国进口一些其他产品以减少贸易逆差。如果大家都能够像德国当年那样在贸易问题上保持谨慎，不损害贸易伙伴的利益，那么当今这个世界也许会融洽得多。

德国的政治家除了俾士麦以外，无人能和阿登纳相比。他的性格和办事方式都很像俾士麦。一个总理，一个宰相，这点区别仅仅是在中文翻译的字面上，原文是同一个字：Kanz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