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要义：中国文化的十四个特征及其结论

第一章列举中国文化十四特征，经过许多讨究到现在，约可结束。归根结蒂，一切一切，总不外理性早启文化早熟一个问题而已。兹就各章所论究，贯串起来以明之。--

(一)很显然地，其中第十二特征所谓“无兵的文化”，是源于第十一特征“不像国家” 而来。第九章具有解答，可不烦多论。

(二)而中国之所以不像国家，则为其融国家于社会了--此亦见第九章。设更问其如何竟可把国家消融于社会呢?第一层是因为：家族生活与集团生活同为最早人群所固有， 而中国人浸浸家族生活偏胜，与西洋人之集团生活偏胜者，恰各走一路。从集团生活一路走去，即成国家；从家族生活一路走去，却只是社会。第三第四两章即系论证此议。然而其社会生活若仅止于为一种家族生活，或其社会不外一家族本位的社会，则既不能强，尤不能大，缺点甚多，必将无以自存于竞争之世。换言之，在于演淘汰中最能见优胜者应该是强且大之集团。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不难，难在其缺乏集团组织而竟能长久存活，不被淘汰。相反地，他并且能有极大之发展。此诚何故?于是继第一层之后，就 要说出第二层。第二层是因为，理性早启，周孔教化发生，使古代一般之宗法制度转化为吾人特有之伦理组织，以伦理本位代替家族本位。伦理始于家族，而不止于家族，规模宏远，意识超旷，精神大为提高。家族本位社会是不能存在到今天的，伦理本位社会却前途远大得很。凡此均详见于第五、六两章。然中国与西洋分途虽早，而在早期还不能分得甚明。周孔教化发生于封建之世，那时还像国家。战国七雄一面更像国家，却一面亦正是国家要被消融之始。必到周孔教化收功结果之时，封建既已解消，阶级化为职业，国家永被涵容于社会。此看第八第九两章可以晓得。

(三)就在解答中国所以不像国家之时，便亦同时解答了中国人的家之所以重要--第七特征。盖正唯其是从家人父子兄弟之情放大以成伦理社会，所以不成阶级统治之地缘国家。又正唯其缺乏集团组织以为其生活之所依靠，乃不得不依靠于伦理作始之家族亲戚。除上面所说几章外，其在前之第二章在后之第十章亦皆所以解答此问题，参看自得。

(四)近代西洋之所谓民主，要在其人对国家有参政权，有自由权，这是在集团生活中个人地位提高之结果。所以中国之缺乏民主--第九特征--乃是从缺乏集团，不像国家而来，不可误作压力太强之没有民主看。此其理，具详于第十二章。[贼吧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Zei8.com 贼吧电子书]

(五)集团生活与家族生活，此重则彼轻，彼松则此紧，二者不可得兼。像在中国那样家人父子情谊之重，西洋人没有，像在西洋那样国民对国家观念之明强，中国亦没有。然中国西洋在此之所以分途，却端为周孔教化与基督教之相异。故我郑重指出宗教问题为中西文化之分水岭。--以上见第三、四、五、六各章。一般说来，文化都是以宗教作中心而发展，中国独否。--中国文化第六特征，宗教乃被非宗教的周孔教化所代替。宗教乃为感情之事，不出于理智，抑且颇远于理智。周孔教化自亦不出于理智，而以感情为其根本，但却不远于理智--此即所谓理性。理性不外乎人情。而宗教感情却总见其激越偏至，有时不近人情。因此周孔赞美人生，敦笃人伦，与宗教之倾向出世常要离弃家庭者就刚好相反。宗教之动人，恒在其不平常，而周孔之教化则于平易切近之中深有至理，不必动人而人自不能出。当其代替宗教位居中国文化中心而为之主的时候，我们就说它是以道德代宗教了。--见第六章，第七章盖一面说明了第六特征“缺乏宗教 ”，又一面说明了第十特征“道德气氛特重”。

