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重新探讨六艺

2.再谈“六艺”

通过《周礼》我们还知道，中国古典学术体系远远不是《汉书·艺文志·总序》中所说的“昔仲尼没而微言绝”，先秦的“六艺”也不是汉儒所称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经典，而是指西周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实用技能，《周礼·地官司徒第二·保氏》条:“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在秦相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中仍称擅长射箭、驾车的人为“六艺之人”。《吕氏春秋·博志》中有:“养由基、尹儒，皆六艺之人也。”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易》列于六艺之首，事实上《易》在中华原文明中的地位并不像班固所讲的那样重要。西周用龟卜甚至比用蓍草占筮重要，但也有专门的筮人，地位和占梦者相当，皆由大卜管理，筮人的职责包括:“筮人掌管三种《易》书，以辨别九筮的名称: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九筮的名称，一是筮更，二是筮咸，三是筮式，四是筮目，五是筮易，六是筮比，七是筮祠，八是筮参，九是筮环:以辨别吉凶。凡国家大事，先占筮而后占卜。春正月选择蓍草。凡占筮国事负责供给蓍草。(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筮人》原文: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参，九曰巫环，以辨吉凶。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上春，相筮。凡国事，共筮。)

只有由于孔子始重《周易》，加上民间算卦先生的宣传，《易》才取得了今天的学术“神话”地位，易进入了医学、兵学……东汉班固写《汉书·艺文志》时，《易》竟然被放到了《书》的前面，并高度赞美说:“易曰:‘宓戏氏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

在阐释书、诗、礼，小学等知识部类时，班固常以“易曰”开始。想一想，假如孔子晚而喜“卜”或“占梦”，碰巧他写了有关西周占梦书《咸陟》的文章，那么班固必言“咸陟曰”，中华文明今天的形态会有极大的不同，也可能会有“医者咸陟也”这样的说法。

今天，我们不可能再度复原西周的王官学体系，因为在孔子慨叹文献不足两千五百年后，我们所能掌握的西周文献，除了《周礼》、 《逸周书》、金文、甲骨文这样较可信的资料外，没有太多可以汲取的东西。再说，恢复西周王官学也没有太多现实意义，因为王官学体系解体后，诸子百家将之丰富发展了，融汇锻造出了秦汉时代更完善的中国古典学术体系——那是华夏文明的峰巅，尽管被太多的儒学迷雾所笼罩。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座被儒学迷雾笼罩的山峰就是《汉书·艺文志》，那是东汉的班固根据西汉末年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的，而《七略》则来自其父刘向的《别录》。(www.xing528.com)

刘向本名更生，字子政。沛(今江苏沛县)人。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四世孙。公元前26年，汉成帝命陈农搜集全国各地遗书，诏刘向领校宫中藏书。其中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种书经过校勘、整理、缮写出定本后，由刘向撰写一篇叙录，介绍书的名目、校勘经过和主要内容，一同奏上。这些叙录以后辑集在一起，名为《别录》，共20卷。《别录》全书唐时就已失传。

刘向等人所校的是西汉国家藏书。尽管当时西汉政权已经日薄西山，但中国的众多原典尚末遭破坏，所以我们完全有可能剔除《汉书·艺文志》的儒家偏见，恢复中国古典学术体系的全貌。

这是一项尝试性的工作，问题多多，但我们仍然具有时代所赋予我们的优势。

首先，大量地下文献的出土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刘向所校图书的真实存在，有时我们甚至能看到刘向可能都没有看到过的古本。比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简直是一座地下小型图书馆，其中黄老书显得尤其珍贵。黄老书使我们看到了西汉治国理念也是法家，是齐法家的核心黄老思想;再比如一百多年来十几万片甲骨文字的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比现存的《周易》更具学术价值——“卜法”似乎又一次超过了“筮法”!

其次，清代以来对诸子书的整理，使中华文明儒化后几尽失传的诸子书得以重现。今人很少知道，他们在书店看到的诸子书是清儒呕心沥血训诂考证的结果，其功甚伟。清未诸子学大兴，大大开拓了学者的视野。张尔田就注意到中华原生文明是以“道家为内术，以法家为外术”。《史微·卷二·原法》云:“盖道家君人南面之内术，而法家则君人南面之外术也。法无道则失本，道无法则不行。”⁽⁴⁾

最后，西学的涌入，可以使我们走出中国本土学术的“庐山”，在中西对比的过程中，开启崭新的知识地平线。特别是过去一百年，西方人文学术引入中国引起诸多“排异反应”，它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古典学术的伟大意义，增强了我们复兴中华文明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