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胜，山东梅阳人，地下斗争时曾化名刘希敏、刘浩然，1903年6月出生在一户农民家里。由于家贫，兄妹又多，父亲无力供其就学，刘长胜只读了一年书，就不得不辍学在家学种田。
刘长胜稍长一点，去大连一家茶庄当学徒。1922年，19岁的刘长胜离开祖国，投奔在俄国海参崴当码头工人的舅舅，想找一份工作，糊口度日，结果愿望落空。后来托人介绍，总算进了一家鞋铺学做皮鞋。在这里，他学会了俄语，也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初步受到了革命启蒙教育。之后，他离开鞋铺，在马路边摆了个补鞋的摊子，开始独立生活。
1924年，刘长胜收起鞋摊，当放木工人和码头工人，并加入了海参崴地方运输工会。这年12月，经杨占魁介绍，刘长胜加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团组织的教育培养下，刘长胜的思想觉悟迅速提高，1927年5月，经梁柏台和王鸿勋介绍，加入联共（布），成为一名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1935年回国后转为中共党员）。6月，他参加联共（布）海参崴省委中国部工作，同时担任海参崴码头工会主席，成为一个从事工人运动的职业革命工作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侵华活动步步深入，中国民族危机愈来愈严重。此时，身居前苏联的刘长胜，虽然过着安定的生活，但他时刻关心着祖国和民族的命运，急切盼望着回国，投身于解放中华民族和劳苦大众的斗争行列。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1935年4月，当得知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正在长征途中的时候，共产国际决定委派刘长胜回国，寻找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恢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刘长胜携带着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通讯的密电码，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只身离开前苏联，经过一年多的长途跋涉，一路躲过了无数次的敌人搜查，渡过了奔腾的黄河天险，横跨了无边无际的茫茫戈壁，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36年5月到达陕北瓦窑堡，亲自将密电码交给周恩来，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鉴于全民抗战的形势和民众运动急于恢复发展的需要，9月，刚担任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主任职务的刘长胜，受中共中央委派，到上海参加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工作。同年11月，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在上海建立中共江苏省委，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兼工委书记，领导重新恢复和建设党的组织以及民众运动的工作。从此，刘长胜长期在上海领导党和工人运动的工作。
当时，上海已处在孤岛时期，搞地下党的工作，需要有一个公开合法的身份作掩护。刘长胜一到上海，就穿起长袍，打扮成生意人。后来，由党组织安排，和冯邦荣一起，在常德路电车公司对面弄堂口开了一爿小烟纸店，刘当“老板”，冯当“伙计”。平时，店里事务由冯邦荣夫妇管理。刘长胜利用“老板”这个公开身份，从事地下党工作，这样，政治上既安全，又解决了经济生活来源问题。
刘长胜刚到上海时，全市产业工人有40万，但中共党员不到百人，党的力量太弱，同日益高涨的抗日民众运动显然不相适应。因此，在重建地下党的同时，迅速发展党的队伍，成为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任务。可是，当时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影响尚未肃清，一些同志担心大发展会带来危险。刘长胜根据中央对白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结合上海工人运动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强调抗战爆发后新形势下发展党员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要求工厂企业的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同时他又强调要重视党员质量，发展党员必须经过严格的个别审查，入党后还必须加强教育。在具体做法上，不少基层党组织把发展上海工人抗日救亡协会会员作为一种考察积极分子的方式，先将发现和培养的积极分子发展为工人抗日救亡协会会员，然后进一步考察培养，再发展合格者入党。由于各级党组织的努力，到1938年1月，工厂系统就发展了近百名党员，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全市工厂系统党员已发展到近800人。
刘长胜在领导地下党和工人运动工作中，十分注重调查研究，教育群众，总结群众斗争经验。他积极支持职工创办自己的刊物，亲自为这些刊物撰写文章。1939年7月，在刘长胜亲自主持下，几位地下党的领导收集编写了上海22个产业以及各业职工运动的历史资料，编辑成为《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这本书记载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一些主要产业系统工人运动的历史和现状，是一部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书。
后来，刘长胜去延安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上海地下党和工人运动的情况，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www.xing528.com)
1942年9月至10月，中共中央根据当时上海形势，决定中共江苏省委撤至淮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4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成立敌后工作部（又称城市工作部），领导原中共江苏省委所属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作。刘晓任部长，刘长胜任副部长（后任部长）。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刘长胜从淮南回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这时，刘长胜的公开身份已不再是小烟纸店的“老板”，而是坐在写字间里做布匹买卖的商人，俨然像一个很有身份的“大老板”。
1947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内战爆发后的形势，决定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和群众工作，成立中共中央上海分局，同年5月，又改为中共中央上海局，刘晓任书记，刘长胜任副书记。刘长胜直接联系上海地下党的工委、教委、郊委、情报，以及机要机关等方面的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处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党的工作仍只能秘密地进行。国民党表面上标榜民主自由，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的自由，但又规定组织工会必须向国民党政府社会局登记，实际上，要置工会于国民党控制之下。针对国民党当局的这种企图，刘长胜指示下级党组织，要利用国民党的虚伪民主，利用合法形式，团结大多数工人，不断扩大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以争取公开的合法斗争的条件。在群众斗争中，刘长胜一再强调要注意工人内部的团结，从工人关心的切身利益入手，斗争要做到有理有礼有节。1947年，刘长胜亲自领导上海工人冲破国民党当局的种种禁令，开展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有条件地解冻生活指数，斗争取得了胜利。后来，工人运动又和学生运动、社会各阶层的斗争汇合成为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群众运动，开辟了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1949年初，国民党败局已定，上海解放在望。这时，白色恐怖笼罩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逮捕共产党员、进步学生、工人和社会名流，进行血腥的大屠杀，并企图在逃离上海时搬迁和破坏工厂的机器设备。针对敌人的这种阴谋，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中央上海局和中共上海市委领导发动上海工人、学生和各阶层人民进行护厂、护校、迎接解放的斗争。这时刘晓已去解放区，这场斗争的党内总指挥，实际上是刘长胜。各级党组织在工人中积极发展党员，发展上海工人协会会员，在此基础上，成立各种纠察队、护厂队、消防队等组织，其中影响最大的人民保安队就是由刘长胜命名的，人民保安队的几条任务也是在刘长胜领导下确定的。上海人民的护厂、护校、反搬迁、反破坏斗争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保证了上海解放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正常运行。在这场“具有特殊意义”的战斗中，上海工人运动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刘长胜，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全国解放后，刘长胜先后担任过上海总工会主席、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华东办事处主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世界工联副主席等职务。1967年1月20日，刘长胜在北京含冤逝世。
（齐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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