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强制性劳动的奴役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现代性之所以导致了工人的畸形发展，使人成为单面人，这是私有制条件下的强制性的劳动分工造成的。正是“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和片面”[242]，“分工使他变成片面的人，使他畸形发展，使他受到限制”[243]，其根源在于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马克思指出，“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244]。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以往的各个社会，物质生产力和交往有了很大的发展，历史越来越成为世界历史，但是由于其生产力并不是十分发达，个人的活动仍然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交往的束缚，个人的职业对他来说是偶然的，“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的生产工具”[245]，从而成为“单面人”。“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246]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就一定意义上说，强制性的劳动分工导致的“单面人”实质上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时必然要经过的一个环节，必然要付出的代价，是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发展而牺牲无产阶级全面发展的结果。但是，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走的是同一条道路，这种异化的劳动“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247]。(www.xing528.com)
毋庸否认，大工业的机械化特别是自动化的发展使工人成为机器的看管者，不需要多少技术知识就可以操作机器。就潜在的意义上说，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个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分工。但是，“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态同时又更为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在真正的工厂中，是由于把工人变成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在其他各处，一部分是由于间或地使用机器和机器劳动，一部分是由于采用妇女劳动、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作为分工的新基础。”[248]马克思认为，要消灭这种新的恶性循环，就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即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有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并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才能消灭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才能消灭技术理性和科学理性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和人的对立。但是，消灭私有制只是使人成为机器的主人，仅仅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而要使潜在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必须要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才能为人们的自由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每一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劳动才成为一种乐趣，人们才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职业。否则，“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49]。
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加，人的自由将得到全面的发展，个人就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50]
涂尔干的分工理论与马克思大异其趣。“对涂尔干来说，生产活动的非人性化现象不是由于劳动分工本身的支离破碎的结果，而是由于工人的道德失范状态的结果。换言之，劳动过程的非人性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作为个体的工人没有关于统一目标的清晰观念，使其生产活动与社会的整个生产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唤醒个人的道德意识，使他认识到自己在分工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的社会重要性，这种状况是可以纠正的。”[251]在涂尔干看来，工人一旦在道德上认同他在分工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后，他就可以避免成为机器的附属物的异化命运，而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人享有高度的自主性，才能形成社会的有机团结，构建一个共同体。而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消灭这种遵循资本逻辑的强制性分工本身才能使人获得自主性，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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