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文字：商代金文和甲骨文

二千四百多年前，孔子曾为殷礼无徵而慨叹。今天我们依靠地下发现，却能够看到大批商代后期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在已发现的各种商代后期文字资料里，数量最多的是甲骨文，即占卜用的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其次是金文，即青铜器上的文字。此外，在陶、石、玉、骨、角等类物品上也发现了文字，不过数量都不多。商代金文几乎都是铸在铜器上的（西周、春秋时代金文也一样）。甲骨文和上述其他各种文字，绝大多数是用刀刻出来的，少数是用毛笔蘸墨或朱砂书写的。

甲骨文发现于商代后期王都的遗址——殷墟（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迁都于殷。此后，直到公元前11世纪商纣亡国，在二百七十多年的时间里，这里始终是商王朝的国都。甲骨文是这一时期商代统治者的占卜记录。其中大部分是商王的占卜记录，小部分是跟商王有密切关系的大贵族的占卜记录。

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对各种各样的事情，例如一旬之中会不会有忧患，天会不会下雨，农业能不能有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以至生育、疾病、做梦等事，都要占卜一下，看看是吉是凶。占卜所用的材料是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偶尔也用其他兽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钻凿出一些小坑，占卜时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使甲骨表面因热而裂缝。这种裂缝叫做兆。占卜的人就根据兆的样子来判断吉凶。商代后期管理占卜事务的人员，往往把占卜的事由、卜兆的吉凶以至后来应验与否的情况，刻记在卜甲卜骨上。这些文字就是所谓甲骨文，也称甲骨卜辞。商代人有时也在卜甲卜骨或一般兽骨上刻记一些跟占卜无关的事情。这类文字通常也都称为甲骨文。所以严格说起来，甲骨文的范围要比甲骨卜辞广一些。

商朝灭亡后，刻着文字的甲骨埋藏在殷墟地下，长期为人所遗忘。虽然这种甲骨也不时被人翻挖出来，但是并没有人知道上面刻着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古代文字。直到清末光绪二十五年（1899）或稍前一些的时候，甲骨文的价值才开始被人认识。八十多年来，经过当地村民的私掘和公家的考古发掘，出土的有字甲骨已经累积到十多万片。不过其中只有少数是完整的卜甲和卜骨（图4、5），绝大多数是面积不大的碎片，有的小碎片上只有一个字（跟有字甲骨一起出土的，还有很多无字的卜甲卜骨，因为当时在占卜之后并不是每次都一定写刻卜辞）。

一块完整的有字甲骨，往往刻有很多条卜辞。篇幅较长的卜辞，一条有六十多个到八九十个字。殷墟曾出土一块非卜用的刻字骨版，正面刻着一篇记事文字，反面刻着六十干支表。由于记事文字提到小臣墙之名，一般称为小臣墙骨版。（图6）此骨上部已经残去，据干支表的残缺程度推测，骨上刻的记事文字原来长达一百余字，应是地下发现的最长的一篇商代文字，可惜残存下来的只有五十多个字。甲骨文数量既多，内容也很丰富，是我们研究商代文字和商代历史、文化的最重要的资料。

在青铜器上铸铭文的风气，从商代后期开始流行，到周代达到高峰。先秦称铜为金，所以后人把古代铜器上的文字叫做金文。由于钟和鼎在周代各种有铭文的铜器里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过去也有人称金文为“钟鼎文”。有铭文的先秦铜器历代都有发现，早在宋代就有人专门搜集研究。估计已著录的和现存未著录的先秦有铭铜器大约有万余件。其中商代铜器可能占四分之一左右。

商代铜器上的铭文大都很简单，多数只有一到五六个字，主要记作器者之名（多不用私名而用族名）和所纪念的先人的称号（如父乙、祖己等）。（图7）在商代后期的晚期阶段，出现了一些篇幅较长的铭文，但是已发现的商代铭文最长的也不过四十余字。（图8）

《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甲骨文里有“册”字，写作等形，直竖代表细长的竹木简，或代表把简片编联成册的编绳。商代典册的内容无疑会比甲骨文、金文更为重要，文字篇幅也一定会更长。可惜竹木易腐，没能保存下来。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商代文字形体上的特点。

首先应该指出，甲骨文和金文在字体上有不同的特点。在商代，毛笔是主要的书写工具。“笔”字繁体作“筆”，从“竹”从“”。甲骨文“”字作正象手执毛筆形。我们今天虽然已经无法看到用毛笔书写的商代典册，但是还能在商代后期留下来的甲骨和玉、石、陶等类物品上看到少量毛笔字。（图9）金文基本上保持着毛笔字的样子，甲骨文就不同了。商代统治者频繁进行占卜，需要刻在甲骨上的卜辞数量很大。在坚硬的甲骨上刻字，非常费时费力。刻字的人为了提高效率，不得不改变毛笔字的笔法，主要是改圆形为方形，改填实为勾廓，改粗笔为细笔，如：

有时他们还比较剧烈地简化字形，如把子丑寅卯的“子”由简化为（在上古，子丑的“子”跟子女的“子”写法不同），把“于”字由简化为等等。我们可以把甲骨文看作当时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字，而金文大体上可以看作当时的正体字。所谓正体就是在比较郑重的场合使用的正规字体，所谓俗体就是日常使用的比较简便的字体。

