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背后的原因

在全国体协成立之前，我国的大型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的举办，几乎全由基督教青年会一手包办。这种状况，随着中国国内体育运动竞技水平的提高和体育运动的开展，已逐渐不能适应我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伴随着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浪潮，全国体育界及国人反对外国人利用特权操纵中国体育的呼声日益高涨，一场争夺体育自主权的斗争也呼之欲出。１９２３年５月，第十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时任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会长和南开中学校长的张伯苓借比赛在天津举办之利，作出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决定：从第十届运动会开始，所有工作从筹备到比赛一律谢绝外籍人士参与，完全由中国人自己举办，裁判、大会工作人员等，都是中国人自己承担；重新制定比赛规则和华北运动会章程；国语作为比赛的官方用语。可以说，张伯苓这次大胆的决定，对中国体育运动的贡献，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中国人自己有能力举办任何比赛，既维护了祖国尊严，又创国人自办运动会之先河，在我国体育界产生了积极影响。１９２３年５月，在日本大阪举行了第六届远东运动会。本届中国代表团的组织、参加，名义上是由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主办，但实际上全交给该协会书记美国人葛雷（J．H．Gray）主持。这次比赛的结果是，中国选手仅仅获得了足球比赛的冠军，其余各个项目都大败而归，大大落后于日本和菲律宾。更为令人气愤的是，在开幕式上代表中国体育代表团讲话的人竟然是美国人葛雷，这一幕被日本人讥笑为“左手提菲律宾，右手挚中华民国，如斗犬马之戏”。

赛事的失败，体育组织由外人把持，中国竟沦落到如此地步，真是国人，谁人不怨，谁人不愤！“尽快成立中国人自己的体育组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此情况下，我国一些体育界和热心于体育事业的人士们纷纷行动起来，多方奔走，积极准备，成立由中国人自理的全国性体育组织。１９２３年６月６日，在上海时报馆，卢炜昌、戈公振、唐少川等五区体育联合会代表召开会议。与会代表们比较客观地分析了这次远东运动会失败的原因，和中国体育目前的现状以及今后发展的方向，一致认为中国体育界必须改变过去那种放任自流的态度和做法，放弃那种各自为政的做法，积极担当起中国体育发展的重任，而成立体育组织领导全国体育事业则是目前刻不容缓之事。于是，决定在１９２３年７月７日，在上海召开成立中华体育协会发起人会议。在那次发起人会议上决定：确定用“中华体育协会”的名义，立即与各区体育团体进行联络，准备定期举行成立大会；成立中华体育协会筹备处，具体负责协会的筹备工作，各项工作在王正廷、张伯苓等体育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正式运作起来。中华体育协会筹备处成立后不久，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为准备参加１９２５年第七届远东运动会，选拔参赛选手，便开始筹备召开第三届全国运动会。这次运动会仍由美国人葛雷具体负责，此后，葛雷便忙于全国运动会的筹备联络及组织工作。其间，他又几次从上海来到武昌，亲自与相关要人接洽，商谈全国运动会的筹备情况。尽管葛雷满腔热情地投入到全国运动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当中，但由于他是外国人，加上我国在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惨败，因此，当一切工作按着葛雷计划进行时，国内的体育团体却掀起了一片强烈反对由外国人主持举办全国运动会的呼声。反对的理由就是前两届全国运动会全为外国人主办，若这次再为外国人主办，则中国的体育主权便属于外国。香港南华体育会在《申报》上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说明，并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南华体育会在声明中提出质疑：“中华业余运动会之值理，究在何时何人举出，是否有此权能，以核定进行此全国运动大会，以内容考之，全属远东运动会人员之变相。”由于中国在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大败，因此，组织参赛的远东运动会人员便成为众多体育界人士寻找中国失败的原因所在。此外，南华体育会还向中华体育协会提出联合国内各体育团体不参加由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主办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的主张。很快，南华体育会的信函得到了中华体育协会的回复。在回复中，中华体育协会说明了该会部分委员对于全国运动会会务从不过问，一切事项都由书记葛雷来操纵，并在信函最后表示：“意拟联合各体育团体不与斯会云云，而湖北商团总会亦有函来，不承认在湖北开全国运动会之举，……以为中国事当中国人办理，若仍照去年，以外国人主持中国事，则不如其已。”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迫于外界舆论的压力，于１９２４年４月发表《全国运动会解释筹备情形》的声明，指出：本届大会的目的，是因六届远运会的失败，有伤国家人格；为此，承南京、天津两次大会之余绪，团结本国国民独立精神，增进国民健康，以竞争于国际，是为超政治、超宗教、超越一切而为极纯洁之运动会。他们表示，运动会结束后，将在武汉组织中华体育协会成立大会，以作为日后全国运动会和远东运动会的领导机关。国内体育团体及其他团体争取全国运动会举办主权的斗争也引起了一些爱国体育人士的高度关注。圣约翰大学体育教员兼《申报》体育编辑蒋湘青，就国内体育团体反对参加全国运动会的事情致函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表明自己的看法：“然此次全国运动会，决不能因葛雷一人之关系，即加反对而不参与。当从积极方面，另谋补救办法。……今第七届远东大会，将于明春在马尼拉举行，我国为鼓励选手之练习，准备参与斯会起见，此次武昌大会，实为必不可少。”蒋湘青毫不隐讳地反对因偏见而不参加全国运动会，认为参加全国运动会是我国参加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必不可少的一次练习。此外，他还主张国内各大体育会彼此联络，致函中华业余运动会联合会，请其取消主持大会的名义，由武昌委员会负责主持；大会之后召集体育领袖，讨论组织全国合法的体育总机构———中华体育协会，作为办理日后国内外运动事务的机构。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给蒋湘青的复函中表示赞成蒋湘青的看法和主张，并对外宣称业余运动会只是发起全国运动会的运动团体之一，葛雷也只是一个报名之经理者而已，号召大家不必顾虑太多，放心参加全国运动会。对此，美国人葛雷也表示：中国事自应中国人办，外国人仅顾问而已。风波演变至此，才得以逐渐平息。(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