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高等教育：19世纪的改革

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19世纪被认为是德国的世纪。普法战争结束后，普鲁士凭借战争胜利得以最终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大学改革的进程。普鲁士分别于1810年、1811年和1818年创建了柏林大学（Berlin）、布雷斯劳大学（Breslau）^[47]和波恩大学（Bonn），其中，以威廉·冯·洪堡等人创建的柏林大学^[48]为代表，19世纪的德国大学以其先进的教育理念、全新的组织制度以及卓越的科学成就，创造了德国大学一个世纪的辉煌。回顾19世纪德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可以说它引领了世界高等教育的改革，也掀开了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新篇章。^[49]

（一）柏林大学的建立

在柏林建一所高等教育机构的设想早在18世纪末就已经初见端倪。在当时的学者看来，在柏林建一所大学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其他欧洲国家在首都建立大学已成为一种传统。但这一想法在提出之初还是遭到了普鲁士皇室的反对和蔑视。在19世纪初期的改革前，不仅在德国，甚至在整个欧洲，大学似乎都充斥着这样的图景:古板的学者继续乐此不疲地研究经院哲学，出身于上流社会的学生则成日陶醉在啤酒和决斗的欢愉之中。^[50]在当时上流社会宫廷贵族的眼里，大学就是陈旧迂腐的经院哲学的温床，导致青年糜烂堕落的场所；再加上经济与政治的动荡，因此在柏林建立大学的提议迟迟难以得到落实。直到19世纪，随着拿破仑的铁骑在欧洲的扫荡，以及由此造成的德意志在世纪初的惨败，在德意志各邦国中，普鲁士首先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建立新大学的想法才终于得以付诸实施。

1807年，普鲁士大败于拿破仑的军队，与法国签署了《提尔西特合约》（Friede von Tilsit）。根据这一合约，普鲁士丧失了一半以上的国土，被割让了最富有和最肥沃的省份，损失了原先统治的大半民众，税收大幅减少；连同国土丧失的还有在这些领土范围内的七所大学，其中包括最主要的哈勒大学。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打击使国家陷入全面的危机。在此背景下，1807年8月，已辞去一切职务的前哈勒大学校务长提奥多尔·施马尔茨（T.Schmalz）带领部分教授晋谒了撤离首都柏林、偏居于东普鲁士小城麦默尔（Memel）主持朝政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1770～1840年），^[51]请求以哈勒大学的教师为基础在柏林重建大学。与前任几位国王相比，威廉三世更加重视教育改革，他对此答复道:“好，有勇气！国家应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物质上的损失。”^[52]1807年9月4日，威廉三世在给时任外交部长的拜默（Karl Friedrich von Beyme）^[53]的命令中指出:“介于易北河一岸的割让，使国家丧失了哈勒大学这一最重要、最完备的普通教育机构。填补这个空缺应该成为国家重建之中首要考虑之事……我决定在柏林建立这样一所新的教育机构（neue Lehranstalt），并使之与科学院建立合适的联系……应给哈勒的拨款将用于其中。”^[54]这意味着，在柏林建立一所新大学的提议已得到由国王为代表的政府机构原则性的同意。

1808年，时任普鲁士驻罗马教廷公使的威廉·冯·洪堡（Friedrich 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年）被推荐成为教育大臣，担任普鲁士“内政部下属文化与公共教育司司长兼枢密院成员（Sektion des Kultus und desöffentlichen Unterrichts mit dem Titel eines Geheimen Staatsraths）”^[55]一职，开始着手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付诸实际。在洪堡之前受命负责相关筹建工作的是拜默，他所提出的在柏林建立一个新的教育机构的计划曾引起了广泛的大学争议。在拜默的“（高等）教育机构计划”设想中，这个在柏林新成立的机构并非大学（Universitäten），而主要以招收优秀的中学毕业生进行科学研究为目标。这从拜默以及其他学者所使用的“进修学院”（Lerninstitut/Lernanstalt）一词^[56]可得到反映。这种构想引发了柏林科学院学者的不满，并遭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57]师生一年内多次的抵制活动。^[58]

洪堡在此时的出现与介入，可以说是建立柏林教育机构的计划得以最终顺利实现的关键。这位集伟大学者与理想崇高的政治家于一身的非凡人物，他的名字就代表着一种宏伟计划:崇尚科学及其必不可少的自由原则，但不推崇军事化的自治方式和纪律。^[59]他受命于国家危难之际，为德国的大学注入了新的思想。他较早明确地提出大学的任务一方面是要向学生传授各科知识；另一方面则是要发展科学，即办成教学中心和科研中心。这使得柏林大学在创建之前就已经具有区别于以往大学的新型大学的基础。在新大学的筹建方面，实际上早在1809年2月 28日正式履职前，洪堡就已经决心建立柏林大学，并开始与政府高层、学者沟通，为未来的大学“招兵买马”。经过艰难的努力，洪堡以政府支付滞留费等方式为未来大学招募到了包括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60]施莱尔马赫（F.D.Schleiermacher）^[61]在内的一部分建校初期的骨干成员。

