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誉也是一种资源，它会给人带来转机。王正廷没有想到自己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一次机会。
１９０３年春，由胡子靖担任学堂总办的湖南第一所近代化的私立学校———明德学堂在长沙西园创建。而胡子靖就是日后以办教育闻名的教育家。在长沙听到王正廷的为人和能力后，大为赞赏，认为明德学堂正需要像王正廷这样的人才加入，于是，胡子靖特地派人带了柬修和聘书，专程到天津邀贤，诚心诚意，坚决邀请王正廷去湖南长沙明德学堂担任英文科主任，并说明王正廷的报酬是３００两银子一月，远远超过学堂所聘外籍教员的工资标准，也充分说明了胡子靖对王正廷的重视和认可。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王正廷一时之间竟无法决断。如果说不去吧，这么好的机会，以后可能很难会有，而且胡子靖求贤若渴的精神令他感动，也觉得对不起人家的一片诚心。再者对方开出的３００两银子的高薪对他来讲，诱惑更大，这笔钱如果节俭省用的话，不仅可以维持家庭日常开支，而且自费出国留学的用度也完全可以在若干年内积累起来，将来可以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对天津这边确实是感情难离。到天津两年多来，他与书院院长赫德相处甚好，与其他同事也是相处较好，且已是英华书院的台柱，工作也得心应手，只为高薪一走了之，在道义上和情义上都说不过去，更何况天津还有有恩于己的恩师坎特教授在，自己也离不开坎特的帮助和教育，实在是舍不得离开。
当王正廷把自己左右为难的心境对两位恩师诉说后，胸怀宽广的赫德和坎特却鼓励王正廷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坎特教授非常坦诚地告诉自己的学生：“你不会再跟我学到新的东西了，应该设法去牛津深造，牛津的法律学院是全世界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完善的法律学府。”而赫德博士则建议王正廷先去明德学堂当教师教书，攒够钱后再赴剑桥大学进修神学和教育学。他对王正廷说：“中国人民是最有智慧的人民，目前最需要的是通过普遍的现代教学，把上帝的福音带给他们，引导他们走入新的途径。我的Z．T．王，剑桥将帮助你担负起这一神圣的使命。”
王正廷十分感激两位恩师在自己的人生关头对自己的支持，解除了被认为“趋利小人”的顾虑。王正廷准备接受明德学堂的邀请去长沙教书，但是他并不准备接受去牛津或剑桥留学的建议，因为王正廷最崇拜的人是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容闳。容闳是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的出色表现，在王正廷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他早就在心里定了方向：不留学便罢，要留学，非美国耶鲁大学不可！
天下巧事多，上天也帮助有心人。明德学堂所在的湖南长沙，正是耶鲁大学向中国输出所谓“耶鲁精神”的主要地区和对象。在《辛丑条约》签订后，耶鲁大学也像西方其他大学一样，想到中国传输西方文化，耶鲁大学的一批毕业生提出了一个“雅礼协会”的计划，把西方文明在湖南进行传播。由于在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运动中，湖南的外国传教士几乎都受到过冲击，所以他们认为在湖南进行宣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就选择湖南来实现这个计划。具体办了四个项目：雅礼协会中学、雅礼湘雅医学院、湘雅护士学校、武昌华中大学。耶鲁大学的这一计划又给王正廷创造了实现自己理想的一个基础。
１９０４年，王正廷来到湖南长沙，开始了在明德学堂教书的生涯。那时，耶鲁大学的雅礼计划开始实施，耶鲁大学的毕业生纷纷来到长沙参加这项工作，刚从耶鲁大学神学院毕业的沃伦·西伯里和早些时毕业的爱德华·H．休前来长沙参加雅礼协会中学的创办工作。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相仿的年龄，又同在教育界，志趣爱好相同，相互间接触机会多，王正廷很快与他们成了好朋友。
在王正廷与他们两人聊天中，西伯里和休都告诉这位非常渴望去耶鲁大学留学的中国朋友说，耶鲁大学教育最重要的特色是坚持正统宗教观点，重视古典学科的教育，从创办直到现在，诸如拉丁语、神学等传统课程仍然是每一个耶鲁学子的必修课。从聊天中王正廷了解了美国及耶鲁大学的一些基本情况，为今后去留学积累了一些基本常识。为了今后在耶鲁留学时能更好完成学业，王正廷跟随西伯里学习拉丁文，经西伯里同意后，开始教他拉丁语。后来西伯里不幸在庐山牯岭避暑时因游泳而淹死，王正廷也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后来耶鲁大学另派盖奇教授来华接替西伯里工作，王正廷又继续随盖奇学习拉丁语，为其留学耶鲁大学作准备。
王正廷在明德执教期间，除了与耶鲁结缘，修习了拉丁语以外，还有一项更为重要的收获。当时的明德学堂，由于胡子靖广请英才来任教，使当时天下一些有识之士，都汇聚到了长沙明德学堂，明德学堂堪称汇聚革命精英的人才库，如学监兼体操教员黄兴（克强）、地理教员周震麟、历史教员张继（溥泉）、国文教师苏玄瑛（曼殊）等，这些人多为秘密反清团体华兴会的骨干。在这些同事中，只有黄兴是基督教徒，既属同事，又是教友，王、黄之间自然交往就比较多了。受黄兴的影响，王正廷经常参与他们关于“国事”的议论。王正廷早在天津时，就已经把象征清朝顺民的“猪尾巴”（脑后辫子）割了，平素言谈中也多流露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不满，尤其是对清政府的外交失误多有指责，因此，黄兴等人暗中把王正廷引为同志，认为王正廷是“对革命运动深表同情”或“实际投入革命活动的会外分子”，这是黄兴儿子黄一欧在后来的回忆中对当时的王正廷参与革命的一种肯定。
长期宗教生活的影响，使王正廷对宗教规范有无限的崇敬，这也可能是王正廷与华兴会的骨干及实际参与革命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因之一。有一次陈其美（英士）邀请王正廷参加革命活动时，发生在王正廷身上的事例或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www.xing528.com)
１９０５年夏天，陈其美从上海来到长沙，寻求时任长沙新军统带的弟弟陈其采对其赴日留学给予资助。因陈其美也是浙江人，与王正廷是老乡，两人因此相识。由于见解和志向相投，两人很快结交。陈其美与湖南商会会长禹之谟等人决定，于８月２０日组织召开“湖南全省绅商抵制美货禁约会”，因为王正廷在长沙非常有名，主办者于是邀请王正廷参加，国民党人潘公展有以下记述：
在开会的前一天，其美亲去邀请王正廷参加。正廷信基督教，因为明天是礼拜天，就说明天要做礼拜，不能到会。
其美说：“如果明天地方上失火，基督教是否因做礼拜而不去救呢？”
正延说：“当然要先救火。”
于是其美进一步说：“这一次檀香山华侨居留地被毁，其损失不知要超过平常的火灾多少倍！难道先生还能坐视不救吗？”
正廷给这一问，问得没有话说了，才答应参加明日之会。
陈其美终于在兄弟的资助下赴日留学去了，王正廷与他分别时赠言“后会有期”。不料这个“后会有期”竟来得这么快，不久，王正廷也在教会的指派下，远渡东瀛，得以与陈其美重叙旧情，继续在革命路上前行。
明德学堂的教师生涯，王正廷不仅与革命党人进行广泛的接触，了解了近代中国的现状，也通过革命党人对体育的重视，使王正廷对体育的作用、意义和功能有了更深的体会，坚定了热爱体育、关心体育、参与体育的思想；同时，为了探究强国之路，王正廷更加坚定了去国外留学，学习先进文化的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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