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1927年，经济危机到政治退位

1923 年以后，经济奇迹的结束和革命运动的勃兴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孤

立。和外国人的合作在瓜分利润时本来就已经很困难，到经济危机袭来时更

变成了殊死竞争。但是资产阶级退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却不足以使它和激

进的知识界或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他们的革命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社会要求对

于雇主阶级来说，和外国的竞争一样危险。资产阶级一方面不肯在其外国伙

伴甚至已不再装出合作样子的合作中妥协，另一方面又不会走上直接威胁其

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它宁愿鼓励传统类型的国家权力的复辟，也就是官僚

主义和军事独裁的复辟，希望这样能够既保证民族解放，又保证社会秩序。

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恢复侵略

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失败以后，经济危机又打破了和外国进行合作的迷

梦。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消失了，1923 年，西方列强在谴责日本在中国的扩张

政策的同时，仍然重申和日本保持团结。帝国主义侵略的恢复粉碎了中国资

产阶级建立在外国人“明智”和“善意”之上的希望。

民族工业的危机

在1920 年以后影响西方和日本经济的复苏危机中，中国的情况比较良

好。丝茶出口商由于外贸受到阻碍而受到打击，出口总值由1919 年的关银

6.3 亿两降到了1920 年的5.4 亿两。但是巨大国内市场的活力阻止了危机的

扩大和价格下降：“本来供出口的货物，外国人不能购买，都在国内消费了”。

①进口商也经历了同样的困难，他们无力提取已经订购的货物（灾难性的银价

下跌导致银两相应贬值），但和19 世纪以来的多次投机风潮一样，条约口岸

的市场受到震动却并没有引起崩溃。基本情况仍然是，中国工业还在蓬勃发

展并继续获得高额的利润。可是，在1923 年正当西方和日本市场开始出现转

机的时候，中国却受到了打击。

困难在1920 年秋季开始，当时棉价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波动，原棉价格上

涨，棉纱价格下跌。1920—1921 年由于气候恶劣，棉花歉收，这时，正在全

速生产中的中国纺纱厂的原棉消耗量，却从1918 年的270 万担增至1922 年

的630 万担。②中国纱厂不得不进口越来越多的原棉（1922 年达110 万担，

几乎占其总消耗量的1/3），因而感受到世界范围价格上涨的影响。1920—

1922 年华北各省的饥荒，1922 年吉林、四川、福建的内战都减少了棉纱的销

售量，1921 年，纱厂每包棉纱尚可获利25 两，到1923 年每包要亏本15 两。

许多纱厂都减产。安装一两年前订购的纱锭增加了生产能力，但停工的机器

数目也随之而增加。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的纱厂却继续日夜开工，付给股

东们30％的红利。大多数英国纱厂也避开了这次危机。

竞争与控制

中国的实业家们对这次危机作过各种各样的分析。他们责怪“市场不

利”、“资金不足”、“固定资本比例太高”①、“长期负债”②、“经营缺

①《远东商业公报》，1922 年1 月。

②玛丽·克莱尔·贝热尔：《民族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1923 年中国纺织业的危机》。

①

之一：《华商纱厂资金问题与棉业前途之关系》，《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2（1923 年10 月），第

②

2—8 页。

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4（1922 年10 月20 日），第2—6 页；

乏远见”③、“红利过度膨胀”④。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不同意英国商务

参赞的意见，他认为“日本和英国的纱厂较好地经受住了这场风暴是由于管

理较好和融资健全”。⑤中国企业家们说：即使我们的技术和管理和外国人的

一样好，我们也无法避开他们的竞争。⑥

在他们看来，中国企业明显的弱点在于它的总的环境，即一种受人主宰

的经济；而外国企业的优势则在于它们与世界各地的强有力的联系。根据这

一论点，民族工业的危机主要该由日本负责，日本经济战略被认为是十足的

殖民主义政策。

“我们的纺织业有一个敌人，也只有一个敌人：日本”。①这一指控不仅

仅反映了日本在中国进行领土扩张和攫取政治权利的野心在中国资产阶级中

所引起的敌意。日本商人对中国市场的非比寻常的进攻也引起了焦虑。自

1918 至1924 年，日本在华纱厂纱锭增加了388％。②“他们（日本人）以排

山倒海之势冲向中国。”③伴随这些工业投资的还有对中国纱厂的财政卷入。

在1917 至1922 年间，中国纱厂所谈判的19 项外国贷款中，有14 项是由日

本公司提供的。当1922 年中国的实业家们不再能偿还债务时，日本的参与就

变成了控制，例如1923 年的华丰纱厂和1925 年的宝成纱厂就是例子。④

使中国实业家们惊恐的还不只是这一经济攻势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一

攻势所采取的那种集中而系统的形式。他们从中觉察到一种不折不扣的“纺

织政策”⑤，一种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阴谋”。⑥他们谴责日本主宰

和独占中国的野心。

1923 年春天实行的原棉禁运表明，这是中日实业家之间的一场力量较

量。原棉价格上涨使中国纱厂主遇到了困难，致使他们要求完全禁止原棉出

口。⑦那时，中国出口的全部棉花几乎全由日本纱厂主收买（1923 年出口的

974000 担中的803000 担）。①这些出口的原棉只占中国全部产量的10－13％，但这取自商品棉（约一半），其结果是中国纱厂失去了传统的纺线、絮

衣剩下的通常供应它们的原棉的1/4。

虽然中国的分析家们并非不知道棉花生产不足、工业化加速进行和世界

朱仙舫；《整理棉业新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 年5 月），第1—12 页。

③

振德：《民国十一年度各纱厂营业报告》，《上海总商会月报》，3.5（1923 年5 月）。

④ B.Y.李：《中国棉纺厂的现状》，《密勒氏评论报》，1923 年10 月6 日。

⑤海外贸易局：《中国1923 年6 月工业和经济状况报告》，H.G.布雷特，上海。

⑥

潜园：《青岛纺绩业之状况与希望》，《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4.1（1923 年1 月），第29—32 页。

