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无声传播：整理文化典稿，保护传统文化

　无声的传播

“述而不作”的孔子到了晚年，特别是从卫国回到故土鲁国以后，热衷于对文献典籍的整理。《诗》、《书》、《易》、《礼》、《乐》、《春秋》都是整理的对象。在他年轻的时候，痛感“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到了晚年，这种局面并未改变。“天下无道”是政治上的混乱，孔子对政治上的混乱无能为力，只好听其自然。“礼崩乐坏”则是传统文化被糟蹋，孔子对此不能熟视无睹，他要将崩了的“礼”和坏了的“乐”重新加以整理，保存好传统文化，并传给后世。孔子的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有意义的，颇有远见。正是由于他的整理和传播，我国的传统文化才显得如此丰富，如此源远流长，若是无孔子，我们今天的传统文化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呢？简直不可想象。

《诗经》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为风诗、雅诗、颂诗三个部分。风诗占了诗集的大部分，采自民间，直接反映劳动人民的劳动生活、爱情生活和种种民间疾苦，是劳动人民心里的歌，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可以说是3000年前中国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风诗是从黄河流域的15个地区采集来的，称为十五国风，属于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经过采集加工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些口头创作才成为正式的作品。雅诗也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但主要是统治机关下层人员的作品，其内容多是他们的苦恼，并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讥讽。这一部分诗是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的反映，有社会历史价值。颂诗并不多，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主要是一些祭祀的歌，被称为“庙堂文学”，对周王朝的统治者进行歌功颂德。作品里涉及许多历史故事，具有史诗的性质，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一手资料。

这部诗歌总集，是从3000多篇作品中精选出来的。在孔子的时代已基本选定，大抵就是300篇，在《论语》里孔子就提到过“诗三百”，在墨子的著作里也提到过“诗三百”。在孔子8岁的时候，吴国的公子季札访问鲁国的时候，就欣赏过为诗三百配的乐曲，而那时诗三百的篇目顺序也和现在《诗经》的目次大抵相同。这些事实说明，在孔子的时代，诗三百已经流传开了，删诗、选诗的事，孔子恐怕没有参与。但是，对于诗的整理工作，孔子是付出了心血的。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有这样的记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西周灭亡，周平王东迁以后，原来的《诗经》作品有的散失，有的残缺不全，出现了不同的抄本。孔子为整理《诗经》，悉心收集不同抄本的作品。这大概就是司马迁说的“古者诗三千余篇”。这中间肯定有不少是重复的作品，孔子经过辨别比较，自然会把重复的作品去掉。这就是“去其重”。对于不是重复的作品，孔子一一订正每首诗的乐曲，以合乎传统音乐的要求。

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正说》里有类似的记载：“《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王充的这种说法，可能就是从司马迁那里来的，他说的删诗也是指删去不同抄本上的重复作品。

最可靠的根据是《论语·子罕篇》里的几句话。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意思是说，我从卫国回到鲁国以后，对诗三百每首诗的乐曲进行订正，分清哪些是雅诗的乐曲，哪些是颂诗的乐曲，纠正过去张冠李戴的错误，《雅》归于《雅》，《颂》归于《颂》，使雅诗乐曲和颂诗乐曲各得其所，不再紊乱。如今流传的《诗经》只有文字作品，而无乐曲。在孔子那个时代，诗是和乐曲合二而一、不可分离的，诗是可以唱的。后来由于历史的缘故，在流传的过程中，乐曲遗失了，只剩下了诗。孔子当时把流传中弄混乱了的乐曲一一加以辨别，重新使诗和乐曲正确地配合在一起，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做到声情协调，便于流传。从孔子的话里我们可以判断，弄乱了的乐曲只限于雅诗和颂诗两部分，“风诗”部分的乐风却没有乱，这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

孔子是教育家，他使用的教材是所谓的“六艺”，即《诗》、《书》、《易》、《礼》、《乐》、《春秋》。作为教材的诗三百，想必是经过孔子加工过的，加工的痕迹现在还可以看出来。先说诗的句式，基本上是四言诗，句式如此整齐划一，不经过加工是不行的。个别的诗篇有五言句、六言句、七言句，保留了作品语言句式的原始形态，因不便改动才听其自然。凡能改动，都成了四言诗。其次，诗的诗法也大抵共同，四句一章，四句一首。当然也有例外，两章一首或三章一首的也有。再次，抒情的表现形式，往往是反复咏叹，前后各章重复的诗句较多，或者只变换了几个词。还有，有的诗前后内容不完全协调，勉强撮合在一起，也许本来就是两首诗，在流传过程中部分遗失，最后来个“合二为一”，用了移花接木的方法。

