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导读：庄学演变史

（一）清代

清代《庄》学的基本趋势，是由义理之闸释过渡到字句之训诂。这一转变大致与时代之进展正相应合，故可略分为两段。

①清初。此主要指康熙年间。其时影响较大者，约三家：王夫之、宣颖、林云铭。

王夫之生当明、清之际，是当时思想界之大家。一生忠于明朝，入清即隐居衡阳石船山。夫之自言：“予固非庄生之徒也”，实为在政治上无可奈何之际，才研究了《庄子》：“念予以不能言之心，行乎不相涉之世，浮沉其侧者五年弗获已，所以应之者，薄似庄生之术，得无大疚愧？”（《庄子通·叙》）在此等心情之下，夫之实借《庄子》之学以阐发自己的思想，这一点在《庄子通》中尤为明显，如《逍遥游》开篇夫之即写道：“多寡、长短、轻重、大小，皆非耦也。兼乎寡则多，兼乎短则长，兼乎轻则重，兼乎小则大，故非耦也。”——这全然是阐述夫之先生自己的辩证法。《庄子通》成书于康熙十八年（1679），之后，夫之又撰写了《庄子解》。此书除去在义理与字句阐释方面有所成就之外，其于后世影响最大者，乃在于作者对《庄子》之内篇与外、杂篇之真伪的判断。王夫之认为，内七篇是庄周自著，外篇、杂篇，除《寓言》和《天下》之外，均非庄子之书，也非出自一人之手，乃庄子之门徒后学者所著，夫之对之作了相当深刻的对比分析（前曾引录），故很为后世所重。

宣颖，亦生活于康熙年间，其书《南华经解》撰成于康熙六十年（1721）。宣颖对《庄子》一书可谓衷心服膺，称“庄子之文，真千古一人也”。然对历代解《庄》之书，宣颖则十分不满，曾“旁搜名公宿儒之评注不下数十家”，而读之却“未尝不茫然也。即郭子玄以此擅胜名家，又未尝不茫然也。”由此，宣颖读《庄》，乃取直通妙悟之法，“屏去诸本，独与相对，则涣然释然，众妙毕出。寻之有故，而泻之无垠。真自恣也，真仙才也，真一派天机也”。大有独得庄生妙旨之概。因此，宣颖解《庄》，亦“不敢于《庄子》有加，但循其窾会，细为标解，而不以我与焉”（以上引文均见《南华经解·宣颖自序》）。宣颖在《庄解小言》中又说：“诸家字句之解，间有所长，采入细注（即宣颖之注）者，居十之一二，至段落旨趣，则概未及之，故大字注评，毫不敢袭。”故宣颖之注，力求从大处着眼，所谓章节义理之评点阐释，对于庄子思想境界之追求，乃宣注之一大特色。这正是关锋所赞扬的“为清人解《庄》中不可多得者”（《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庄子注解书目》）。其实，宣颖是否真的能够妙悟庄生之旨，也还是要研究一番的。宣颖称“庄子之书与《中庸》相表里”（《自序》），其具体解说亦多援引孔孟之义，如《逍遥游》题解即言：“‘克己’二字孔子尝言之，被先儒解吃力了。读《庄子》‘无己’便以为放荡无稽，殊不思孔子对学者说个‘克己’，庄子就至人说个‘无己’，未为少谬也。倘不欲‘无己’，又何为而‘克己’也哉！”——很显然，宣颖极力要使孔、庄、儒、道结合在一起。这正是宣颖解《庄》的一个基本倾向。无怪乎其学弟张芳称“是书之行，其有功于孔孟甚大，曷可少哉！”（《南华经解·张序》）