①

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3.2（1922 年3 月20 日），第

9—14 页。

②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 卷，1，第6—7 页；《北华捷报》，1922 年2 月25 日，第518 页。

③李寿浵：《关税加增与我国纺织业之前途》。

④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1963 年第3 版，第180—185 页。

⑤潜园：《纺绩业根本整理之私见》。

⑥

子明：《世界棉花之需给与中日棉业之关系》，《银行周报》，7.10（1923 年3 月20 日），7.11（1923

年3 月27 日）。

⑦

沧水：《禁棉出口与今后中日纱市之感想》，《银行周报》，7.6（1923 年2 月6 日），第14—15 页；

方宗鳌：《禁止棉花出口之我见》，《商学季刊》，1.1（1923 年2 月），第1—3 页。

①方显廷：《中国的棉业和贸易》，2，附录5。

棉价演变在这次危机中所起的作用，他们仍然认为禁止出口是解决原棉价格

上涨问题的关键。②毫无疑问他们是正确的。即令禁止出口不能解决保持农业

发展与工业化之间的平衡问题；即令这并不能阻止日本设在中国的纱厂从本

地市场购买棉花，它仍然能在短期内减轻纱厂主们的困难。中国人自己也说，

这是“暂时解救燃眉之急”，但容易实施并可收速效。

华商纱厂主联合会在1922 年底提出的禁止棉花出口的请求，得到了北京

政府的批准，并正式颁布。③日本提出抗议，并得到外交团的支持。他们援引

和中国所签订的条约。面对“受惠国”的一致反对，中国政府只得在1923

年5 月取消这一禁令。④

就这样，这次为解救中国工业的燃眉之急而禁止棉花出口的努力，导致

了列强共同阵线的再度出现。当警报响起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的团结战胜

了它们之间的分歧。美国也为日本保卫“条约权利”而帮腔。

危机加剧了经济竞争，使政治上的合作越来越不可能。在1923 年，许多

外国观察家和侨民感到他们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恶化——他们认为这种关

系太弱也太死板——要求修改在华盛顿会议上制定的外交路线。除了其他的

原因以外，有一次事件引起了这一政策的转变。

合作进入了死胡同：1923 年的临城事件

1923 年5 月6 日，一列快车在山东省临城被土匪拦截，并绑架了许多乘

客，其中有24 名外国人。这一事件引发了舆论并触怒了外侨，他们要求恢复

武装干涉的老政策。对于那些一直都在谴责他们所谓的“华盛顿错觉”的老

中国通，这次事件提供了一次大举报复的机会：他们觉得必须利用这一机会。

外国政府应该提出尽可能严厉的要求。①

外交团1923 年8 月10 日提出并由全体列强（包括那些并未受到这次事

件直接影响的国家）签署的正式照会除了要求赔偿和惩办以外，还要求建立

一支由外国军官领导的特别铁路警察部队。②

其结果是又回到了帝国主义的最典型的做法。一系列其他事件——传教

士被杀害、商人被绑架——的清单上又加了临城事件，在19 世纪后半期，这

类事件一直是列强军事和外交惩罚的导火线。

外国人信心十足，以为这一次旧传统的恢复会得到中国资产阶级的谅解

和支持。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是商人，不都同样需要安全吗？他

们必须团结一致以求重建秩序。在上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完全相信本地资产

阶级的默契，他们的商会和侨民协会在关于加强外国人对中国的控制的共同

纲领中，结论性地提到，“中国主要商界和银行界都同意，他们对局势的混

乱感到不满，只是自己不敢采取行动”。③

中国商人真的不敢采取行动吗？《北华捷报》责备他们“巧妙地装聋作

哑”；①但是，难道这不恰好表明中国资产阶级拒绝参与他们认为与自己的利

②

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 年2 月）。

③《远东商业公报》，1923 年3 月，第41—42 页；《北华捷报》，1923 年2 月17 日，第426 页。

④

《使团与禁棉出口令之取消》，《银行月刊》，3.7（1923 年7 月）。

①《北华捷报》，1923 年5 月19 日，第471—472 页。

②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4 年》，第819 页。

③《密勒氏评论报》，1923 年7 月7 日，第172 页。

①《北华捷报》，1923 年6 月30 日，第859 页。

益、尊严，甚至是与自己的生存不相容的做法吗？中国商人的确是把临城事

件视为国家的耻辱，并竭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帮助解决这一事件；各主要商会

甚至派出代表亲赴出事地点与绑匪谈判。尽管这一事件是可悲的，但它却不

能证明因此就应该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

“敝会深信各友邦与敝国均有多年之友好关系，必不致因一地方之骚扰

事件，而遽有损敝国主权，惹起敝国人民反感之行动。”②各行业组织和各商

会并由此而更进一步采取攻势，将这一事件的责任加到那些提供“助长内乱

之借款与军械”的“各国银行及军械洋行”。③

各商会和商人团体的行动得到了共产党人的称许，誉之为对“帝国主义

助长中国内乱”有了认识。“我们希望全国商民总动员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主

乱中国”。外国人采取强硬立场，并且拒绝与中国资产阶级合作，岂不是要

将他们驱向革命吗？资产阶级怎能经受这种要命的选择呢？但是它又怎能逃

避得了呢？

革命运动的兴起和资产阶级日趋孤立

1923 年孙逸仙与共产党人的合作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逐步形成，给了

革命运动以新的推动力：广州根据地的建立、工会主义的兴起、1925 年伟大

的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以及前一章提到的北伐，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