孔子在晚年用了很大的精力去为《诗经》订正乐曲，进行多方面的润色加工，做了大量的工作，使《诗经》成为完整的、高质量的一部教材，并将之传授给自己的学生，然后再代代相传。在他死后，尽管遭到“焚书坑儒”那样的惨祸，书被焚掉了，但诗三百已印在儒生们的脑海里，那是焚不了的。所以，惨祸的乌云过去以后，诗三百又重新被回忆整理出来，流传于世。如果没有当初孔子的整理，没有孔子的办学授徒，《诗经》能否被保留下来就很难说了。孔子整理《诗经》，传授《诗经》，使《诗经》得以流传，这是了不起的历史功绩。整理文化典稿，使之千古流传，这是一种无声的传播。它所传播的是文化的遗产，其中包括古老的诗。中国是个诗的国度，不仅因为我国历代有许多诗人和诗作，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国保留了几千年前古老的诗集，这就是《诗经》。中国能有几千年的诗歌历史和文学历史，这个奇功是孔子开始建立的。

翻开《论语》，大概有17处孔子谈到了《诗经》，可见诗三百在孔子的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孔子喜欢《诗经》的思想内容，他有一个总的评论。在《论语·为政篇》里，孔子这样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死无邪。”意思是说，诗三百表现出来的思想是纯正的，对人有教育作用，合乎儒家的诗教：温柔敦厚。在当时，除诗三百之外，社会上还有所谓的“郑声”，那大概是一种流行音乐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为孔子所排斥，有悖于儒家的诗教。他认为“郑声淫”，与“思无邪”的诗三百恰好相反。反对“郑声”、肯定诗三百，这是孔子的态度。

孔子认为《诗经》有社会教育功能，每个人特别是青年人应该好好学习。他在《论语·阳货篇》里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诗是言志抒情的，孔子很懂得诗的这个特点，认为读诗可以长人的志气，可以开阔眼界，可以和谐群体，知道怎样与人交往，怎样发泄自己的怒气而又不至于愤怒，还可以掌握一些动植物方面的知识。是陶冶人的情操，提高自己的修养，进而懂得如何为人处世，小而言之会如何孝敬父母，大而言之会如何忠实于国君。

孔子不仅在总体上对诗三百有概括的评论，而且对一些具体的篇章也有评论。诗三百的压卷之作《关雎》，是描写一位小伙子爱上一位梦寐以求的漂亮姑娘，弄得他神魂颠倒，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后来他如愿以偿，得到了这位意中人，成双成对，“钟鼓乐之”。这很有点像今天的自由恋爱，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在孔子那个时代，封建礼教束缚着青年男女的思想，作品对青年人的婚姻追求采取歌颂的态度，难能可贵，颇有点民主的色彩。按说，孔子对这样的作品不会持肯定态度，他是主张“非礼勿动”的呀！然而，在他的眼里，青年男女搞对象而表露出来的爱情是人情之长，无可厚非。他在《论语·八佾篇》里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意思是说，作品表现出来的爱情是有分寸的；情绪是欢乐的，但不放荡；苦苦思念不免有些哀婉，但不悲伤。由于分寸掌握得好，这首情歌是健康的、动人的，给读者以情感美的享受。

诗三百是如此美好，孔子当然要带头诵读。《论语·述而篇》里就有关于他读诗的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这是说，孔子平时讲话不用“雅言”，唯独在读《诗》、读《书》、读《执礼》的时候用雅言。“雅言”是在庄重的场合使用。从这一条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确实爱诵读诗三百，而且态度庄重严肃，使用的是雅言。雅言就是书面语言，上层人物使用的官话标准话。诗三百采自各地，在语言上带有方言的痕迹，有些诗可能用当地方言念起来更动听一些，但是，方言有局限性，只有当地的人听得懂，另一地方的人则听不懂。为了诗三百的广泛流传，就要排除方言的障碍，使用各地都能听得懂的标准语，带有规范性，这恐怕就是孔子使用的“雅言”了。

