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户为何越来越火热？快乐的真相揭秘！

近年来拆迁户的火暴故事接二连三地出现。

说两个我知道的拆迁故事。某大城市的一个拆迁户，自有房子的面积大约30平方米，得知要拆迁，他觉得发财的机会来了。拆迁补偿费开价多少？估计没人能够猜得到：5亿人民币。不知道这个数字他是怎么算出来的。据说中国大陆最昂贵的单体别墅，一套大约一亿元人民币。哪个黄金钻石地段30平方米的地皮加房子可以值五套顶级别墅？拆迁谈判旷日持久，毫无进展。该市一位副市长不得不亲自出面、亲自上门，与这位拆迁户面谈。该拆迁户还真的很爽快，看到大领导来了，说：副市长亲自来，我就给你点面子，让个价。副市长的面子值多少？2.5亿。当着副市长的面，这位拆迁户同意把要价降一半，副市长的面子的确够大的。但是，2.5亿也等于一栋高楼啊。不知道下一步更高的领导亲自见他，面子还能有多大。

还是这个大城市，另一个拆迁户，自有房子面积十几平方米。这位拆迁户可能“不差钱”，他的拆迁条件不要钱，要什么呢？他得知被拆迁的这个地方，将来要盖一栋30多层的高楼，于是，这位拆迁户要求：未来建成的高楼，从10层以上，每一层，在我这个10多平方米的正上方，给我同样面积的房子。十几平方米的地面“原地”换200多平方米的叠加高层，看起来有点不合理，但是，人家发明了一个拆迁新词，叫做“领空权”。幸亏这个城市不是迪拜，没有建800多米、几百层的高楼，否则，拆迁户的“领空权”要进入太空了，而且还将是喇叭形的。

上面两个拆迁户后续还有什么发展，没有跟踪关注，也算防扩散、防模仿。同泼汽油、点火相比，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性质上都差不多。拆迁户为何这么火暴？说到底，大家都是为了钱。单纯指责拆迁户们无理、过分、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并不合适，因为拆迁户毕竟是弱势群体。但是，它的确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反过来，完全指责政府有关部门暴力执法，拆迁户不得不以暴制暴，也不合适。因为执法部门也有法律依据，不一定真的违法了。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中国古代有一个词叫做“上行下效”，其实问题就在这儿。地方政府如果以发财为主，以房地产为重，岂能怪百姓同样以发财为主，以房子为重？与“上行下效”意思接近的还有一个词，叫做“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程度上更严重一些。用大白话说就是，政府喜欢发财，老百姓就会喜欢“发大财”、“发横财”。如果政府和百姓在发财这件事上，各自在不同的领域，也许问题不大。如果都集中在同一个领域、同一个目标，那就要打架。土地房子有限，那就争房地产的“领空权”呗，也算是群众的智慧，是否今后还需要新的法律呢？

政府要发展经济，要让老百姓富裕，这没错。但是，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必须厘清：政府能不能亲自参与发财的事情？中国宋代的改革家王安石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一整套改革方案，要政府学会理财，道理上没什么错，但是，怎么改，怎么理财，就是一个大问题。王安石改革的结局不太好，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主持的北宋政府太多地直接参与财产经营，把政府变成了老百姓的竞争者。面对单独、小群体的百姓时，政府可以所向无敌，但是，面对全体百姓的时候，政府的处境就很难了，这叫“与民争利”。虽然王安石自己可以洁身自好，尽量做到公平公正，但是在王安石之后，延续他这一方式的人，就变成蔡京、宋徽宗，北宋就亡国了。(www.xing528.com)

因此，在发财这件事上，政府应该对自己的定位有清醒的认识。不是说政府完全不可以亲自参与经营，有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领域、关键领域、基础领域，政府应该介入，例如航天、军事、发电等。并且，政府在这些领域的行为导向应该以全民利益为重。而在很多其他领域，政府的确应该退出与百姓、与社会的商业竞争，政府只应该扮演一个规则制定者和公平仲裁者的角色。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年轻的宋神宗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和小老百姓一起在小商品上竞争做生意，这不好吧（大意）？但是，宋神宗的这个觉悟当时没有发生作用。换句话说，政府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鼓励全社会发展经济，不等于政府大量地直接参与经营，其中应该有一个界限。否则，即便有法律，也严格遵守法律，政府依然会因为自身运动员、裁判员角色的混淆而有口难辩。

当今中国的房地产问题还有一个难办的地方，就是由于客观原因，政府很难从房地产领域退出，不得不参与其中，这是中国的现实。除非把土地全部私有化，拆迁之事才会与政府毫无关系。拆迁户再火暴，也只针对资本家，政府乐得一身轻，做个和事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土地不能私有化，就应该早一点认清这个现实，中国发展房地产就应该有适合自己的方针和办法，而不应该照搬国外的那套办法，弄得现在政府与房地产商难解难分，想要秉公执法都心虚，底气不足。

房地产行业适合中国的政策应该怎样？很简单，由于中国的土地归国家、集体所有，那么，土地资源利用的首要目的就不应该是一部分人发财，不应该是表面上的GDP参数，而应该是全民的真实生计，这个主次必须分清楚。政策应该建立在这个观念基础上。房地产的源头解决办法就是，要让房地产的利益，变成广大老百姓和政府的共同利益；政府要同广大老百姓站在同一条战线。

政府与资本家的关系，首先不是要消灭资本家；其次不是像某种西方理论宣称的那样，要与资本家穿连裆裤。而是应该像中国传统那样，理直气壮地管理资本家，让资本家规规矩矩地合法经商。只有摆脱了与资本家的利益关联，政府才有可能气壮如牛，才有可能获得百姓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