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默片之星，旧上海电影界风云人物

在早期中国的电影界中，被誉为“默片之星”的阮玲玉是一位深受观众欢迎的女演员。这位优秀的表演艺术家虽然一生短暂，却在银幕上创造了众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妇女的形象，为中国的电影艺术留下了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1926年初，上海明星公司导演卜万苍计划拍摄《挂名夫妻》，当时正缺一位扮演新媳妇的女演员，便登报招聘。在应考人员中有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瓜子脸，皮肤白晳，身材苗条，穿一件紧身旗袍。那双修长的眼睛不笑时流露出一种哀怨、忧戚的神态，完全符合剧中人的要求。经过考试，她被录取了。

这位姑娘就是阮玲玉，祖籍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1910年4月26日生于上海。父亲是个穷苦的机器工人。阮玲玉六岁时，父亲沉疴不起，母亲只能给人当女佣，不久，父亲病死，她随母亲住到一个姓张的大户人家，一面读书，一面帮助母亲替东家料理杂务。

阮玲玉是个聪慧过人的女子，进入“明星”之后，她在《挂名夫妻》中崭露头角，接着便主演了《杨小真》和《血泪碑》，1928年下半年在大中华百合公司又主演了《银幕之花》、《劫后孤鸿》。1929年秋转入联华影业公司，主演了由孙瑜执导的《故都春梦》，正是这部影片奠定了阮玲玉在影界的地位。《故都春梦》是根据北京的一桩真人真事改编的，通过一个潦倒的塾师借助妓女燕燕的帮助，混迹官场，最后锒铛入狱的故事，暴露了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阮玲玉扮演的燕燕媚艳、泼辣，层次分明地表现了角色在规定情景中的形体动作和思想感情，受到了影界同仁和广大观众的赏识。

1930年8月，她与金焰首次合作，主演了《野花闲草》，影片描写一位青年音乐家不满于封建包办婚姻，私自出走，与木匠的女儿卖花女恋爱的故事。在《求婚》这场戏中，阮玲玉赋予卖花女以期待和催促两种不同的眼神，交替投向父亲和音乐家。从眼神中人们可以看到卖花女埋怨父亲明知女儿心中事，还要故意难为人，鼓励音乐家大胆讲出心中话。由于她巧妙地运用了眼神这一艺术表现手段，揭示了人物丰富的内心活动，正确地传达了卖花女的天生丽质和一片纯情。

不管演什么角色，她的表现总是那么从容、自然、真实、质朴，在她身上蕴藏着丰富的艺术想像力，只要她领悟并把握了角色，就能找到准确的感觉，唤起内心的激情，演来真挚动人，自然天成。孙瑜曾这样说过：“阮玲玉天才的演技，是中国电影默片时代的骄傲。”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阮玲玉在左翼电影工作者的影响下，投身于左翼电影运动。1933年，她主演了由田汉编剧、卜万苍导演的《三个摩登女性》。影片围绕着一个青年电影演员张榆的生活道路塑造了30年代三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女性。其中，从东北逃亡到上海的电话局接线女工周淑贞，敢于冲破封建桎梏，是个自尊自爱、有觉悟的、与民众相结合的女性形象，阮玲玉特别欣赏，她主动向导演要求饰演这个角色。这使卜万苍感到十分意外，因为阮玲玉过去习惯于表现那种放荡堕落、缠绵悱恻型的女性，而周淑贞这个人物与阮玲玉本人气质相差甚远。阮玲玉看出了导演的顾虑，便十分恳切地说：“卜先生，这样好不好？万一演坏了，我承担这部影片费用，包赔损失。”阮玲玉终于如愿以偿。她在扮演角色时，充满激情，对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展现得层次分明，充分发挥了她表演中感情真挚、深沉、自然、流畅的特长。《三个摩登的女性》作为联华公司第一部左翼影片大获成功，阮玲玉也因此获得了“全能演员”的美称。

阮玲玉成名之后，却没有丝毫大明星的架子和恶习。她为人温和、平易近人，平时她不让人家对她有什么特殊照顾。对于一些电影新手，则处处给予技术上的指点和帮助。黎莉莉是中共党员钱壮飞的女儿，因为父母从事革命活动，她被送入明月歌舞团，后来转入联华公司。当她拍《国风》时，得知与当时最走红的阮玲玉合作，心里十分紧张。扮演姐姐的阮玲玉按照剧情的需要打了她一记耳光，她不但没有哭，反而笑起来，重拍几次都是这样。阮玲玉知道这是演员紧张心情的一种反应，她向导演悄声说了几句。导演便说：“我们再试试，试好了再开机。”一听说是试演，黎莉莉心情放松了，这段戏反倒拍成了。其实试演是假的，这全是阮玲玉的主意。在拍其他片断时，阮玲玉在一旁看到了黎莉莉表演上的毛病，不仅一遍遍陪着重拍，还启发帮助她，把自己从实践中体会到的表演经验传授给她。

与此同时，她对自己艺术创造的态度更加严谨和认真。1932年，她在《城市之光》中扮演一个纱厂女工，根据剧情要求，她要在大雨滂沱之中躺卧在积水之中。拍戏时，天寒欲雪，阮玲玉坚持穿单衣开拍。她饮了一杯白兰地，奔入雨中，倒卧在泥水里，拼命忍住彻骨的寒冷。待停机以后，她已昏厥过去。