城市中，大批工人和知识分子协力支持革命，而资产阶级——既包括“旧制

度的资产阶级”，也包括新企业家资产阶级——却离它越来越远。五四运动

时期使人们团结一致的民族主义口号，再也不能抑制当前各种社会与政治的

对立。于是斗争迭起——在商会与孙逸仙之间，在商团与国民革命军的军校

学生之间，在工会与商会之间。

1923 年秋季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导致了孙逸仙与列强之间的直接对

抗。尽管几个月前临城事件造成了紧张气氛，资产阶级还是拒绝支持孙逸仙

的行动，因为他选作挑战的领域早已被资产阶级认为是他们的独占禁区。广

州政府发起的攻势实际上有使偿还内债的体制受到损害的危险。

在大战末期，海关税收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大量结余，外国银行将这笔余

款交给中国的中央政府处理。1919 年广州军政府要求分得，而实际上也的确

分得了一部分（13.7％）供自己使用。广州政府在1920 年被驱逐，停止了这

项要求。孙逸仙在1923 年3 月重新掌权以后，他要求重新获得这笔款项，并

要求清偿欠款。但在此期间，1922 年7 月29 日中国总统已发布命令将全部

关余拨充偿付整理内债的基金。1923 年9 月，外交团以遵守条约为借口向孙

逸仙提出警告：如果他要用武力夺取当地海关收入，列强就要用武力进行干

预。作为警告，是年12 月他们派遣23 艘炮舰驶入广州水域。

在这段时间里，资产阶级总是在思考他们当前所负责任的代价；上海和

天津的商会和金融团体请求孙逸仙不要危害他们的利益：

“我公手创共和..

素以恤商为宗旨，务恳保全关税，以裕基金，不使商民损失”。①

虽然孙逸仙强调，内债是由北京政府安排的，广州不承认它的合法性，

银行家们却不愿卷入政治争论：“当时南方政府承认与否，以及北京政府发

②

《为外人干预护路事致符领袖公使函》，《上海总商会月报》，3.9（1923 年9 月），《会务记载》栏。

（蔡）和森：《商人感觉到外国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的第一声》，《向导周报》，44（1923 年10 月

③

①

27 日），第333 页。

《银行界请孙文维持内债基金》，《银行月刊》，3.12（1923 年12 月），《银行界消息汇闻》栏。

行该项公债时之用途如何，人民未便过问。关余既系整理公债基金之重要部

分，无论何方，稍涉牵动，人民血本所关，均不能予以承认”。

孙逸仙的共产党盟友站出来帮他说话。他们为他的政策辩护，力图提高

争论的层次以开导资产阶级，让他们认识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将未来

发展的前景和眼前的利益作了对比：“孙中山氏的唯一政策，在收回关税主

权..此项政策不仅无丝毫损害商界银行界的意义，而且是专为国家的主权

和中流阶级的利益设定的..可怜的中国商人和银行家及一部分新闻记者，

未免太缺乏政治上的关心与常识”。①

但是中国商人却宁愿向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呼吁，请他“维护公共

信用”。②

如果说临城事件表明了中外合作的极限，那么关余事件则表明了资产阶

级民族主义的限度。在这一事件中，孙逸仙遭到强大的现代资产阶级——租

界里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他们是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但是传统

的城市精英们的敌对情绪也同样强烈，在几个月以后的广州商团冲突中达到

了顶点。

孙逸仙在1922 年被驱逐出广州，次年初，在云南和广西雇佣军的帮助下

返回。这时他所建立的军政府很弱，不能控制那些保护他但同时也无休无止

地向他要钱的将领们。出于财政上的需要，孙逸仙设法与广州商会谈判贷款

100 万元。他征收许多附加税；允许重开赌场，将赚得的钱交给他的雇佣军；

还掠夺祠堂和几处维持宗教或地方团体的“公共”产业，以及被他“国有化”