(六)西洋中古社会靠宗教，近代社会靠法律。而中国社会如吾人所见，却是以道德代宗 教，以礼俗代法律。此即是说：在文化比较上，西洋走宗教法律之路，中国走道德礼俗 之路。宗教自来为集团形成之本，而集团内部组织秩序之厘定，即是法律。所以宗教与 法律是相联的。道德之异乎宗教者，在其以自觉自律为本，而非秉受教诫于神。礼俗之 异乎法律者，亦在其慢慢由社会自然演成，而非强加制定于国家。其间精神正是一贯的 。中国古人之迥出寻常者，即在其有见于人心之清明正直，而信赖人自己。所谓一贯精 神非他，即是倚乎自力，而非如西洋之必倚乎他力。我所云理性早启者，正指此点。- -凡此请看第六、七及第十、十一、十二各章。唯理性为道德在人类生命中之真理据， 故第十特征之确切解答应此。

(七)云何为自觉自律?好好恶恶而心中了了，是曰自觉；基于自觉而行吾所好，别无所 为，是曰自律。如我好分平而恶不公平，我本此而行，非屈于力或诱于利而然，亦不因 屈于力或诱于利而改，即是其例。说理性，即指自觉自律之条理天成而言，说无对，即 指自觉自律之浑然不二而言。道德根于理性无对而来，为人类生命之最高表现。却不料 中国古人直欲将社会秩序依托于此，而不尚政刑(1)(《论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 民免而无耻，道之以道，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有如孟子所说“无为其所不为，无 欲其所不欲”，其信赖人而爱人，爱人而信赖人，旷观世界诚所未有。由此端萌开展去 ，三千年来中国文化遂以大异于他方。他方文化发展，总不出乎力与利之间，以力量求 得利益，利益则培养拓大其力量，力量又求利益，利益又培大其力量。如是循环推进不 已，利与力二者互通为一。盖从生物之生存发展以来，原来外此一回事，人类文化最初 从身体出发，正亦莫能外也。所谓中国之大异于他方者，第一表现在政治消极上，其次 表现在经济消极上。--

表现在政治上者，即缺乏集团，不像国家，根本消极于政治，不向此方面发展。此何以故?集团生于斗争，国家起自武力。政治上一事正要从“力学”上了解才得。中国人虽 然亦跳不出利与力之循环圈，而不能无事于力。但它却于人身之外直揭出人心来，每在有对之中表现无对，遂使政治力学上骤乱其例。这在远古至战国以前，即是阶级不甚凝固，缺乏封畛；在战争国以后至清季，即是化阶级为职业，以相安代统治。所有近两千年来之循环于一治一乱而无革命，政治永无进步，盖在此。--请参看第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各章。

表现在经济上者，即农工商业一切不入于学问(士人不讲求这些)，学术思想与社会经济有隔绝之势，鲜相助之益。二千年经济上停滞不进之直接原因在此。--说见第十一章。然其间接原固，却更具有决定性。此即科学在中国之夭折无成。科学何以无成?科学 在人类生命中之根据是理智，而道德在人类生命中之根据则是理性。道德与科学不冲突，理性与理智更无悖，然理性早熟却掩蔽了理智而不得申。--说见第十三章。

于此可以看出，前所列第五特征“文化盘旋不进，社会历久鲜变”，及第八特征“缺乏科学”，其关键皆在道德之代宗教而起太早。一般说，文化都是以宗教开端，并依宗教作中心而发展，道德视宗教远为晚出，而此独不然。此其所以为人类文化之早熟。

第一章所列举十四特征中，第五至第十二之八点，曾在本书各章予以讨究者，已为贯串如上。还有其后之第十三第十四，其前之第一至第四各点，书中论究未及，但这里却已不难把它亦贯串起来--

(八)说中国文化是“孝的文化”，自是没错。此不唯中国人的孝道世界闻名，色彩最显，抑且从下列各条看出它原为此一文化的根艹/亥所在：一、中国文化自家族生活衍来 ，而非衍自集团。亲子关系为家族生活核心，一“孝”字正为其文化所尚之扼要点出。它恰表明了其文化上之非宗教主义--因宗教总是反对这种家族感情的(见第四章)。它恰表明了其文化上之非国家主义--因国家都要排斥这种家族关系的。中国法家如商鞅韩非皆曾指斥孝友之违反国家利益(1)(韩非《五蠹篇》尝论君之直臣，父之暴子，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以明孝友与国家利益相反。)。二、另一面说，中国文化又与西洋近 代之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者相反。伦理处处是一种尚情无我的精神，而此精神却自然必以孝弟为核心而辐射以出。三、中国社会秩序靠礼俗，不像西洋之靠法律。靠法律者，要在权利义务清清楚楚，互不相扰。靠礼俗者，却只要厚风俗。在民风淳厚之中，自然彼此好好相处。而人情厚薄，第一便与家人父子间验之。此其所以国家用人亦要举“孝廉 ”也。又道德为礼俗之本，而一切道德又莫不可从孝引申发挥，如《孝经》所说那样。