洪堡深知学者、土地和资金是建立大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这在当时都需要王室与政府的认可与资助。为此，他向国王申请每年向大学拨款15万塔勒，^[62]并概括出了包括“将海因里希王子宫殿（Palais des Prinzen Heinrich）^[63]作为赠地交付大学”^[64]等七项建议。1809年8月16日，在洪堡上呈报告三周后，威廉三世发文正式批准在柏林建立大学，并在决定保留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的基础上，同意了洪堡的全部主张与七项建议，因而这一天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柏林大学真正成立的时间。在解决经费、赠地问题之外，洪堡又开始关注学校内外建设，思考具体的理念与制度问题，并着手解决教师的聘任问题。面对如何让这个新大学延揽到尽可能更多更好的学者的问题，洪堡采用了通过国家任命大学教授的方式，这与他对国家和学术自由的思考与理解具有很大的关系。在他看来，对自由的威胁不仅来自国家，更来自机构自身。机构中的人们在接受了某个思想之后便易于将其他思想扼杀在萌芽之中。国家必须预防由此所产生的这一弊端。洪堡推出此举的初衷是希望借国家之力破除大学中的门阀之争，使各种思想在大学内自由生长、繁衍，但从德国大学的发展史来看，这种通过政府推荐、聘任、确定教授任命的传统却使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受到了严重损害——这样的苦果在百年之后得到了验证。不过，在当时创建柏林大学的特定历史背景下，国家聘任、国家支付薪酬和内阁给予批复的策略确实是积极而富有成效的，它使这所新生大学在短时间内便极具吸引力，并迅速招徕了包括弗里德里希·卡尔· 冯·萨维尼（Friendrich Karl von Savigny）^[65]在内的一大批优秀学者。^[66]

在洪堡等人的积极努力和大力促成下，1810年10月6日，柏林大学终于迎来了前来注册的第一批6名学生，这标志着柏林大学的正式开放。开学之初，柏林大学并不是一个规模宏大的组织:它仅有3名神学教授、3名法学教授、6名医学教授、12名哲学教授以及250名学生。从形式上看，它与传统大学也没有很大差异:大学由神学、法学、医学及哲学（以前为人文学院）四个学院组成；教师分为正教授（编内教授）、编外教授及私人讲师。正教授负责大学的学术事务以及选举校长和各院院长，由政府委派的督学（Kurator）负责大学的财政、人事等国家任务。^[67]然而，柏林大学的创建却被认为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存在:它没有采取法国激进的革命模式，而体现了德意志民族一向的特征，实行温和及较保守的改革，是新大学理念的组织化，也是一场深刻的大学改革运动。

（二）洪堡理念与新大学观的形成

在柏林大学开办之日，在其岗位上任职仅14个月的洪堡却离开了他在教育司的职位。因致力于提高自身职位在政府中的地位而未能如愿，^[68]洪堡于1810年4月和5月提出辞呈，在6月被解除职务并同时被任命为驻维也纳公使，自此离开了柏林大学。尽管如此，柏林大学最终得以建立，被认为是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洪堡个人的努力。^[69]洪堡既是一位语言学家、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他虽临危受命负责教育的改革，在职期间却把建立柏林大学看作是首要的改革任务。而柏林大学的成功，不仅成就了洪堡永载德国大学发展史的辉煌，更使他成为整个世界大学理念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洪堡围绕柏林大学的创建而体现的一套德国大学特有的理念，以及为实现这种理念而设计的办学原则，不仅对德国，乃至对全世界的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其短暂的任职期间，特别是围绕柏林大学的建立，洪堡表达了关于大学的思想。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柯尼斯堡学校计划》（1809年7～8月）、《立陶宛学校计划》（1809年9月）、《文化和教育司工作报告》（1809年12月）和《关于高等学术机构的组织》（1810年）等文稿中。^[70]基于这些文献，同时参考洪堡的其他相关论文，概括来说，洪堡的大学观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大学的属性。自中世纪大学以来，大学就是“学者的社团”，是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探索高深学问的学者团体。洪堡继承并发展了中世纪把大学视为“学者的社团”的观点，同时认为大学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校，而应是“独立的研究者”（教授）和“受到指导的研究者”（学生）的聚合。他指出，大学“除了与国家的外在联系，实际上就是那些把身外的闲暇或内心的追求用于科学和研究的人们的精神生活”。^[71]在中世纪，学者的社团主要是教师的社团；而洪堡所理解和推崇的学者社团既包括教师也包括学生，是所有探索高深学问的学者的总集。在洪堡看来，大学是高等学术机构，是带有研究性质的学校。针对当时在高级中学基础上发展专科学校的改革政策，洪堡指出，大学是学术机构的顶峰，它把科学当作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难题来看待，因此总是处于探索之中。(https://www.xing528.com)