在讲汉字形体演变的时候，应该充分注意甲骨文作为一种俗体的特点。例如在甲骨文里很早就出现了写作的“日”字，而在时代较晚的商代金文以至周代金文里，“日”字却仍然写作比较象形的等形。如果机械地按照时代先后编排字形演变表，就会得出“日”字由演变为这种不合事实的顺序来。(https://www.xing528.com)

甲骨文和金文各自的字形，又由于时代的早晚或用途的不同而产生差别。商代后期的甲骨文有两百多年历史，可以按照字形的特点分早晚期。早期甲骨文一般要比晚期更象形（也有个别例外，如子丑寅卯的“子”早期甲骨往往作，最晚期的甲骨反而作因为这个字在甲骨文里早期多用简体，最晚期却用正体）。在金文里，一部分主要用作族名的金文（以下称族名金文），象形程度显著地高于用于记事的一般金文。后者大都见于商代后期的晚期铜器上，字形跟晚期甲骨文相似。族名金文不管是见于早期铜器的，还是见于晚期铜器的，都比早期甲骨文还要象形。在族名金文里，彼此的象形程度也有高低之别，不过这种差别似乎并不是完全为时代的早晚所决定的。下面把上述这几种文字列表对照一下（部分例子取自偏旁）：

铸有族名金文的铜器，时代往往比早期甲骨文晚，甚至在西周早期的铜器上都还时常能看到这种金文。但是它们的字形却比早期甲骨文更象形。这种现象应该是古人对待族名的保守态度所造成的。现代的姓氏和地名，有一些还保持着较古的语音，例如作为姓氏的“洗”（xiǎn，也写作“冼”）、地名番禺的“番”（pān）。这跟商代后期人用较古的字体来写族名，是同类的现象。

从上面的字形对照表，可以把商代文字逐渐简化的情况看得很清楚。上引族名金文中象形程度较低的那部分字，即“犬”、“牛”、“止”的第二体，也许大体上可以代表跟早期甲骨文同时的一般的正体（早期甲骨文中有些时代较早的“止”字，写法跟族名金文第二体相似）。至于象形程度很高的那部分族名金文，可能还保持着商代前期甚至更古的汉字的面貌。象形程度较低的族名金文和早期甲骨文，比起这种族名金文来已经大为简化。晚期的一般金文和甲骨文，又进一步简化了象形程度较低的族名金文和早期甲骨文。“虎”、“犬”等字，早期都画出腹部，晚期就把腹背合并成一笔了。

历来的统治阶级都轻视俗体字。其实，在文字形体演变的过程里，俗体所起的作用十分重要。有时候，一种新的正体就是由前一阶段的俗体发展而成的（如隶书，详后）。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俗体的某些写法后来为正体所吸收，或者明显地促进了正体的演变。从上面的字形对照表里所列的“虎”、“牛”、“止”、“戍”等字的写法来看，在商代后期文字里，正体（在表中由金文代表）的演变显然是受到甲骨文一类俗体的強烈影响的。

商代后期一般文字的字形，跟图画已经有了很大距离。但是作为一种文字来看，象形程度仍然应该算是相当高的。有些字只要把它们所象的事物的特征表示出来，就能使人认识，因此写法很不固定。在族名金文和早期甲骨文里，这种现象尤其突出。例如“车”字，仅就《甲骨文编》所收的资料来看，在早期甲骨文里就有十多种不同写法，下面所举的仅是彼此区别较大的一部分写法（下引前二形也有人认为是表示车辕折断的意思的，并非一般“车”字）：

在族名金文里还可以看到好多种写法跟甲骨文不同的“车”字（看《金文编》723—724页）。《甲骨文编》所收的晚期甲骨文的“车”字有两例：

除字形方向不同外，彼此的区别很小。看来在商代后期文字里，晚期的字形比早期已经稳定多了。

商代文字字形的方向相当不固定。一般的字写作向左或向右都可以，如亻（人）也可以写作（子）也可以写作有的字还可以倒写或侧写，如（侯）或作（五）或作上举的晚期甲骨文的“车”字也是一例。字形方向不固定的现象，也是跟象形程度比较高的特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在周代文字里仍可看到，不过已经比较少见，到秦汉时代就基本绝迹了。

最后，谈谈商代文字的排列方式。汉字自上而下的直行排列法，显然早在商代后期之前就已经确立。所以在甲骨文里，不少原来宽度比较大的字，如〔三（一）〕和本节里提到的“犬”、“豕”、“疒”、“虎”等字，已经由于直排的需要而改变了字形的方向。甲骨卜辞偶尔也有横行的，但是只限于单行，并且跟卜辞与卜兆相配合的需要有关，是一种特殊情况。在行次的排列上，传统的从右到左的排列法在商代后期，至少在后期的晚期阶段也已经确立。商代后期龟腹甲左右两半的卜辞，或左、右肩胛骨上的卜辞，其行次方向往往彼此相反。这也是一种特殊情况。商代后期的晚期铜器上的铭文和兽骨上的记事文字，几乎全都由右向左排行。可见在当时，一般文字是以左行为常规的。汉字的这种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排列方式，沿用了三千多年，一直到解放后的五十年代中期，才基本上为自左而右、自上而下的横行排列法所取代（在本世纪初期，已经出现了一些横行排列的印刷品。不过在五十年代正式改直排为横排之前，这种印刷品的数量一直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