(九)说隐士是中国文化一种特色，亦没有错(惜蒋著对隐士缺乏了解)。一般高人隐士显 著之共同点有三：第一在政治上，便是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虽再三礼请亦不 出来。试问这是任何一封建国家专制国家所能有的吗?就是资产宪政国家，无产专政国 家，或任何国家亦不能有。唯独不成国家的这松散社会如中国，才得出现这种人物。不但出现，而且历代都很多，在历史传记上占一位置，在社会舆情上有其评价。第二在经济上，便是淡泊自甘，不务财利，恰为宗教禁欲生活与近代西洋人欲望本位之一中国型。他们虽不足以影响中国经济之不进步，却为中国经济难于进步之一象征。第三在生活态度上，便是爱好自然而亲近自然。如我前所说，对自然界只晓得欣赏忘机，而怠于考验控制。如西哲所誉，善于融合于自然之中，而不与自然划分对抗。其结果便是使艺术造乎妙境高境，而不能成就科学。

(十)第一至第四特征可并作一个问题来说。第一特征广土众民一大单位之形成。如上来各章(特如第十章)所论证，它原是基于文化的统一而政治的统一随之，以天下而兼国家的。其内部盖以伦理相安代阶级统治，人缘重于地缘，而摄法律于礼俗，融国家于社会。质言之，其所由拓大到如此之大，非靠武力而靠文化。这是与第二特征第三特征既相互关联，又互资证明的。第二特征在此广大地面同时并存之许多部落种族，除天演淘汰之外，率能融为一大民族而泯忘其不同者，即由其文化所具有之同化力特强，而别无其他故可指。第三特征历史所以绵长不绝者，要在其民族生命文化生命能不遽亡于一时武力之绌败，而每有以复兴。当他统治了异族时，固常能使其同化融合于自己--不独以武力取之，且以文化取之。就在他被统治于异族时，由于异族每要用他的文化来统治他之故，卒亦使其同化融合于自己--先失败于武力，终制胜于文化。盖唯其长久，故不难于大，亦唯其大，故不难于长久。此两特征又皆以第二特征对异族之同化融合为其本。而一贯乎三大特征之中者，实为其文化之优越。所谓一个问题即中国文化所优越者果何在之问题。如第四特征所指出，明见其非以知识擅长，非以经济擅长，非以政治军事擅长(甚且毋宁说他皆短于此)，而又明见其所由成就必有一伟大力量在，此力量究为何种力量?

为要深刻认识中国伟大的出奇，还须取印度西洋来相对照。印度与中国同为有名之古老文化区，同样地广人多。但两方情形却绝然相反。在中国区内，有此融合无间之一大民族。在印度区内，其人却陆离庞杂，隔阂纷歧，说之不尽。宗教相仇视之外，又益以种族成见，俗禁通婚，长时各保其血统个性。更加以社会阶级(Coste)分别至二千以上， 真乃集支离破碎之大观。又语言不同，多至二百余种，举其重要者(使用之者均在五百 万人以上)，亦有十四种。因此逼着其知识分子，今天在教育上及交际上，只可惜用其 精神上本无关系之英语。其为遗憾，可想而知。所以伯尔纳·约瑟(Bernard Joseph)著《民族论》(1)(伯尔纳·约瑟著《民族论》(Nationality, it's nature and Problems )，刘君本译，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说“欲研究印度者，第一应知之事，就是印度实不成为印度(没有一印度民族)”。并且说“虽欧洲全洲亦无此离奇复杂”。然而在他书中论到中国人(蒙藏等族在外)，却大称道其文化之统一，民族之浑整。在这里宗教虽然有儒、释、道种种，却能不相妨碍，或且相辅而行。种族上，若追源溯流自有甚多不同，而今则都已浑忘。方言虽不免有殊，而“官话”大体通行。尤其文字是完全统一的。所有其历史，文学，礼俗，信念，即藉此种文字典籍以传布全国，直接间接陶养了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和感情。所以远从江浙到甘肃，或者像东北到云南之遥远，而其人还是那样地没有隔阂。若是他们在外国相遇，更亲切如一家人。似此同化融合三万万以上近四万万人为一大民族之一事，印度固梦想不到，西洋亦梦想不到。在西洋虽不同印度那样破碎，而仍复有一种与中国相反之情势。中国总是化异为同，自分而合，末后化合出此伟大局面来，数千年趋势甚明。西洋却不尽然，宁见其由合而分，好像务于分而不务于合。中古西欧基督教文化统一之天下，分裂而为近世各民族国家，即其显例。虽近代国家之形成，其间亦尽有并拢糅合之可见，而每每仍难相处，更难于同化。试看比利时卒必分于荷兰，挪威卒必分于瑞典，爱尔兰卒必分于英国……民族自决之呼声不绝于耳。一度大战之后，辄有许多小国家出现，或者复国。总因为他们合起来似甚勉强，必分乃得安。假如去就一任其自然，则此与中国人口面积相埒之欧洲，其间将分划为若干民族单位，实非吾侪谫陋所能算计，反之，在我们却是合甚自然，分之则不安。此与欧洲人口面积相埒之一大单位，假如要分，几不知从何分起。