林云铭《庄子因》，成书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该书对于读《庄》，主张字句段章全面理解。其《序》曰：“凡读书家必先识得字而后能分得句读，分得句读而后能寻得段落，寻得段落而后能会得通篇大旨，及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汇。此不易之法也。”故其注《庄》，字、句、章、段多有解评。其书卷首载有《庄子总论》、《庄子杂说》，概述了作者关于《庄子》全书的许多重要观点，表现了相当明朗的儒、道调和的倾向。其《杂说》第一条即言：“庄子另是一种学问，与老子同而异，与孔子异而同。今人把庄子与老子看作一样，与孔子看作二样，此大过也。”《总论》亦言“《大宗师》则内而可圣，《应帝王》则外而可王，此内七篇分著之义也。”均强调了庄子与孔子之同。该书评注虽无特别惊人之论，然却堪称一部颇有价值的解《庄》之书。清人董思凝在王夫之《庄子解》之《序》中写道：“近闽人林氏《庄子因》出，而诸注悉废”，即足见该书在当时的重大影响。

②乾、嘉以降。乾、嘉时代，训诂、考据之学为大宗，《庄》学至此，亦偏重于此。至晚清又颇有集结庄学之大成的趋势。其间为世人所推重者，兹依其时代之先后，略叙于下：

卢文弨。清乾隆进士，精于校勘，为著名的校勘学家，所校陆德明《经典释文》有《庄子音义考证》，对《庄子》之校勘颇有贡献。

姚鼐。清乾嘉时代之古文家，桐城派的主要代表。著《庄子章义》，认为“郭象之注昔人推为‘特会庄生之旨’，余观之，特正始以来所谓清言耳：于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庄子章义·自序》）然姚之基本观点乃认为庄周“承孔氏之末流”，“庄子之书言明于本数及知礼意者，固即所谓达礼乐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与造化为人，亦志气塞乎天地之旨”。明确地表现了以儒释《庄》的倾向。该书以《天下篇》为《庄子》后序。

王念孙。为乾嘉训诂大家，所撰《读书杂志》内有“校《庄子》”三十五条，颇为世所重。晚清郭庆藩《庄子集释》多有征引。

俞樾。为晚清训诂大师，撰《诸子评议》，内有《读庄子评议》，对《庄子》之音义多有辨正训释，亦为世所重，郭庆藩、王先谦等对之多有吸取。

郭庆藩。光绪二十年（1894）撰成《庄子集释》。该书的主要优点是集中收录了郭象注、成玄英疏、陆德明释文的全文，并着意吸取了清代注《庄》诸家，如卢文弨、王念孙、郭嵩焘（郭庆藩之伯父）、俞樾等人的校勘与训诂成果。因此，郭庆藩本人的见解虽然并未引人注意，但此书却很受人重视。

王先谦。宣统元年（1909）撰成《庄子集解》。《自序》言：“旧注备矣。辄芟取众长，间下己意，辑为八卷，命之曰《集解》。”故此书并未备集众家之解，所取简明，乃此书之主要优点。

由清末至民初，对《庄子》之字句校勘、训诂做出了一定成绩的，尚可列举出：孙诒让之《庄子郭象注札迻》（即孙著《札迻》第五卷），武延绪《庄子札记》，刘师培《庄子斠补》，陶鸿庆《庄子札记》，章炳麟《庄子解故》，奚侗《庄子补注》等。由乾嘉至晚清，立足于一定之思想观点而闸释《庄子》之义理者，多无可观之成效，不赘述。(https://www.xing528.com)

（二）近代

中国历史跨入近代之后，学术思想界的基本状况是中西交融，新旧交替。对于《庄子》一书的研究也表现了时代的特点：一方面是利用传统的方法，特别是校勘、训诂、辨伪，以写定《庄子》之文，以确证《庄子》之义；另一方面则是以近代西方哲学的观点，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开始对《庄子》一书的思想内容进行新时代的分析。前者，可谓是对以往《庄》学的总结；后者，则堪称未来《庄》学的起始。