了的一些私营企业。市政收入在一年之内增加了三倍，在1923 年达到900

万元。但是这种程度的剥削使全市每一个债权人和所有曾经在辛亥革命时期

给予过他宝贵支持的富有的广东海外华侨，群起而反对他本人、他的政府和

他的雇佣军。他们感到，自从孙逸仙返回广东以来，土匪和游民就像蚂蚁一

般地蜂拥而至。怎么还能希望任何人会为祖国的工业发展而投资呢？“他还

不如把钱扔到太平洋里”。①

孙逸仙和当地资产阶级间的紧张关系继续加剧。1924 年，商人和经纪人

拒绝接受当局发行的期票，日益频繁地举行罢市，并呼吁商团给予支持。

在商会的建议下产生或者复活的商团，在广州迅速发展。1923 年末商团

有13000 余人。其经费由各个企业负担，有的企业供养民兵30 余人。②这一

民团网络遍布广东省百余个城市。1924 年6 月，所有这些“志愿兵”结合成

一个省商团，由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的兄弟陈廉伯指挥。陈廉伯把

这一运动与保护当地利益联系在一起：“内地交通常被阻绝，贸易屡被中断，

原料不能运抵市场，投资遭到损失，我们对此感到厌烦..广东新商团军只

有一个目的，就是成为一支无党派的地方自卫部队..经验告诉我们，人民

必须依靠自己..为共同防卫与自治而一致努力，这是以后考虑并实施其他

同样有益政策的一个开端”。③

①

（蔡）和森：《为收回海关主权事告全国国民》，《向导周报》，48（1923 年12 月12 日），第365 页。

②《北华捷报》，1924 年1 月5 日，第1 页。并参阅本书第11 章。

①《南华早报》，1923 年7 月24 日。

②韦慕庭：《孙逸仙：受挫的爱国者》，第249—264 页。《密勒氏评论报》，1923 年11 月24 日，第534—535

页；1923 年12 月22 日，第130 页。关于商团可参阅本书第11 章。

③《密勒氏评论报》，1924 年6 月21 日，第82 页。

广东商人在1924 年提出的要求重复了区域自治的主题：将城市治安和金

融管理交还给行会，并取消苛捐杂税。因此，这些商人民兵组织所体现的思

想与政治倾向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孙逸仙的政府在1923 至1924 年间迅

速激进化却突出了他们的保守性。

商人们对广州当局的贪婪和一意孤行的反抗，与全国范围的地方社团和

商会反对军阀的斗争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但是孙逸仙虽也常使用军阀的手

段，他却不像那些军阀。自从1924 年1 月国民党召开改组大会以后，他的政

府一直在努力争取群众的支持。1924 年五一节，孙逸仙继续庆祝中国工人和

资本家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同盟。但是与此同时，由廖仲恺召开的广州工人

代表大会要求政府禁止企业职工参加商团，并且为工人申请并得到了组织自

己的自卫民兵的权利。

以商人组织为一方和以革命政府与工会为另一方之间于1924 年夏天爆

发的冲突，澄清了在自治口号中潜在的不同选择。保护地方权益的斗争一旦

和民主的概念混同在一起，它就显得只不过是保护那些精英们。口号中经常

提到的“人民”，只不过是少数债权人。正如上海资产阶级在1912 年拒绝为

自己的国民政府的建立提供经费一样，1924 年广州资产阶级也拒绝为统一全

国的北伐承担费用。但是广东商人对孙逸仙的计划的反抗，却因他们对他的

亲共亲苏倾向深恶痛绝而加倍强烈。1912 年南京共和政府的失败，只反映了

它社会基础的狭小与孙逸仙的全国性雄心不相称，1924 年广州政府与商人间

的斗争所导致的武装冲突，却具有阶级战争的全部暴力特点。

城市精英们失去了他们在保卫自己利益中一直加以利用的群众支持，不

得不向外国人求援。广州商人在英国领事馆、汇丰银行和海关内为订购、付

款和进口武器以武装商团军而建立的广泛关系网，以及进行的狡猾阴谋，实

在惊人。大量武器的流入很自然地导致了最后的对抗。1924 年10 月15 日政

府军粉碎了商团，广州西部商业区西关被纵火焚毁并遭到抢劫。

在中国，保卫自由和保卫地区特权是一回事，因此与省的自治相联系而

爆发阶级斗争，就不足为奇了。被共产党历史学称为法西斯分子的商团证明，

资产阶级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是其地区利益的重大利益非常执着。但是不论

1924 年粉碎商团这一事件的意义多么重大，它还只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在

次一年，当1925 年的五卅运动在中国所有主要城市爆发时，资产阶级和革命

之间的关系问题就上升到全国性的规模了。

和1919 年的五四运动一样，1925 年的五卅运动也是在民族主义和反对

帝国主义的旗帜下开展起来的。它开始于一个地区性事件：一名在上海的日

本纱厂的罢工工人之死和对悼念他的示威游行的血腥镇压。它迅速蔓延到中

国其他地区，同样严重的事件于6 月12 日在汉口爆发，6 月23 日在广州爆

发。它是外国势力在中国存在的结果，是条约强加的统治以及租界行政管理

的结果。

由总商会于1925 年6 月提出13 条要求，作为北京政府特派员和外交使

团代表之间谈判的基础，除要求惩办有关人员和赔偿牺牲者的损失以外，还

提出以下要求：将会审公廨的司法权归还中国（第6 条），中国居民派代表

参加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第9 条），将越界所筑之路归还中国当局（第10

条），取消关于扩大港口权限和检查权的法令的计划（第11 条）。但是示威

者和中国报纸（特别是此时在工厂、学校和军队中获得了很大成功的地下报

纸）①却走得更远：他们要求完全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向英国和日本宣战。

行动的方式并没有改变。5 月31 日上海开始的总罢工持续到6 月25 日。

罢工扩大到其他城市。在广州持续了6 个月。同时还举行了抵制日货后来又(www.xing528.com)