从传播效果上说，雅言当然胜过方言，犹如今天的普通话胜过全国各地的八大方言（北方话、湘语、赣语、吴语、粤语、闽南话、闽北话、客家话）一样。

孔子深知诗三百的作用和价值，常常把《诗》、《礼》、《乐》的作用相提并论，他在《论语·泰伯篇》里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意思是说，诗三百可以长人志气，振奋精神，礼给人以道德，乐给人以美好的情操。诗、礼、乐并用，志气、道德、情操得到升华，那么，人就可以成为志者，一个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孔子希望他的儿子和学生们都成为志者，有作为的人，因而他总是苦口婆心地劝学生对诗、书、礼的学习，尤其是劝大家要学诗，焦急地问道：“小子何莫学诗夫？”这里“小子”，即孔子的学生们。

《论语·季氏篇》记载着孔子劝儿子伯鱼（孔鲤）学诗的故事：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这段故事发人深思。陈亢和孔鲤是同学，同时受教于孔子。陈亢以常人之心度孔子之腹，以为孔子会为自己的儿子传授一些鲜为人知的知识，即所谓“异闻”。事实上并非如此，孔子对自己的学生（包括自己的儿子在内）一视同仁，对自己的儿子也不过是在闲暇时偶尔提起学诗学礼的事。这在陈亢看来，真有君子风度，心里十分高兴。

且不说孔子坦荡无私的胸怀，这里要说的是他为什么要劝儿子学诗学礼。

在春秋时期乃至后来的封建社会里，诗三百成了经典，被人们在言谈话语中引用，特别是在政治场合和外交场合引用得更多。说话人有时不便直接展示自己的心曲，把自己的愿望、主张、情感表达出来，往往就背诵一首《诗经》里的诗，那诗表达的意思恰好和自己此时此刻的心境差不多。对方听了你背的诗，便知你的心思。这是一种曲折达意的方法，可以沟通谈话人双方的思想感情。这样引诗交谈，把自己的意思诗化了以后再传播给对方，这显得很高雅、有趣，且富有文采。闲于辞令的外交家、政治家大都看重学《诗经》，而且学了以后要应用到实际的人际交往中去。正是这个缘故，孔子教诲自己的儿子一定要学诗，学了才会说话，会交往，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不学诗，无以言！”这是对儿子的警告，要他懂得学诗的重要性。“不学礼，无以立！”这又是对儿子的警告，要他懂得学礼的重要。“礼”是道德标准，规范人们的行为，学了礼才知道怎样做人，怎样立足于社会。在孔子看来，诗三百中的一些作品也可起到教学生怎样做人的作用。在《论语·阳货篇》里，孔子这样问自己的儿子伯鱼：“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意思是说：你读过“周南”、“召南”那两个地方的作品了吗？如果不读这两个地方的作品，你就立不起来，犹如站在墙面上。周南、召南这两部分风诗是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孔子要儿子读这两部分诗，大概是要儿子了解民情，认识社会，以便使自己立足于社会。

对于书本上的知识，孔子一是要学生学，二是要学生用，把学和用结合起来，学是为了用，学以致用，只读书不会用，即使自己成了书橱，也等于没读书，脱离实际的书呆子对社会没什么用。孔子教学生学《诗经》的目的性很强，学了就要会用，会说话，会交际，会从政。如果达不到这样的目的，孔子是感到遗憾的。在《论语·子路篇》里，孔子讲过这样的话：“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诗经》三百篇你都会背诵了，叫你去处理政事，却处理不好；叫你去当使者去办外交，却不会引用诗三百里的作品来应付场面，这样看来，诗背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呢？

诗三百可以用来从政，又可以用来办外交，功能是多方面的，所以孔子很看重它，花去很大的精力为之整理和传播，它把诗三百讲给学生听，这是有声的面对面的传播；它把诗三百整理好，通过他的门徒代代相传，一直传到今天，供我们阅读，这是无声的隔代传播。诗三百还将继续传下去，几千年以后的中国人乃至人类不会忘记孔子和《诗经》，仍会一再提起。

“于丹好酒，度数略高”，这是《于丹〈论语〉心得》节目播出的当天，易中天在博客上贴出的帖子：“今天看了《于丹〈论语〉心得》，不禁拍案叫绝，建议大家都去看看。友情提醒：该节目系醇酒一坛。‘度数’略高，不胜酒力者慎之！”