关于前者，可举下列数种：

①马叙伦《庄子义证》。该书“作始于建国七年（1918）”，撰成于“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历经十年之耕耘。其《自序》写道：“庄子书辞趣华深，度越晚周诸子。学者喜读之，然其用字多以音类比方假借为之，复有字之本义世久不用，而犹存于庄书，学者多不明文字本义，又昧古今音读变迁之迹，是以注释此书者，无虑百家，率皆望文生训。奇谈妙论，虽足解颐，顾使庄周复生，当复大笑。”——这就是作者撰写《义证》的原因所在。该书以《古逸丛书》黎本为主，“以涵芬楼影宋本、世德堂本，及明刊崇德书院本，及陈景元《庄子阙谈》所记各本异文，兼取《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白孔六帖》、《文选注》、《后汉书注》核之。宋以前人所著书中称引者，偶有所见亦并及之。”（《自序》）作者对音韵训诂深有功力，其《义证》亦着力于古音古义的追求，成绩颇为世所重。书后附有《庄子年表》和《庄子佚文》之辑录并《义证》，故此书实为对以往《庄》学做总结的一部著作，是近代《庄》学的第一部巨著。

②刘文典《庄子补正》。此书撰成于公元1939年。是书除收录郭象注、成玄英疏、陆德明释文的全部文字之外，作者所“补正”者，仅五万余字。然此书却取得了较高的声望，其原因当首先归功于作者治学态度之谨严。近代史学名家陈寅恪为之《序》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故先生于《庄子》一书，所持胜义，犹多蕴而未出。”陈寅恪一生治学严谨，其对刘著有如此之评价，实不易得。刘所“补正”之五万余言，能获公允者约占十之六七，而确为失误者，为数并不太多。然对其评价，王叔岷颇有异议。王著《庄子校释》附录中有对刘文典《补正》的长篇评论，较详备地检查了刘著处理失当之处，认为“其于《庄子》唐钞、宋刊、元明翻刻各本，并未遍加涉猎，征引类书亦仅《御览》稍备；即其所已收采之各条，又复讹误层出。先生持是以为正，似未能复庄书先秦之旧也。庄书中疑义，先生所未发正者尚多。”（《庄子校释附录·评刘文典庄子补正》）王评具列约五十余条，认为“《补正》中所引之书或引他人之说，因失慎而致误之例甚多，说者或称‘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盖不然矣！”（同上）王叔岷对刘著之评，虽然要求很严，似乎近苛，但王之批评并非无据，由此，或更可对刘著作出客观的评价。

③王叔岷《庄子校释》。此书撰成于1944年秋，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以“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十六”印行。作者在《自序》中写道：“郭氏删定三十三篇之后，已不能见庄书之旧。三十三篇传至今日，瞀乱讹夺，又纷见迭出。自王念孙、洪颐煊、俞樾、孙诒让、章太炎、刘师培、奚侗诸贤，相继讨治，发正已多。岷专治此书三载，复多所弋获。因据续古逸丛书宋刊本（《逍遥游》篇至《至乐》篇南宋本，《达生》篇至《天下》篇北宋本）作校释五卷，凡一千五百六十九条，庄书五十二篇虽不可备见，郭本三十三篇之旧，庶可继此而复矣。”该书着力于字句之校勘，每举一条，则竭力尽举所见之全部材料，由于作者占有之材料极丰，故其结论亦更趋于合理。如开卷第一条，《逍遥游》“北冥有鱼”，作者写道：

案：《释文》：“冥，本亦作溟”；卷子本《玉篇·水部》，《文选》张平子《东京赋》注，左太冲《吴都赋》注，张茂先《鹪鹩赋》注，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诗》注，江文通《杂体诗》注，陆士衡《演连珠》注，旧钞本袁彦伯《三国名臣赞序》注，《艺文类聚》九二，《一切经音义》八○、八七、八八、九九，《初学记》一、六、三○，《御览》九、六○、八八七、九二七、九四○，《集韵》平声四，《事类赋》六地部一，古逸丛书《杜工部草堂诗笺》二六、三六，《事文类聚》前集一五，后集三四、四二，《合璧事类》前集八，别集六四，《大正藏续论疏部》三，《论玄义检幽集》二，引冥并作溟。《释文》引嵇康注“取其溟溟无涯也”，卷子本《玉篇·水部》、《一切经音义》三一、六七，并引司马注“溟谓南北极也，去日月远，故以溟为名也。”成玄英疏“溟犹海也”；是所见本皆作溟。《道藏》吴澄《内篇订正》本亦作溟。