抵制英国货的运动。这一抵制引起了学生和商人之间常见的冲突。

也和1919 年的情况一样，资产阶级的内部分裂最后变得明显了。一方面

是温和派，如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他们只把大多数组织提出的17 条中的

13 条呈交当局：在转手的过程中，他们将关于工会权利、取消领事裁判权、

撤走外国军舰等条款删除。另一方面则是团结在上海马路工会和商业公团联

合会中的激进分子和在6 月7 日为统一行动而组成的工商学会中的好斗分

子。

1925 年运动的特点，是在中国各大城市，尤其是上海，出现了一个由列

宁主义式革命政党领导的强大工人运动。1925 年在上海组成的由共产党员控

制的总工会，将117 个工人组织联合在一起，会员达218000人。这是一支组

织得很好的力量。工人阶级强有力的干预，一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和外国人之

间对话（或者对抗）的条件，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民族主义运动核心内的力量

对比。

1925 年在华的外国侨民害怕了。自义和团危机以来，他们还不曾经厉过

如此严重的惊慌。但是使香港的港口和上海的工厂陷于瘫痪的罢工，却不能

用国际武装力量的讨伐来解决；他们所要求的是谈判和妥协。各外国商会、

各外侨联合会、上海万国商团的官方报纸（特别是《字林西报》，它不久前

还一直在反对华盛顿会议“荒谬的宽宏大量”），从现在起都极力表示同情

中国的要求，①并更频繁地与中方保持接触。在上海，他们的享有特权的商务

关系人自然是总商会的领袖们。为了和这些人结成联盟，外国人愿意归还会

审公廨，承认中国居民在工部局中的有效代表权，并答应逐步重建中国的海

关自主权。由于工人阶级的干预，民族主义运动获得了新的效力，而资产阶

级也终于得到了他们自1905 年以来一直不停地要求得到的东西。

如果外国侨民打算通过这些让步来取得上海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的措

施只有一半是成功的。他们在7 月16 日所作的第一次努力被总商会会长虞洽

卿和副会长方椒伯接受了。但是这两人却受到他们受银行家宋汉章影响的同

事们的抵制。①而且，虽然在达成协议之后，虞洽卿以最热烈的语言表达了他

的感激与热情，商会会报却对此事另有看法：“英国人只是在侮辱了我们，

欺凌了我们，并给我们造成了一切损害之后，才采取了这一步骤。因此我们

不能感谢或赞扬他们”。②

1925 年夏天，上海资产阶级就这样沿着危机前业已存在的不同路线分裂

了：老一辈的买办保守派，新一代的银行家与企业家，和广州行会或马路联

合会的激进的店主。这一危机的复杂性主要来源于各个不同集团的各不相同

与互相矛盾的态度，而不是由于突然变得惊惶失措的资产阶级的急速变化。

在开始的时候危机向各商业组织提供了一个居间调停的机会，他们也为自己

的利益而抓住了这个机会。公共租界当局无疑正是为了改变资产阶级这一仲

①

尼戈尔·杜里乌斯：《1925 年五卅运动期间中国报刊的一些情况》，《中国研究手册》，1（1980 年）。

①《北华捷报》，1925 年7 月18 日，第20 页。

①《北华捷报》，1925 年7 月25 日，第54 页。

②《北华捷报》，1925 年9 月12 日，第348 页。

裁者的地位，迫使他们和雇主们组成共同阵线——从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

主张——在7 月6 日切断了电力供应，迫使迄今为止尚未罢工的中国工厂关

闭。

这一行动真的足以使资产阶级和革命运动分裂吗？换个说法，它们之间

曾经有过真正的联盟吗？

在1925 年，很多报刊都重新提出了民族团结这一熟悉的主题，并继续指

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③同时，统一战线的辩证法又

为被认为是分别代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两个政党间的合作，提供了理论

基础。但是当孙逸仙于1925 年3 月逝世时，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已

经变得很松弛。尽管孙逸仙不久前曾经使工商界感到失望，但仍因他在1911

年所创建的业迹而能在他们心中唤起感激和崇敬之情，现在这位他们所信赖

的老革命领袖去世了。在个人威信常常比纲领更重要的政治环境中，孙逸仙

的逝世的确扩大了资产阶级和这个革命政党之间的分裂。

但是，由于受到1925 年五卅运动的巨大爱国热情的鼓舞，上海资产阶级

仍然通过自己的组织支持罢工者。总商会募集并分配了220 万银元。①在工

会、学生和教育团体的帮助下，总商会组织了一个临时救济会，并通过向来

自英国与日本仓库的货物征收特别税而筹集了一笔罢工基金。②但是如果把这

种互助理解为一种真正的政治联盟的表现，那就错了。事实是，在1925 年夏

天高涨的爱国热情中，存在一个支持罢工者的普遍运动。连军阀和北京政府

也提供了资金。③

还有，上海总商会的领袖们倾向于和罢工者谈判，正如他们愿意同任何

制造麻烦的人谈判一样。和各省城市中的名流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己有责任

维持当地的秩序，并愿意为维持“公共治安”而承担很大的财政牺牲。虞洽

卿的不同寻常的活动在危机期间起着主导作用，是所有谈判中的首领，他不

只是作为上海总商会的会长和商界的代言人而采取行动。他在3 月和4 月间

曾积极谈判建立特别市，并被提名为这个未来的特别市的会办，使他成了当

地利益的官方代表。④他急于维护自己的威信，很重视公众舆论：“我们愿意

听取很小的中国组织的最琐细的批评”。①当罢工者采取暴力行动的时候——

例如8 月13 日5000 码头工人为向商会索取罢工补贴，劫掠了虞所拥有的三

北公司的两艘船——他当然更有理由让步。②

