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两种对立的社会势力
从1860至1900年，在华的基督教会在条约制度的保护之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推展，然而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西方传教士从沿海的通商口岸深入内地的穷乡僻壤自由传教，从一望无际的漠北到烟瘴笼罩的苗寨，到处建立起矗有十字架的教堂。不过，“在某一方面，西方人的这种宗教，在1860年以后甚至不如以前那样为人们所宽容。因为中国人最怕的就是异端和力量的结合，而在1860年以后的时代，基督教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在中国却空前地增大起来”(1)。于是，气势汹汹、波澜迭起的反教运动，犹如从潜动的暗流演化为奔涌的岩浆，喷吐而出，遍布于基督教所能达到的任何地方。虽然排教运动的深刻的根源在于教会作为一股外来的力量，进入中国社会以后，与以官绅为代表的传统势力存在的利益纠纷与冲突。但是这种对峙与撞击，却以激烈的意识形态对抗的外观表现出来。“其辟邪书文各种，有具名大清臣子周孔徒著，有统称大清天下儒、释、道三教公议者，有孔、颜、曾、孟四氏裔孙及周、程、朱、张四氏裔孙公同刊布者，有全湘士绅公刊者，立论各有不同，大都详叙邪教四处结匪巢、散妖书、放迷药、行淫术、逞毒威、诱胁愚民投叛异族之恶。”(2)在这数十年间，席卷各省的排教风潮有三次高潮：一是在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前后，二是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三是1891年前后以四川、湖南、长江流域、热河东部地区为中心地域的教案(3)。由于民族危机的加剧和基督教在条约制度下的政治化，这些蔓延开来的反洋教运动，无可争辩地带有民族自卫的性质。然而在传统文化之下的官绅和民众的反教，又是同根植于中世纪的社会土壤中的天朝观念和华夷之见糅合在一起的。它比明末清初之际沈▍、杨光先的反教，在空间上规模更大，时间上历时更久，程度上更形剧烈，以至于使一部19世纪西方宗教在华的传播史几乎成为教案史。(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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