为此一“溟”字，王氏引证近40处。足见其功力之深，用心之勤。故此书于校勘庄文，价值极高。唯该书于《自序》中对郭象删定《庄子》之功过评论，实欠公允，对于内、外、杂之分界亦否定过甚，云“今本内、外、杂篇之名实定于郭氏”，均为缺乏根据之论。篇末所附《评刘文典庄子补正》，要求似过于严苛。

其他，如胡远濬《庄子诠诂》，于省吾《庄子新证》，朱桂曜《庄子内篇证补》，高亨《庄子今笺》，闻一多《庄子内篇校释》，刘武《庄子集解内篇补正》，杨明照《庄子校证》，杨树达《庄子拾遗》等，均依传统的方法，对《庄子》之训诂与校证作出了新的努力，并且取得了相应的成效。

关于后者，作为对《庄子》一书的单独分析与研究，大致是从“五四”时期开始。其出现较早者，如苏甲荣《庄子哲学》，撰写于1920年，计分“导言”、“宇宙观”、“生死观”、“命定论”、“本真论”、“智识论”、“养生”、“处世”、“治道”、“结论”等十章，对《庄子》之思想内容进行了哲学的分析。虽然作者“意欲多多容纳庄子语，故力避说自己的话”（该书《例目》），但却是明确以哲学观点分析《庄子》的开始。稍后如支伟成《庄子校释》（初版于1924年），上篇为研究之部，即对庄子传、庄子书考、庄子之宇宙论、生物进化论、人生哲学、伦理学、修养论等，做了专门的分析。至1929年，王治心初版“新式考证注解”《庄子》；1930年，施章著《庄子新探》，均从哲学的角度对《庄子》之各个方面的思想内容予以评述。至1934年，郎擎霄撰《庄子学案》，则更系统地对庄子之生平事迹、《庄子》篇目之真伪、《庄子》之宇宙观、人生哲学、政治哲学、经济思想、心理学、辩证法、《庄子》之文学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并对历代之《庄》学作了评述，可以说是系统研究庄子其人其书的第一部专著。该书的主要优点，一是老、庄结合，“先乎老而后及庄”（见其《凡例》）；二是所取材料颇丰。卷末附《庄子》书目，亦颇有参考价值。唯旁逸斜出之资料似征引过多，稍有松散之感。

其后，1936年有叶国庆《庄子研究》初版，1937年有蒋锡昌《庄子哲学》问世，1941年又出现了曹受坤的《庄子哲学》。叶国庆之《研究》就总体之格局来看，可谓体大而备，然其具体内容，缺乏深入之讨论，其所断“真”“伪”者，亦少有确切之据。蒋锡昌著《哲学》，只是着力于讨论了庄子之道。唯曹受坤之作，可谓较为集中、深入地分析了《庄子》的哲学思想，作者自言：“鄙意在于对庄子哲学为系统的研究，而说明上务求意旨一贯，首尾联络，故一切枝节问题，概不阑入。”（该书《跋》）其具体讨论，亦略有可观者。时至20世纪60年代，关锋出版了《庄子内篇译解和批判》，该书在《校注》与《批判》中，虽然不无切中《庄子》要旨之处，但总体看来，则是激情有余，说理不足，俨然是具有一定之“成见”之后而撰此书。

这一时期关于辨别真伪及时代之作，已书之于前，不赘述。尚需提及的，是关于《庄子》一书的今注、今译。此为适应当代广大读者之需要而作。此作最早当为叶玉麟《白话庄子读本》（1934），译解《庄子》20篇；1957年有高元白《庄子内篇今译》；20世纪70年代有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乃全文译《庄》的第一部；80年代又有王世舜主编之《庄子译注》。均为当代读者提供了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