于丹录制《庄子》时，易中天也亲自到演播室祝贺，并向于丹提出两点“希望”：一是不要一口气把半辈子的故事都一股脑儿地讲完了；二是不要把酒味太浓的酵母直接拿给观众，而要拿出热气腾腾的白馒头。已经录制了四期《庄子》节目的于丹开玩笑地说：“如果观众觉得我讲的《庄子》注水太多，那都是我听了易中天前辈的谆谆教诲。”

“经典是经得起不断被重读的，在传播中完成解读，在解读中实现价值。”于丹举例说，自己曾在《百家讲坛》中提到“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之后很多观众来电话表示，从前都被教育要以德报怨，如果早一点明白“对于自己不好的人只需通常对待即可，要把自己最好的留给那些值得为之付出的人或事上”，就不会走那么多不必要的弯路。

山东省的曲阜原是春秋时期鲁国的都城，也是孔子的故乡，这里有孔府、孔庙、孔林，最近又新修建了纪念孔子的“六一馆”，重现孔子当年聚徒讲学传播文化的情形，参观者络绎不绝。

所谓“六艺”，并非六门艺术，而是孔子当年办学兴教所开设的六门功课。《诗》、《书》、《易》、《礼》、《乐》、《春秋》这六种教材都是由孔子亲手整理编订的。孔子在世时，这些古籍只当作教材来使用；孔子去世以后，则作为宝贵的文献保存和流传下来。可惜，《乐经》失传了。这些文献反映了2500年前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情况，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思想文化史和政治经济史具有重要作用。

为了整理和传播这些文献，孔子耗尽了毕生的精力。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了孔子整理加工《诗经》的情况，下面要介绍他整理编订其他文献典籍的情况。

音乐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是一种高尚的艺术，听音乐可给人以美的音乐享受。现代人尽管工作繁忙，生活节奏快，但谁也离不开音乐，每天总要从电视、广播里听到美妙的音乐，在悦耳的丝竹声中消遣解闷。我们的古人也喜欢音乐，在孔子那个时代就懂得了“乐以养性”的道理，就是说用音乐来陶冶人的情操。孔子对音乐的教化作用可以说比谁都认识得深刻，它把礼、乐并提，认为礼、乐同等重要，礼可以规范人的行为，越可以陶冶人的情操，都能提高人的素质，异曲同工。在他看来，仁者的仁爱思想要通过礼和乐来体现，如果一个人不具备仁爱思想，那么他也就不知礼、乐为何物，礼、乐对他也就不起教化作用。诗、礼、乐这三个东西都是人们所需要的，是可以鼓舞人的斗志，礼可以帮助人树立合乎时代需要的人生观，乐可以净化人的精神世界，用孔子的话来说就叫做“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孔子是精通音乐的教育家，对音乐有很高的鉴赏力，这充分表现于他对《韶》、《武》两种乐曲的不同评论。孔子对音乐能鉴赏，自然也就十分喜爱，可以说他是个“音乐迷”。当他听到美妙的韶乐以后，竟然忘乎所以，“三月不知肉味”。他爱听音乐，还爱唱歌，几乎是天天唱，只有遇到丧事的时候才关闭歌喉。古代的多种乐器如琴、瑟、笙等他也会演奏。

古代诗乐结合，诗必配乐，乐附于诗而用于礼，诗、礼、乐三者合一难分。孔子正乐，做了两件有意义的事。第一件，把“诗三百”的乐曲都重新审查一遍，司马迁说：“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因为“皆弦歌之”，他发现有的诗不能“弦歌”，因为没有乐曲了，佚亡了；有的诗乐曲错乱，张冠李戴，《雅》、《颂》两类诗的乐曲错乱。对那些佚亡了的乐曲，孔子补上；对那些错乱了的乐曲，孔子予以纠正，各归其类。第二件，孔子整理过《乐经》，并以此作为教材。很可惜，《乐经》后来佚亡了，现在也无从知道它的具体内容。孔子整理过的那些诗乐曲，由于焚书和战乱，到东汉以后全部佚亡。孔子的“六艺”本来可以给后人留下六部古代文献经典著作。然而，由于《乐经》的佚亡，出现一块空白，只留下五本文献经典著作。

《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即所谓“三礼”。《周礼》是讲西周时期（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的官制；《仪礼》是讲西周时期的各种礼仪形式；《礼记》则是从道理上阐述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https://www.xing528.com)