更有一事值得附此一说；犹太人的民族个性最强，世界有名。他们亡国后流散四方，竟然仍保持其遗风故俗，数千年不改。但是他们虽然在任何国度内总不同化于人，独来到中国却不自觉地大为同化了。明清两代居然有应试做官者。现在河南开封城内，俗称“ 青回回”，又名“挑筋教”者，就是他们。“中国几乎是一切原则的例外”(西洋人恒 为此语)，真是不错。

我们于是不能不问，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

对此问题，往者梁任公先生尝予注意，今《饮冰室合集》存有《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并附《史记匈奴传戎狄名义考》及《春秋夷蛮戎狄表》，似皆早年所作。晚年又有《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指出中华民族同化诸异族所用程序共有七种，而其同化力所以特别发展者则有八。兹录其八点如次--

一、我所宅者为大平原，一主干的文化系既立，则凡栖息此间者被其影响，受其涵盖，难以别成风气。

二、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诸族言语虽极复杂，然势不能不以此种文字为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之条件下，渐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www.xing528.com)

三、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非唯古代部落观念在所鄙夷，即近代国家观念亦甚淡泊。怀远之教胜而排外之习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囿，而欢迎新分子之加入。

四、地广人稀，能容各民族交互徙置，徙置之结果增加其交感化合作用。

五、我族爱和平，尊中庸，对于其他族杂居者之习俗恒表相当尊重。所谓“因其风不易 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坐是之故，能减杀他方之反抗运动，假以时日，同化自能奏效。

六、同姓不婚之信条甚坚强，血族婚姻既在所排斥，故与他族杂婚盛行，能促进彼我之同化。

七、我族经济能力发展颇达高度，常能以其余力向外进取，而新加入之分子亦于经济上组织上同化。

八、武力上屡次失败退婴之结果，西北蛮族侵入我文化中枢地，自然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渐变其质。一面则我文化中枢人数次南渡，挟固有文化以灌东南，故全境能为等量之发展。

凡此所说，未尝不是，但只说到边缘，未能深入。再要向深处抉发才得明白。

中国文字为其文化统一之一大助力，信乎不差。此试与西洋文字比较对照，则事实自见。人类生命彼此相联相通之具，原初在语言。衷怀情意由此而相通相融，经验知识由此而逗合组织。然语言寄于声音，声音旋灭，不能达于异时异地。因又有寄于图像符号之文字发生，以济其穷而广其用。顾西洋文字仍不外代表声音，即是以文字附于语言而行。人之语言既各族各地不同，又且以异时而生变化。此附于语言之文字自亦因之而不同，因之而变化，所谓济其穷广其用者，实自有限。中古西欧文化统一之分裂于近代，即在各民族语言起来代替了公用之拉丁文。其问题不外古今之变，古不通于今；异族之间，彼此不相袭，由土俗文学而引生民族情绪，因民族自觉而固守其传统语文。其势趋于分而不趋于合。后来东欧各地之纷纷民族自决者，亦悉依语言为准，同为斯拉夫族犹不相通，而各自为谋。假使中国当初亦走此路，其结果恐怕亦差不多。要混东南西北之多族而为一大民族如今日者，其事决不可能。但中文却径取图像符号为主，文字孳衍乃在形体。语言文字浸浸分别并行，初不以文字依附语言，而语言转可收摄于文字。二者恒得维系不甚相远，今古之间即不甚难通。时间距离恍若为之缩短。而字义寄于字形，异族异地不碍相袭(故远如朝鲜，日本，越南等处亦都尝采用中国文字，流传中国典籍)。其结果，遂使种族隔阂为之洞穿，语言限制为之超越，久而久之，一切同化浑忘，三四万万之众，明明由东西南北多族之所合，却竟共一历史记忆，莫不自以为黄帝子孙。

