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真理之旅：新传统主义与中华民国史（上）

五四运动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新传统主义”反对这一运动“全盘否

定”传统的主张；这一点相对来说在西方著作中最近以前很少受到注意。忽

视与这种倾向有联系的人物，是基于这样一种假定，即其在1949 年的挫折已

使这种思想完全不值得注意了。我们首先要指出，这里要论述的人物和上面

讨论的大众文化倾向几乎没有关系。他们毫不难为情地面向过去的雅文化，

甚至当他们倾向于把雅文化等同于笼统的“中国精神”时也是如此。他们在

不同程度上也熟悉现代西方思想，并且毫不犹豫地利用西方思想来维护他们

的主张。按照李文逊的看法，从西方哲人寻求支持再次表明了他们思想的“新

传统主义”性质。这暴露出他们并不相信传统中国思想能够坚持自己的价值。

依靠寻找相当于西方观念的中国观念来挽救民族自尊心，这又是一个例子。

可是，虽然这种“浪漫的”文化民族主义多次出现（最显著的例子是1927

年以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我们却不能先就断言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李文逊的看法，对五四时期以前刘师培、柳亚子等人的革命的“国粹”

派来说，可能是适用的。不过，这个老“国粹”派五四以后的后继者却是一

个完全不同的集团。梅光迪、吴宓这样一些人曾经在哈佛大学著名的白璧德

的指导下学习；虽和老“国粹”集团保持亲密关系，却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

的观点，这表现于他们的刊物《学衡》中。他们通过白璧德接触到文学批评

家充当生活批评家这一西方传统。白璧德把“古典的”和“浪漫的”范畴提

高到主要生活态度的重要地位。“古典的”，表示超历史的审美和伦理标准

以及个人道德生活中的“内心反省”。它意味着秩序和结构。“浪漫的”，

表示取消所有准则，在个人和集体生活中放纵感情，等等。《学衡》的领导

者相信这些便是贯穿于文化差异的范畴；他们还相信，儒家的社会准则和中

国的经典著作在中国是最“古典的”，这一点他们受到了白璧德的鼓励。这

是“文化民族主义”，还是对跨越不同文化的精神类似性的真知灼见，这个

问题还不能断定。事实上，这种特殊的“新传统主义”没有表现出多大活力。

把自己看作真正儒家学说代言人的梁漱溟，把整个“国粹”派的学术和审美

兴趣的中心当作“捡拾来的僵化腐朽货色”而不予考虑。①

值得注意的是，指出五四时期以后的“新传统主义”思想主线的人还是

极为善辩的梁启超。他曾作为出席巴黎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团的非正式成员(https://www.xing528.com)

去欧洲，感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灾难之后许多欧洲大陆思想家的忧郁感和

沮丧感。和欧洲思想家的接触导致他写了《欧游心影录》，这一著作简直就

是对“东西方文明”本质的全面的再评价。严复、陈独秀等人的著作中进行

过的这种讨论，总是以简单的易于处理的二分法把叫做文明的巨大综合体大

大加以简化。西方文明的本质——对梁启超来说过去本来一直如此——就是

“物质”文明（如他这时所称呼的），这种文明只求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

然；也就是个人、阶级、民族间无情斗争的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完全改变了

的是他对这种文明的评价。过去他热情地把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作积极的应当

遵循的行为准则来接受。现在，按照西方批判的思想家自己的看法，正是这

种行为准则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浩劫。既然这是西方文明的本质（因

为其侵略的、好战的本性甚至有更早的历史根源），这时无论在西方的什么

①见盖伊·阿利多：《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第118 页。

地方他都发现有像倭铿或柏格森这样更具精神倾向的批评家；梁启超这时倾

向于探索东方的力量。

可是，和我们的论题关系更密切的问题是，梁启超在哪一点上找到了中

国精神之所在。他发现，中国精神并不在于那些过去研究所谓“外在领域”

的学说中——有关正当行为的标准（礼）、制度和社会组织的学说，有关自

然界结构的学说。在这方面，中国还需大量学习西方有关物质和社会的技术。

相反他发现中国精神，一点不错，就在于那些强调“内在领域”的思想方式

——在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宋明新儒学；除此以外，也在于大乘佛教哲学；他

青年时代曾被大乘佛教哲学所吸引。中国这种独特文化的核心，在于它那种

人有良知的信念，良知使人和广大无边、不可名状的万物之源结合成一体，

人从万物之源获得精神和道德方面自我改造的力量。西方自由思想只谈生物

性需要的满足——不谈以宇宙论为基础的道德自律。

就梁启超——一个多变的人——来说，谁也不能完全弄清他思想的根

源。李文逊假定，梁启超从他关于中国精神优越性的新看法中获得了民族主

义的满足感；这可能是完全正确的。而梁启超发现中国思想的核心在于新儒

学，这预示了下一个时期整个新传统运动的主要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