除了雇主们对工人事业的同情以外，上海总商会在1925 年夏天对罢工者

的帮助，还反映出他们害怕群众运动，反映出他们以儒家社会和谐理想为名

而实行妥协（以及被外国观察家和历史家们毫不客气地称为脚踏两只船）的

惯常做法。资产阶级在夏天逐渐脱离运动，这反映了新的力量均势，而不是

造成了这种均势。采取主动的是那些在让步与恐吓之间摇摆不定的外国人，

③《血痕》，2，1925 年6 月19 日；3，1925 年7 月12 日。《救亡》，2，1925 年6 月16 日。

①《北华捷报》，1925 年11 月14 日，第294 页。

②《北华捷报》，1925 年8 月1 日，第78 页。

③《北华捷报》，1925 年8 月29 日，第251 页；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266 页。

④《北华捷报》，1925 年3 月21 日，第478 页；1925 年4 月25 日，第140 页；1925 年6 月13 日，第440

页。

①《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7 月24 日，第188—190 页。

②《北华捷报》，1925 年8 月15 日，第167 页。

以及把罢工扩展到中国工厂和行政机构的工会。和往常一样，资产阶级对事

件作出了反应，但并没有在事件中采取主动。它增加工资，试图分裂工人组

织，并在罢工者和外国厂主之间进行调停，以便就工人回到日本公司（8 月）

和英国公司（10 月）工作进行谈判。这是天性谨慎吗？是由于内部矛盾而处

于无能状态吗？资产阶级应付各种具体情况，却又一次被历史的进程所抛

弃。

转向蒋介石，1927 年4 月

向蒋介石靠拢使作为政治力量的资产阶级迅速被排除出去，这并不完全

是1927 年革命扩张所强加的最后一条出路。这是1923至1924 年以来一直在

进行的政治思考进程所达到的一种选择。

这一动向发源于接近新资产阶级的自由知识界。1924 年蒋梦麟注意到自

由主义③和新教育已经失败这一既成事实，两者都强调个人的发展。《中国教

育改革》在新任编辑陈启天主持下，宣传旨在造就对国家有用的公民的国家

主义教育。在中国青年党及其刊物《醒狮周报》支持下，国家主义思潮在五

卅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比一般想象的要大。青年党领袖曾琦（1892—1951 年）

和李璜（1895 年—）可能20 年代初在法国时受到查理·莫拉的影响，他们

宣传国家的“永恒结构”，说它是超越社会变迁的，并号召一种全民革命，

即恢复经济、政治和文化平衡而不改组社会秩序。

国家主义运动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种反动，在某些

方面与自强思想有相似之处。虽然它确实包含了极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

向，但一开始并不排斥一切民主实践；它的精英统治论被某种民粹主义软化

了。

在国民党内部，戴季陶（1894—1945 年）这时也采取了相似的路线。由

于他曾经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强调列宁主义组织方法的重要性，梦想把它应

用于民族主义革命（国民革命），以求实现“一种中央集权主义政治领导下

的总体国家”。①

在1927—1928 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后，大部分民族主义、阶级合作主义和

国家主义的主题都被国民党正式采纳。因此，很难评价它们各自在1927 年之

前的影响。在此期间，它们似乎在传统的和现代的城市精英中都获得了最大

的成功。这种意识形态保持了某些基本的价值观念——反对帝国主义、经济

现代化——同时排斥阶级斗争，因而符合资产阶级的愿望和利益。在一些基

本点上，如社会和谐、民族独立和物质进步，这一纲领令人想起1919 年的纲

领。但它们的精神却不一样。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以前

是寄希望于西方，现在却似乎要依靠传统文化的复兴和民族主义了。在这方

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用儒家用语来重新解释孙逸仙的学说。这种对中

国渊源的回归绝不会吓跑资产阶级。聂云台对城市阔少宣传节俭之类的说

教，或者穆藕初为了企业管理方面的问题而到和尚庙里去求签，这些都是仿

效古代的做法。

更令人感到诧异的是，资产阶级赞同这样的看法，即由一个有无限权力

的国家来充担团结与民族繁荣的保卫者。这种求助于国家的想法，不但与新

③基南：《中国的杜威实验》，第119 页。

①赫尔曼·马斯特第三和威廉·G.塞韦尔：《出自传统的革命：戴季陶的政治思想》，《亚洲研究学报》，

34.1（1974 年11 月），第73—98 页。

近引进但未完全吸收的自由主义不相符，并且也与商人阶级传统的经济独立

思想相反。如果资产阶级竟然把建立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主义的国家视为最后

的解决办法，那是因为（正如大多数作家所强调的那样）它把这样的国家当

作对抗工人的要求和革命纷扰的最有效保障。但是，也许更为重要的是，资

产阶级认为只有强大的政权才能重新获得并且保持民族的独立。

中国资产阶级并不完全是由于倦怠和恐惧而不得不听任蒋介石当权——

如它曾经听任袁世凯当权那样。它还希望他能使他们摆脱他们固有的矛盾，

从而调和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和解，由于旧的私人关

系和上海商人团体的衰落而更加容易实现。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都督陈其美随从人员当中的私人关系似乎就已经建