语言文字为人类生命相联相通之具，而彼此生命之联通与否，却不一定。且文字亦不过一载文化之具，而文化固不在此。文化统一之易得成功于中国，信有赖乎其文字，而文化之统一，却首在其人生态度礼俗信念，次则在生活上之知识经验方法技术，并不在文字上。中国四周围那些邻邦外族开化比较在后，大概没有疑问。因此他们在生活之知识方法上，就一定要学中国，此为中国所以能同化他们之故，实不待言。但只在知识方法上模仿袭取，仍不关事，如其风教不同，人生意趣不合，文化还是统一不了。尤必在情意上彼此能融合相安，而后乃可共成一社会，合为一民族。--生命相联相通指此。任公先生所提第三第五两点，算是说到人生态度及彼此情意间了，可惜尚嫌肤浅。

试问，中国人有平天下的理想，外国人难道没有?罗马教廷之标名 Cotholic 甚为明白 ；基督的襟怀原没有国家在。然卒之国家观念西洋人却最强，而天下襟怀不足，可知单有理想不中用，要从人的生命深处有其根本不同者在，而后才行。这就是我所说：中国人发乎理性无对，而外国人却总是从身体有对出发。--请看第十二章。唯其从根本上便有些不一样，理想乃不徒为理想，而后态度直切恒久，自然著见于生活间而发生影响。影响到社会结构，则阶级不固而分解，及至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出现。中国遂以社会而代国家。国家是有对抗性的，社会则没有。天下观念于是而永奠，不同西方之仅见于一时。无对抗故无分裂，而只有愈来愈拓大。我民族之泱泱大国举世无比，与西洋小国林立者相较，正为文化植根深浅之有殊，明眼人当早见之。

然此根于理性而发育之文化，其同化力之所以特强，要必从两面认识之，宽宏仁让，与人相外易得融合如上所说者，只不过其一面，还有一面是其开明通达，没有什么迷信固执。迷于此者便与迷于彼者分家，凡自己有所固执，便无法与人合得来，此一定之理。中国自周孔以来，务于理性自觉而远于宗教迷信，后世普通人恒于圣贤佛一例崇拜，直接地信理，间接地信教(见第十三章)，皆最少固执。异族相对之间，所以少有隔阂冲突，首先在此。同时在积极一面，更以人所自有之理性领导人，人谁不归之!凡此所云同 化者，正不外使人有他自己，而非舍其自己以从我，其同化力所以为强无比，正以此故。

我们知道人类得脱于古宗教之迷蔽，只是最近之事，何为中国古人乃如此之早?此处不 可轻忽看过。迷信生于畏惧与希求。古时人群迷信所以不可免，正为其时多有自然灾害而啬于生活物资，人类生存时不免感受威胁，而知识学问顾甚不足。中国古人那时灾害多少如何，物资丰啬如何，以及其知识方面如何，是否皆大有异于他方，今日似乎都难以证明，想来或者亦差不多。那么，其心思开明而少迷信，不能不说是奇迹。我不能追原其故，使此奇迹不奇。但我愿指出，产生迷信的那些畏惧与希求，都从身体而来，无所怵诱于外，而平平正正，开明通达，却是理性之本质。我说一般皆从身体出发，而中国独理性早启，于此又可回证其不谬。