大学的职能。自中世纪大学产生之日起，大学便肩负起了人才培养的职能。在洪堡创办柏林大学以前，西方的学者和大学基本上都坚持以人才培养作为大学的唯一职能。洪堡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大学应兼有双重职能，一是对科学（Wissenschaft）的探索，二是个性与道德的修养。所谓的科学指的是以哲学为典型代表的“纯科学”。它建立在深邃的观念之上，不同于历史和自然科学这些“经验科学”，不追求任何自身以外的目标，只关注和进行纯知识、纯学理研究。同时，它又能够统领一切学科，是关于世上万般现象知识的最终归宿。^[72]所谓的个性与道德的修养职能，即通常所说的培养人才的职能或教学职能。洪堡提出大学要发展科学，探索真理，并非以发展科学来取代人才培养，而是认为大学应为国家承担一些实际性工作，如教育青年人。人才培养仍然是大学的职能。所谓“由科学而达至修养”（Bildung durch Wissenschaft）^[73]的原则概括了大学的这种双重任务，同时也表达出了这双重任务的关系，即大学的活动是从事与发展科学相关的工作，其根本目标则在于促进学生乃至民族精神和道德修养的提升。当然，科学活动有其独立的价值，并非后一目标的从属物。也就是说，大学尽可以专心于科学，只要探索科学的活动在此能蓬勃进行，人才培养的目标就会随之得以实现。^[74]

大学的组织原则。洪堡从大学是从事纯科学的机构这一核心观念出发，认为大学的组织原则应建立在纯科学的观念之上。根据纯科学的要求，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有二，即“寂寞”（Einsamkeit）和“自由”（Freiheit）。所谓“寂寞”，根据洪堡的相关论述来看，主要包含了三层含义:

（1）大学应独立于国家的政府管理系统，即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

（2）大学应独立于社会经济生活。由于大学所从事的活动是对纯科学的追求和修养的训练，因此与社会经济对知识技能的要求大相径庭。

（3）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完全沉潜于科学。

总之，大学的寂寞意味着不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并与之保持距离，强调大学在管理和学术上的自主性。与“寂寞”并重的另一原则“自由”同样包含了三层意思:

（1）针对国家而言的自由。洪堡认为，威胁大学这种自由的因素来自国家职能的干预，以及大学内部因接受某种思想而压抑其他不同思想的风气。因此，他一再强调国家应尊重科学活动的特性，明确自身对大学天然和潜在的危害，将其对大学不得已的干预尽量限制到最小。但同时，洪堡也认为国家应运用其对大学教授的聘任权，保证大学教授的多样性和防止大学中的门户观念或行会风气。

（2）研究与教学的自由。根据洪堡的观点，从事学术研究的大学教师享有自由自在进行科学探索的自由，这在后来也成为德国大学的一条根本性原则和重要标志。

（3）学生学习的自由。按照洪堡的设想，大学生应自主地从事其科学思考，可以接受教师的指导，也可以选择独立研修，甚至“听课径可偶尔为之”。^[75]

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主张国家与大学目标利益的一致性，从而强调大学自主的地位，是洪堡本人身体力行的所谓“文化国家”（Kulturstaat）^[76]观念的核心内容。在洪堡看来，大学是受国家保护但又享有完全自主地位的学术机构。经历了普法战争割地赔款耻辱的洪堡十分重视大学在民族振兴中的作用。他说:“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77]但同时，他又反对国家对大学的控制。他以文化国家观为基础，认为大学作为科学和学术机构，本身就是国家事业的一部分，以发展理性为目的。而且大学的目标和利益，即发展纯粹科学，也是国家的利益所在。国家不只是对民众的生存、安全和幸福负责，同时对文化也负有义务。文化国家对国家的定位符合普鲁士的国家利益。^[78]此外，正因为繁荣的大学及发达的科学是国家的利益所在，国家更应当为大学创造保障其繁荣所需的条件，并任其发展，而不是让大学直接地服从于国家的一些现实需要。

总体而言，洪堡的大学理念在大学理念发展史上引发了一些革命性的变革。首先，他把发展科学作为大学的重要职能，使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大学职能首次得到了拓展，促进了大学由教学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变，使大学逐渐从社会生活的边缘走向中心，提高了其社会地位。其次，他提出了培养“完人”（vollstandige menschen）^[79]的培养目标，对纠正大学教育中的片面发展或工具性发展倾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再次，他坚持科学研究与教育（或教学）的统一（die Einheit von Forschung und Lehre），把科学研究引入教学过程，进而推动了各类教学形式（如演讲、讲座和研究等）的革新或创新。科学研究与教育的统一也改变了德国大学传统的博士生教育制度，导致了现代研究生教育制度的产生。^[80]此外，他倡导学术自由，发展并完善了中世纪以来大学的学术自由思想；倡导研究自由、教学自由，以及学习自由，大大丰富了学术自由的内涵。^[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