在西周以前，礼的观念已经在人们的头脑里产生，殷商时期（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1世纪）礼主要是一些祭祀仪式，带有原始的性质和宗教的色彩。到了西周时期，礼才逐步完善起来，从宗教领域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成为上层建筑的一种意识形态，明显地为政治服务，起着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作用，当然也起着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用孔子的话说就叫做“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动”。在“三礼”之中，孔子讲的是“仪礼”，他整理“三礼”也主要是在“仪礼”上下工夫。

在孔子的时代，社会动乱，礼崩乐坏，原来的各种礼制遭到破坏，负责掌管礼仪制度的主事官员也流亡四方，他们手里掌握的礼仪文献也散失四方。文献散失了，如何辑而成书？没有书如何有教材？没有教材如何施教？

孔子急如星火，一是四处求教问礼，甚至不远千里去请教周王室管礼制的老子，点点滴滴记录下来；二是耐心寻求散失了的文献资料。经过长期的搜集，孔子制定出八种礼节，即丧、祭、谢、乡、冠、昏、朝、聘，对安葬父母、祭祀祖先、乡饮尊贤、宴后谢礼、成年加冠、喜结良缘、君臣相会、诸侯邦交都有规定。这八种礼是社交礼节和行为规范。《礼记·昏义》说：“夫礼，始于冠，成于昏，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谢，此礼之大体也。”

这些礼仪制度成了《仪礼》的内容。现在我们见到的《仪礼》有17篇，其中大部分是讲“士礼”，包括“士冠礼”、“士丧礼”、“士昏礼”、“士相见礼”等。据文字记载，有些“士礼”是孔子直接传授记录下来的。

孔子有个学生叫孺悲，不知为什么，孔子对这位学生不大喜欢，有一次孺悲去见孔子，竟然吃了闭门羹。但是，当孺悲去问礼的时候，孔子却又无可保留地告诉了他。“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礼记·杂记篇》）。”也就是说，《仪礼》中的《士丧礼》是孔子直接传授的。一个不讨喜欢的学生尚且可以从孔子那里受教学到士丧礼，那么别的高徒如子夏等更可以从老师那里学到其他的礼，并笔之于书，载入《仪礼》。这是合乎情理的推断，只可惜现有的古籍未加以记录。

孔子这位圣人是重视“礼”的，在《论语》提到礼的地方有70余处。他认为礼与仁不可分，礼是仁的表现形式。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就讲明了礼与仁的关系。它要求人们加强自我修养使自己的言行符合礼的要求，仁是人的基本素质，礼是人的行为规范，有了这种规范，人才能获得正确的人生观和处世态度，也才能立足于社会。如果没有这种行为规范，人的文明程度就相当低，近乎野人，与社会格格不入。所以，他在一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对于个人来说，礼有修身的功能；对于国家来说，礼有治理的功能，所以他强调“为国以礼”、“齐之以礼”，实行“礼治”。儒家学说表现在政治上就是“礼治”和“仁政”。在孔子眼里，礼是个人和国家不可或缺的东西，失去了礼，就失去了成方圆的规矩。孔子一生重礼、习礼、传播礼。他对礼的传播是非常有力的，把礼贯穿在自己的学说和教材中，通过自己的信徒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影响极为深远，使我们的国家成了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

讲“礼仪”是文明的标志，礼仪伴随文明社会的产生，也伴随文明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没有礼仪的社会是野蛮社会，人们厌恶野蛮而向往文明，自然也就追求礼仪，只是随时代的不同而礼仪的内容变化罢了。今天，我们开办礼仪学校，培养“礼仪小姐”，说明“礼仪”不是可以取消，而是得到了新的发展。“礼仪”是我们今天大众传播的一个重要内容，应该通过我们的传播媒介，让更多的人懂得“礼仪”，提高自己的文明程度。“礼仪”观念越是深入人心，人际关系就会变得更和谐，更美好，人间也就更可爱，宛如夏夜的星空，繁星万点，互相辉映。

于丹曾对我说：“每次书的签售现场都让我感动，其实大家不是冲着我来的，而是冲着你的先祖——孔子来的，甚至可以说不是冲着孔子一个人，而是冲着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符号而来。找我签名的人群里，年龄、知识层次、生活阅历大不相同，我印象很深的是两位民工，他们戴着安全帽，穿着满身泥巴的工作服，一人抱了5本书，说是要买回去给工友看。他们花自己的用来糊口的血汗钱买书，这恐怕是《百家讲坛》没有想到的受众。”