仁厚一面，开明一面，皆其所以最能同化异族之故，自可无疑。然须知此两面之所由表现者，还在其人生态度之正当适中。何谓正当适中之人生，实不好说得出。这只可从其不落于禁欲(例如西洋中古宗教)，恣欲(西洋近代人生在此倾向)之两偏言之，恣欲者不免陷在身体中，禁欲者似又违反乎身体。禁欲实从恣欲引起来的，而禁欲每又翻转到恣欲。不论恣欲禁欲，要皆失去人类生命应有之和谐，而与大自然相对立。反之，得乎人类生命之和谐而与大自然相融合，是即正当人生。仁厚有容，开明无执，皆不过其表现于外者。非宗教的文化之出现于中国古代，正为其时有人体现了此种人生，体验了此种人生--这就是所谓圣人。他本乎此种人生以领导人，就有所谓周孔教化。异族之同化，即与我一同向往于此种人生，文化之统一，即统一于此种人生之向往。正当适中自不易谈，而郑重以事人生，不偏乎恣欲或禁欲，却蔚成此土之风尚。--此土风尚所为翘异于西洋迥别于印度者，唯在此。

当然不待说，此种人生态度不支不蔓近情近理，其本身就是最易使人同化的。更加以最利于传送到异时异地之文字，其收效乃更大更神。配合上各种知识方法在当时之比较优越。军事政治亦复不弱于人，此伟大出奇的局面不知不觉就成功了。前问：在知识，在经济，在军事政治，既一一皆非中国所擅长，他究竟靠一种什么力量而得成功?现在可 以回答：这就是理性之力。

试再取印度西洋来对照以明之。前在第十二章曾指出，人类社会因文化发达进步而得发育成长，实有两面：一面是属身的，一面是属心的。身体本是生存工具，人在图生存中，又不断在身内身外创造许多工具(包知识技能而言)来用，使身体活动加大加强，以及更加灵便，由这些工具之发达，社会关系日益繁密，社会单位日益拓大，此即社会发育成长之属于身的一面。西洋自产业革命以来到今天，其文化之进步特偏此一面，其社会之发育成长亦特偏此一面，显然可见。唯其有此一面之成功，故其社会生活所表现者不像印度那样支离破碎，而且亦能有伟大局面如不列颠联合王国，如苏维埃联邦者之出现。但这些是国家而非民族，是政治上之联合统一，而非文化上之融合不分。那即是说，其伟大局面之形成，宁从身来而不从心来，和我们不同。始终停留在产业革命前的我们，身体工具一面文化不发达，较之今天西洋落后何啻千里之远。大部分乡村犹不失自然经济之面目，水陆交通胜于原始者不多，则以其固有种族之繁，山川之阻，岂有联成一体之可能?然而竟有此一伟大局面之出现，而且此一大单位是文化上融合不分之民族， 并不像他们只是政治上联合统一之国家，随时还有分裂可能。对照着见出我们的伟大，宁从心来而不从身来。此即是说，我们虽未能由工具发达，使人与人从经济上密织起来，在政治上为远大之抟控，而实现社会之发育成长于身的一面，但我们却因另一面文化之进步性，使人与人从彼此了解之增进而同化，从彼此情意之款洽而融合，卒能实现社会之发育成长于心的一面。

人与人之间，从乎身则分则隔，从乎心则分而不隔，然卒以身之故，此不隔之心却容易隔起来，故在文化上恒必有其相联相通之道，而后人类乃得成社会而共生活。人类从最初有社会那天，便有宗教，就是为此。凡宗教，道德，礼俗，法律一类东西，皆为文化之属的一面的。说心即指理性(见第十二章)。凡社会之发育成长，属身一面的皆由理智对物有进步，属心一面的，皆由理性对人有进步，理智对物有进步，不外自然之物更为人所控制利用，其表见则在种种工具之发达。理性对人有进步，不外那些歧见猜防，褊心固陋--此多起于后天而存于群与群族与族之间--渐得化除，恢复其本来不隔之心。其表见则在宗教、道德、礼俗、法律之闳伟明通。宗教是一怪东西。它一面涵有理性成分，一面又障蔽了理性，它方便人在此得相联通，同时却又使人在彼隔阂起来。上说那些歧见猜防，褊心固陋，如其不尽出于宗教迷信，至少亦与宗教有关。在西洋，其文化所以不能统一，民族所以难于融合，至今欧洲卒必分若干单位而不止者，正为他们当初走宗教之路所不可免。而中国的好处，就在早早脱开宗教，创辟其非宗教的文化。所以论人口面积，我与欧洲相埒，且他们经济进步而我未能，他们交通发达而我未能，相形之下，人们在生活关系上自又大为疏远，地面又显得格外辽阔，却是他们所不可得之融合统一，我先得到。此即中国文化虽未能以理智制胜于物，独能以理性互通于人，他们尽管身近而心不近，我们虽则身远而心不远。更从中国西洋以看印度，印度宗教最盛最多(印度文明自有独到在此)，西洋所未有，莫论中国。因此中国式之社会发育成长，在印度不能有。同时，它在身体对外发达种种工具一面，似尚不如中国，莫论西洋。因此西洋式之社会发育成长，在印度又没有。这两面都没有，自然难怪其社会陷于支离破碎之奇观了。统起来可以说，中国，西洋，印度之不同，其问题皆在宗教上。