在电影的默片时期，银幕上的人物刻画只能靠演员的无声表演。这时，阮玲玉已渐渐地掌握了默片表演的内部和外部技巧，在拍摄《神女》时，她的演技已臻圆熟。(www.xing528.com)

《神女》是一个青年布景师的处女作。它写了一个妓女身陷泥淖，但却苦苦挣扎要求向上，最后被不公正的社会推向绝路的悲惨遭遇。阮玲玉看完剧本，非常感动，她没有因为该片的编剧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布景师而拒绝约请，反而乐意地接受了神女这一角色。在拍片过程中，阮玲玉从生活出发，把日常观察到的创作素材，不露痕迹地运用到角色的创造中去。她的特点是进戏快，出戏也快。没进拍摄之前，她也是在一旁与人说笑，嗑瓜子，打毛衣，弹钢琴。但是导演一叫“开拍啦”！她立即收敛，进入角色。当拍到妓女为躲避警察追捕误进流氓屋子的时候，流氓想霸占她，对她进行威胁，她坐在桌子上，一只脚踩在凳子上跷起二郎腿，左手握拳反叉腰，右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俨然有久居风尘的泼辣劲儿，但是从她那惶恐的眼神中让人看到的却是一个柔弱、毫无自卫能力的灵魂。

拍完《神女》已到1934年下半年了，阮玲玉想不到影界著名新秀蔡楚生会来请她在《新女性》中担任女主角，她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新女性》取材于1934年2月自杀的明星公司女演员艾霞的生平与遭遇，由孙师毅编剧，蔡楚生导演。阮玲玉扮演女主角韦明。韦明经历了失业的痛苦、女儿的垂危、阔少的污辱、同学的误解，种种折磨使她经受不住了，就在自己创作的小说将要出版之际，含恨自尽。阮玲玉在工作中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精神，在拍摄《新女性》期间达到了高潮。戏中有一段韦明怒掴王博士一个耳光，夺门而出，从楼梯上跌下的惊险场面，蔡楚生怕出危险，想找一个替身演员。阮玲玉为了不影响效果，坚持要亲自演到底。她叫扮演王博士的演员在追到楼梯口时重重地推她一下，于是她轰隆隆地从楼梯猛然滚下，结结实实地摔在水门汀地板上，昏厥过去。大家把她扶起，要送她回家休息。阮玲玉说：“这场戏还剩一个镜头，拍完再回去吧。”

《新女性》于1935年春节在金城大戏院首映之后，获得了热烈的社会反响，片中对社会的揭露与抨击，以及激励人们对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精神，鼓舞着千万观众。

《新女性》的公演触怒了被它锋芒所指的反动当局和社会恶势力，不久，就遭到猛烈的围攻。上海电影检查机构以宣扬阶级斗争为罪状，勒令剪去一些触动他们神经的镜头。因为《新女性》揭露了当局御用文人和无行记者的劣迹，一些右翼报刊和黄色小报便大放厥词，造谣诽谤，恶言中伤。他们把一腔怒气发泄到主演阮玲玉身上，挑唆张达民跳出来攻击阮玲玉，并加以陷害。

张达民是阮玲玉母亲当佣人时的张家大户的少爷。在阮玲玉16岁那年，他便以无耻的手段占有了她。以后，这个无赖吃喝嫖赌，荡尽家产，虽经阮玲玉多次规劝，但恶习不改。阮玲玉经受不了他的折磨，曾服毒自杀未遂，1932年和他正式办理了脱离关系的手续，脱离后还每月给他一百元。此后，阮玲玉与“茶叶大王”唐季珊同居。张达民为了敲诈勒索更多的钱财，竟在《新女性》遭到围攻之际再次对她进行诬告。于是，那些黄色报刊借着阮玲玉的诉讼事件，变本加厉地对阮玲玉进行人身攻击。他们用耸人听闻的标题连篇累牍地刊登下流文章，一时间，种种秽言猥语，像瓢泼似的向她袭来，街头巷尾到处在议论着她的所谓“丑行”。可怜一个受人欺诈的弱女子如何经得住这般侮辱？她终于被迫含泪写下“人言可畏”的遗书，于1935年3月8日下午服毒自杀。

这一消息在报上发表以后，不仅震动了电影界，也几乎震动了全上海。成千上万群众拥至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瞻视遗容，附近街道的交通为之断绝。出殡那天，素不相识的妇女们自动为阮玲玉佩戴黑纱，不少人望着灵车呜咽抽泣，有的还随灵车一直跟到安葬阮玲玉的广肇山庄。

影坛上一颗璀璨的明星就这样被压城的乌云吞没了。为此，鲁迅于沉疴之中，化名赵令仪，写下了《论人言可畏》这篇战斗的檄文，对黑暗的社会司法之流弊、小市民的无聊心理，以及种种反动舆论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对阮玲玉的死表示深刻的理解和同情。

阮玲玉的死，是由国进步电影事业的一个重大损失。然而历史没有忘记她，人民没有忘记她，在80年代，在国外举办我国二、三十年代电影回顾展时，阮玲玉的成就获得了世界声誉。阮玲玉的名字永存于中国电影文化发展的史册之中。

（唐燕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