当时签售现场有一个位老大爷感慨地对于丹说，谢谢你把孔子给中国人找回来了！我觉得这句话是一个心声。

我个人并没有能力去找，但是中国人找回孔子的心态一直都有，这些人为什么而来？一方面是为了古圣先贤的经典，另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内心那种对生活态度的忠诚，他们是一群讲究生命质量的人，他们在内心追问自己，人生的真理是什么，准则是什么？

21世纪，物质文明的发展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更多的选择，但我们的心灵却越来越困惑，在这种困惑中，我们都在呼唤着一种简单朴素的真理，对这种真理的需求比从前更强烈。这就是《论语》等传统文化经典在今天的魅力。

“六艺”之一的《书》是我们今天可以读到的《尚书》，《尚书》是一部古代文献，收录了古代的一些政治文告、政治头面人物的演说词和文章，还有重大政治活动的记录，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

作为政治读物的《尚书》，孔子当然是喜欢的，因为他“好古敏求”，对一切文献都视之若宝。他聚徒讲学，目的是要为各诸侯国培养从政的合格人才，欲达此目的，他的教学必须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编订一本较为理想的政治教科书。《尚书》既然是文献，是政治读物，有许多从政的经验可以借鉴，那么孔子就不会弃而不用。相反，是切实地对它进行整理。

孔子整理《尚书》，这是有文字记载的。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就提到：“《书》之所以远矣，至孔子纂焉。”这话说得明白，流传于世的《尚书》是经过孔子编纂的，而且还指出，《尚书》源远流长，在它未编纂之前，许多文献就流播于世了。

班固的话是有根据的。在《尚书》问世之前，已经有《夏书》、《商书》、《周书》，在《左传》等历史著作中被引用。早于班固的司马迁也在他的《史记·孔子世家》里肯定过孔子编纂过《尚书》，说《尚书》的内容反映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而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文献都有孔子“编次其事”，还说孔子为《尚书》写了序文。根据《尚书》记载，古代文献有3240篇，孔子“断远取近”，把大部分舍弃了，只把“可以为世法”的120篇保留下来，其中的102篇辑为《尚书》，另外18篇编为《尚书中候》。对于这条材料，我们不大相信，好古的孔子不会把3000多篇文献丢弃，再说他也不可能搜集到那么多的文献。不过，这样的记载也从侧面说明一个问题，《尚书》文献的搜集和筛选有过孔子的劳动，他为《尚书》的成书和传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六艺”中有一部奇书，叫做《周易》。它的原始内容是用符号来表示的。现代社会的大众传播离不开这样或那样的符号，殊不知中国的古人早就在用符号来进行文化传播了。

《周易》的基本符号是两个：--和—。分别象征阴阳，又被称作是阴爻、阳爻。这两种符号三三组成8种新的符号，即：乾、坤、震、艮、坎、离、巽、兑。传说伏羲画八卦，就是这个符号群。这8种符号再两两相重，又形成64卦，例如震卦和坎卦相重，便形成屯卦。64卦的每一种卦有6爻，所以64卦共有384爻。

古人占卜吉凶，就是依据《周易》这些符号，每爻每卦都有一定的含义，占卜的人便可说三道四。例如上面提到的屯卦，下面部分象征雷，上面部分象征水。雷属阳，水属阴，两者重在一起表示阴阳相迫，雷雨并作，有艰难险阴的凶兆。

《周易》若全是符号，一般人是看不懂的，后来有人用文字对每卦每爻作解释，便有了卦辞和爻辞。即使这样，由于卦辞爻辞过于简古，还是不容易看懂，不易于传播。于是又有人为卦爻辞作解释，产生了“传文”。“传文”共分为十个部分，被称作“十翼”。“卦辞”、“爻辞”、“传文”的作者是谁，说不清楚，可能是出于众人之手。传统的说法是：伏羲画八卦，文王作卦辞，周工作爻辞，孔子作“十翼”，但这靠不住，姑且搁置勿论。