社会之发育成长，身心两面原自相关，因亦常相推相引而共进。但由于西洋是从身到心，中国是从心到身，中西卒各落于一偏，失其身心应有之配称关系。西洋之失，从近代资本社会最易看出。一大工厂，一大公司，成千成万之人在一起共生活，虽事实上互相依存，而人人各自为谋，彼此缺乏承认，缺乏了解。有如一盘机器的各部分，诚然为着一公共结果而在协作前进，但他们却于此公共目的无认识无兴趣。因其只是机械共处而非理性合作，所以不能按着公共目的而各自约束自己。相反地，有时且各为自己而破坏了公共目的。整个西洋社会便是这样机器式生活着，其间联锁关系多偏在身一面，而缺心为适当配称。杜威博士于其《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尝论今日欧美虽不能不说是一进步的社会，但仍有其“不社会”之处，正为此。现在逼着转向社会主义，仍不外一机械力之逼迫，尚少悔悟于其理性之不足。今后如何亟从理性求补充，是其前途所切需。

表见在中国人之间者，好处是不隔阂，短处是不团结。西洋人与我相反，其好处是能团结，其短处是多隔阂。因此若在西洋，不隔阂就一定团结得很好，而中国却不然。伯尔纳·约瑟在其《民族论》既盛称全中国的文化十分一致，却又说中国人缺乏民族意识民族情绪，不算一真正民族。此在西洋将不可解，何以其人文化都十分一致了，而其间还不曾有民族意识民族情绪存在?盖民族意识民族情绪养成于团结对外。习于团结对外之 西洋人，有时于文化不一致者犹不难团成一民族。不习于团结对外之中国人，尽管文化如此统一，依然有不成民族之讥。证之于抗日战争，说中国人没有民族意识或者太过。然中国人散漫无组织，家族意识乡里意识每高于其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甚且出国在外犹所不免，其病不可谓不深。问其何为而然?一句话回答，就是其社会在心一面之发育有 余，而身一面之发育不足。身体属于有对性。当社会从身体有对一面发育而成长，首先即依宗教以团结对外，继此还是依于宗教进步而扩大团结(参看第三章)，末后可不依宗教，而还是不改其团结对外。西洋之路正如此，中国独以理性早启，于此颇有缺略。及至社会组织以伦理不以集团，其缺略乃更决定。其不隔阂即理性之表见，其不团结即缺身一面之发育以为配合。这是很明白的。至于种种工具不发达，身体活动不能加大加强，经济犹偏乎自给自足，政治倾向于消极无为，使其人益形松散，几若不甚相关，其为社会在身一面发育不足之表现又不待说。然尽它在这一面如此短缺，而另一面其融合统一之出奇伟大局面，你总否认不得，此即所谓在心一面之发育有余了。

末后总结：中国的伟大非他，原只是人类理性的伟大。中国的缺欠，却非理性的缺欠( 理性无缺欠)，而是理性早启，文化早熟的缺欠。必明乎理性在人类生命中之位置，及 其将如何渐次以得开发，而后乃于人类文化发展之全部历程，庶得有所见。又必明乎中国之为理性早启文化早熟，而后于此文化不可解之谜乃无复疑滞，并洞见其利病得失之所在。所有中国文化之许多特征(如上所举乃至上所未举者)，其实不外一“文化早熟” 之总特征。这是从上论证到此，毫不含糊的结论。或问：此早熟又由何来?早熟就是早 熟，更无谁使之早熟者。西洋未曾早熟，却又嫌熟得太晚--其理性开发不能与其身一面发育相配称。偏此偏彼，中西互见，不得问其何为而偏。岂独中西有偏，世界各处文化所以表现种种不同者，正为其发乎种种不同之偏差。必以其地理、种族、历史等缘会不同言之，虽有可言者，究不足以尽。一切文化都是创新，不徒为外缘之适应，愈伟大的文化愈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