立起来了。陈其美死后，他在上海总商会和浙江帮里的老盟友虞洽卿和张人

杰（静江），帮助了陈的门徒蒋介石发迹。1920 年虞洽卿为了解决孙逸仙所

急需的资金，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让蒋介石加入了这一事业。在这里

聚集了所有以后在蒋介石的兴起中起重要作用的人——陈其美之侄陈果夫，

国民党卓越的理论家戴季陶，虞洽卿的朋友、上海总商会董事闻兰亭。

这种私人关系的重要性，在1925 年孙逸仙逝世后国民党核心中的力量重

新组合和右派的形成中，也显示了出来。这个西山会议派引证戴季陶的著作，

反对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核心。有证据表明虞洽卿和张人杰插手了这一派渗

透进上海的事。在广州，孙文主义学会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却比较难于建立。

直到1925 年11 月他们最后失败为止，温和派商人似乎宁愿投向孙的对手陈

炯明。而且直到1926 年3 月20 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为止，国民党政府的激进

路线阻碍了右派力量的重新聚集。但是张人杰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首脑筒照

南到广州并间歇地参与政府事务，却暗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和企业界之间

的接触从来不曾断过。

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超出了这种联盟的范围。特别是在广

州，这种种联系反映出1925—1926 年间所有政治上含糊不清的状态。对于经

过1924 年秋严厉镇压检验的商界，国民党政府相继使用引诱——强制性的统

一战线政策——和警告两种手法。其目的在防止独立的资产阶级力量的复

活。商团的重新组织被禁止，一切社会援助和慈善活动被置于严格的控制之

下。①同时，政府设法与那些准备与它合作的商人达成谅解。它鼓励成立新的

组织以与已经建立的组织竞争。在等待各商会改变态度的同时，它建立起一

个广州商人协会以与它们相对抗。②它还组织了一个市民团来代替商团，由各

公司出资，但是其政治与军事机构都由政府当局控制。③任何顽抗者都将被列

为“买办型商人”而置于国民党商业部门的直接管制之下。④南洋公司因拒绝

向政府提供贷款被指控为压制工会而遭到抵制。⑤

这些做法并不只是政治上的操纵。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一位经济现

代化和扩大民主的鼓吹者，这时出任政府的商务委员并兼1925 年成立的中央

①《北华捷报》，1925 年1 月17 日，第91 页；1925 年10 月31 日，第194 页。

②《密勒氏评论报》，1925 年3 月7 日，第21 页；1925 年11 月21 日，第228 页。

③《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4 月17 日，第179 页。

④《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2 月13 日，第316 页。

⑤《北华捷报》，1925 年6 月24 日，第146 页。

银行董事。①他在和商人打交道中似乎是一个诚恳而友善的调解人。国民党—

—即使在它的激进时期——也并不打算瓦解或毁灭商人团体，只是要将它置

于党的监护之下，并使它为党服务（党化）。蒋介石在1926 年3 月20 日的

政变之后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的政策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改变。但是早在6