《周易》这本书是由卦爻辞和传文两个部分构成的，前者被称为《易经》，后者被称为《易传》。

现在要问：《周易》是一本什么性质的书？从表面上看，它是供占卜用的书，预示吉凶祸福。实际上，它是一本专讲事物变化的哲学类读物。“易”者，变化也。客观世界复杂多变，本来是有规律可循的，人们按照规律去行事，就可以得到成功，至少可以趋福避祸，现代的人们已经可以做到这一点了。但是在古代由于科学不发达，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还掌握不了客观规律，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因此，一事当前，他们决定不了个人的行止，便去祈求神灵，希望能从神灵那里得到启示，便有了占卜术。剥去《周易》神秘的外壳，我们不难发现，它是一部很有变易道理的书，唯物的思想和辩证的观点处处可见，既有儒家的思想，又有道家和其他的思想，算得上一个思想宝库。

中国的历代许多学者文人都曾经从这个思想宝库里汲取了精神养料，他们专心致志地攻读《周易》这部奥妙的奇书。有首小诗描写了这种情形：“小小瓦雀行书案，点点桃花入砚池。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孔子读《周易》恐怕也是“不知春去几多时”的。他自己曾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认为仔细领会《周易》中的道理，深知哲学读物的功能，可以少犯错误，这是颇有见解的。《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把系《周易》竹简的熟牛皮绳多次弄断了，可见用功之勤。

孔子晚年，读《易》，研究《易》，讲授《易》，而且把《易》传给得意门生，再代代相传，使《易》这部经典流传千古。

最后，要讲到孔子编《春秋》。这是“六艺”中的历史教科书。“诗三百”是文学，《尚书》是政治，《周易》是哲学，《仪礼》是道德，《乐经》是艺术，《春秋》是历史，这都是孔子要教给学生的，让学生有较为广博的知识。可惜，这些教材缺乏经济和科技方面的内容。

《春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断代编年史，按时间顺序记叙重大的历史事件，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14年（公元前481年），共记载了242年的历史。文字简约，全书只有15500字。因为记事不详，后人又作“传”补充，谓之《春秋三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春秋左传）。

孔子为什么要修《春秋》？《孟子·滕文公下》有所解释：《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

从这段话来分析，孔子作春秋时想借历史事件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展示自己的政治理想，明是非，正人心，对乱臣贼子进行“笔伐”。出于这种考虑，他使用的语言词汇很有考究，很有特点，对崇敬的历史人物“褒”，对鄙视的历史人物“贬”，而这褒贬是通过用词来实现的，做到了“一字见褒贬”，这就是后人称道的“春秋笔法”。例如，他讨厌楚国国君，叙述行文时不称“楚君”，而贬称“楚子”，一字之易，可见笔者的爱憎感情。

这种“春秋笔法”有爱有恨，当然要受到大家的欢迎，自然也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所以，孟子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孔子作《春秋》当然还有另外的一番苦心。他一生想从政，发挥才能治理乱世，然终未见用。“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想来想去还是修史以明志吧！通过写《春秋》，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寓于历史事件之中，待后世明主来效法；把历史的经验教训传授给学生，帮助他们好好去从政，去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这正是“知我者，其唯《春秋》乎？”孔子著了《春秋》，万没想到2500多年之后，一位女教授为了他而著《论语心得》。这位于丹教授说得好：“其实所谓心得，它不是在阐释《论语》的内涵，而是在拓展它的外延，也就是所谓见仁见智，就是从你的角度，在你的生命经验里，寓含了一种你最需要的东西。我是把我这种解读，解释为一种体验式的、感悟式的萌发。什么是体验？我的大学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所谓体验就是‘以身体之，以血验之’，那是一种非常深刻的浸润。我是以一种非常感性的方式进入论语，又以感性的方式，并且借助我熟悉的传播学的东西，把它给稀释成了当今的故事。所以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个角度。”

我最喜爱“仁”这个字。孔子解释“仁”很简单，只有两个字“爱人”。而“礼”是一种内心的恭敬，所谓“一以贯之”是一个简单朴素的真理，贯穿人的一生。就像学生曾经问过，说“有一言可以行之终身乎，老师回答‘其恕乎’也”，说简单的准则，往往是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的。孔子不仅提出而且会以他和他学生的行为身体力行。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人为本。毛泽东是一个受中国儒家思想浸染很深的人，他的女儿一个名字叫做李敏，一个叫做李讷（nè），就是取自“君子敏于行，讷于言”。他给儿媳妇改名字为刘思齐，就取自“见贤思齐，见不肖则内自省”。所有在中国能够成功的领袖，一定都有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的弘扬，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受到中国人民的普遍爱戴，应当说孔子的思想在他的政治思想和军事思想中都是有所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