月份已经开始而在7 月份北伐军出发后加剧了的工人运动遭到镇压一事，却

使资产阶级从中得到了好处。广州根据地成了此后南京政府的战略的试验

场。1924 年10 月广州商团的失败和被消灭；最富有的商人因逃避“赤色分

子”而出走；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系多，而与现代企业家联系较少这种为

时已较久的特点，这些都有助于这一政策的成功。

广州的资产阶级就这样被压服了。上海的资产阶级也正在被争取过来。

伊罗生和安德列·马尔罗的著名的解释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受到1926 年11

月和1927 年1 月起义罢工的威胁而作出的反革命选择。事实上，投靠蒋介石

是商人集团核心中进步分子的胜利。1926 年夏以来，在北伐胜利进军和此前

及同时的起义之后，群众运动已经迫使上海资产阶级居于守势。要么支持群

众运动，要么抵制它：没有真正的选择余地。可以选择的只是采取什么方法

来抵制。有的建议与浙江孙传芳所代表的本地军事力量结成同盟。另外一些

更精明或更了解蒋介石真正动机的人，则设法和国民党内的非共产党分子联

合。

1926 年6 月进行的总商会选举清楚地表明了商人阶级内部的政治分裂。

在孙传芳的支持下，1919—1920 年间被排斥在外的老亲日派又恢复力量，重

新出现。为了对这一不公正的选举表示抗议，前任会长虞洽卿离沪赴日本，

150 名会员拒绝参加投票。他们的弃权反倒帮助一个清一色的、但代表性不

大的董事会取得权力。银行家傅筱庵（宗耀）在执行任务中碰到麻烦，人们

对他担任这一职务是否适当一直有争议。①商会核心里的多数人就这样被击

败，它被迫从根本上重新调整政治方向。虞洽卿担任商会会长的时期（1924

—1926 年）恰巧和内战开始及大军云集江浙两省同时，他曾想方设法使上海

及其附近地区维持中立，让聚集在市内和江南制造局成为难民的败兵撤退。

他同样努力推进淞沪特区的建立，打算使之成为自治市，摆脱省政府的控制。

②虞洽卿信守本地精英的思想与做法，他的行动受到上海人，也受到北京政府

的欢迎。

孙传芳急于恢复对上海和它的财源的控制，在1926 年提出了他自己特殊

的大上海市计划。他把这个计划交给胡适的一位朋友地质学家丁文江去组织

实施，但一开始他即限制它的管辖权限，将其置于省政府之下。③商界的一个

大派系反对这一政策，他们聚集在虞洽卿周围，开始鼓动自治。这一运动在

1926 年秋变得特别强大。④但自此以后孙传芳得到了商会的支持。商会不反

对重开江南制造局，会长傅筱庵还将他担任董事的招商局的轮船提供给孙传

①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中央银行成立于1928 年——译者。

①《中国商会的权力与政治》，《密勒氏评论报》，1926 年7 月24 日，第190 页；《密勒氏评论报》，

1926 年7 月17 日，第176 页。

②《北华捷报》，1925 年3 月21 日，第478 页；1925 年4 月25 日，第140 页；1925 年6 月13 日，第409

页。蒋慎吾：《上海市政机关变迁史略》，载《上海资料研究》，1926 年第1 版，第78—82 页。

③《北华捷报》，1926 年5 月8 日，第252 页。

④

《向导周报》，177（1926 年），第1832 页。

芳运送军队。⑤但是，1927 年2 月17 日起义者的罢工虽然被孙传芳的军警野

蛮而有效地镇压下去了，却仍不足以将资产阶级吸引到他这一边来，因为此

时他在战场上败局已定。

1927 年3 月尾4 月初和蒋介石结成联盟、帮助他在上海取得权力的，并

不是资产阶级的右翼，而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最现代化，在一定

程度上最民主的分子。

如同1924 年在广州，1927 年春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结构

的普遍重新组合。20 年代初原有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继续为争取工部局中的华

人代表权、废除会审公廨和反对军阀的侵犯而斗争。但是它在政治棋局中的

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在一群买办影响下民族资产阶级背叛了革命这种套话

的后面，隐藏着另外一种现实：由于社会-政治紧张关系的全面变化改变了资

产阶级与其他集团及政治人物的关系，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已经变质为保守

主义了。这种保守主义似乎很像卡尔·曼海姆所下定义的那一种：基本上是

作为对进步政见的自觉否定而存在的一种动态运动。①

研究一下1927 年春商界各种组织内发生的改组与重新站队现象，即可证

实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1926 年改选后产生的总商会失去了领导地位，让位

于虞洽卿倡导建立的商业联合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3 月26 日蒋介石到达上

海之际和他取得联系，并立即按照他为恢复秩序而索取的代价向他提供了

300 万元的贷款：换句话说，让他去摧毁共产党工会的力量。这个联合会是

上海各主要商业组织的政治代言人，它在团结一致的坚实基础上同时又加入

了沪商协会。这个沪商协会也和所有1926 年建立的官方的或地下的商人协会

一样，是隶属于1926 年1 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建立的商民部的一个国民

党组织。在1927 年3 月20 日沪商协会公开以前，人们对它知道得很少。但

它好像和马路联合会的关系很密切，在1927 年4 月发生的事件中，为了加速

沪商协会的发展，它就将马路联合会的各个分会接收过来了。①这就不难看出

为蒋介石起家而建立的商业联合会与马路联合会的融合与混合，后者从五四

运动时期出现时起，就被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是进步的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与资产阶级合作得到大多数商业团体的支持，因而对蒋介石是至关重要

的。商人拒绝参加3 月29 日在共产党工会领导下成立的临时市政府，从而成

功地使工人组织的政治主动性陷于瘫痪。②借给蒋介石的钱使他能招募卫队，

他们大多数是青帮分子，于4 月12 日晨攻击工人纠察队并将他们解除武装。

本来是合作的关系，几乎马上就变成了从属与被剥削的关系。4 月12 日

的政变刚一结束，蒋介石马上就又勒索了700 万元，强行借贷3000 万元，他

不放过任何敲诈勒索的机会，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③和任何省商会头面人物

被雇佣军头子们勒索时一样，上海资产阶级也一筹莫展。在这一事件中，店

主和金融家们在拿枪杆子的人面前所固有的弱点，因内部分裂引起的分歧而

⑤《北华捷报》，1926 年11 月20 日。

①卡尔·曼海姆：《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论文集》，第2 章。

①

约瑟夫·费尤史密斯：《商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在上海的统治的建立》，（向1978 年3 月31 日至4 月2

日亚洲研究学会芝加哥年会提交的论文）。

②伊罗生：《中国革命的悲剧》，修定版第2 次印刷，第166 页。

③

小帕克斯·科布尔：《国民党政权和上海资本家，1927—1929 年》，《中国季刊》，77（1979 年3 月），

第1—24 页。

更加重了。商会已经失去了以前所拥有的政治威信。蒋介石和这些组织一个

一个地分别谈判，使它们不可能进行什么反抗而逐个被吸收进国民党的机构

中。另一方面，蒋介石在1927 年4 月下半月对资产阶级的压迫，却又好像是

资产阶级内部派系自相火并的继续。向傅筱庵发出了逮捕令，没收了他的大

部分货物，取消了他当选的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职务并将总商会置于管制之

下，这一切都令虞洽卿和他的朋友们感到很满意。这一派在1926 年被剥夺了

对商会的领导权，1927 年4 月底，当他们当中的三人虞洽卿、王震（一亭）

和冯小山（培熺）奉命参加负责监督商会活动的政府委员会时，又重新控制

了商会。

以前每当政府滥用职权时，资产阶级总是极力加以谴责并起而斗争，这

次他们却没有反抗，因为这一次符合他们中最大一个派别的利益。1927 年，

资产阶级不只是背叛了无产阶级，也背叛了它自己。资产阶级由于交出了全

部政治自主权，很容易受到他们自己帮助复兴的国家权力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