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斯行诸
——传播的针对性
孔子因材施教，说话看对象。在同一问题针对不同的学生做不同的回答。《论语·先进篇》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
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期行之。”
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学生子路（即仲由）和冉有（即冉求）向孔子请教，提出相同的问题：“闻斯行诸？”（听到的事情就可以去做吗？）孔子的回答是不一样的。他对子路说：“有父兄在，要和他们商量，怎么可以听风就是雨呢？”他对冉求说：“听到的事情马上就去做。”
对同一个问题做不同的回答，学生公西华（名赤）很不理解，孔子解释说：冉求做事退缩，缺乏胆量，我要他上前一步，鼓励他去干。子路勇敢过人，有些冒失，我要他先别急，后退一步。
这就清楚了，孔子是对子路和冉求的不同性格（一个胆大冒失，一个唯诺退缩）做不同的回答，这完全是正确的，针对性很强，说话有的放矢，收到了好的教育传播效果。
试想若孔子不考虑子路和冉求的性格差异，对所问的问题做相同的回答，叫他们听见一件就去办，那么，冉求可以办成了，子路可能就因为冒失而把事情办砸了。如果孔子叫冉求听到事情后也要先和父兄商量，那么，本来就缺少果断的冉求会变得更加犹豫不定，坐失良机，办不成事情。孔子对子路泼冷水，对冉求加油，这是明智的表现。
孔子教育学生注意针对性有许多例子，这里再举一例。学生司马牛有急躁多话的毛病，孔子深以为忧，当司马牛在请教什么是“仁”的时候，孔子说：“有仁德的人说话迟钝。”司马牛反问：“说话迟钝，就算得上仁吗？”孔子说：“要做到很不容易，说话能不迟钝吗？”（《论语·颜渊篇》）
现在要问，孔子为什么对子路、冉求的性格特点摸得这么准呢？
孔子是有心人，为了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他认真了解自己的教育对象，因而熟悉了教育对象的各种情况。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他了解学生的志向，常把学生聚集在自己的身边，要他们“言志”。子路说：“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说：“愿无伐善，无施劳。”孔子也讲了自己的志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篇》）”师生双方都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子路想做一个慷慨大方的人；颜渊想做一个踏实肯干而又默默无闻的人；孔子则是想做一个福泽老少的人，了解学生的志向，这就意味着摸着了传播对象的思想脉搏。
他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论语·雍也篇》记载，鲁哀公问孔子：“你的学生当中，谁最好学？”孔子回答道：“颜回最好学，他有怨气不发泄到别人身上，也不重犯同样的过失，不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这种人了，没有听说过有好学的人了。”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实际上是了解传播对象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也是检验传播效果的一种手段。
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人上一百武艺皆全。孔子的门徒众多，他们也各有长处。为了发挥他们的长处，孔子首先要了解他们的长处。他知道，德行好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善于辞令的有宰我、子贡；会办理正事的有子路、冉有；熟悉古代文献的有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篇》）。知道了学生的长处，便知道他们适合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他说子路可以带兵，冉求可以当总管，公西华可以办外交应对宾客。(https://www.xing528.com)
一人不同面，各有各的性格特点和弱点。孔子认为他的学生中，高柴比较愚蠢，曾参比较迟钝，额孙师有些偏激，子路有些鲁莽。学生子贡问孔子：“额孙师（子张）和卜商（子夏）比较起来，哪一个人更成熟呢？”孔子说：“额孙师有些偏激过分，处理事情掌握不好分寸；卜商呢，虽不‘过分’，但又‘不及’，同样掌握不好分寸。”按照中庸的处事方法，孔子主张既要“不过”，又要别“不及”，掌握办事处理问题的“度”，恰到好处。不知“度”，是不成熟的表现；知“度”而且“适度”，则是一个人在思想方法上成熟的表现。在孔子看来，额孙师和卜商这两位学生在思想方法上都还未达到成熟的阶段。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传播对象的了解不是停留在表面上，而是深入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范畴里去了。
他还了解学生的经济情况，说颜回的家里很穷，钱囊羞涩，“晏空”；说子贡不去做官，偏去做生意，把市场行情猜得准，囤积倒手，赚了钱。（《论语·先进篇》）
总之，孔子对学生的情况做了比较全面的调查了解，因而掌握了学生的思想、爱好、情绪、欲望，这对他因材施教、加强教育传播的针对性起了重要作用。从孔子的这些传播经验里，我们应当受到启发，对报刊、广播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的读者、听众和电视观众也要做调查，了解他们的情况，以便加强传播的针对性。
在中国，较大的报纸、刊物、广播电台、电视台都设有群众工作部或通讯联络部，专门处理读者听众观众即传播对象的来信。这样的部门每年都要收到几千封、几万封，甚至几十万封读者来信，从这些来信中可以听到读者的呼声，也可以听到他们对传播物的意见；喜欢哪方面的报道，不喜欢什么题材，还希望报道些什么。从传播对象急于想知道的东西列入计划，提前报道出去，把传播对象认为过时的不需要的东西从计划里删去。传播物围绕传播对象来转，象优亦优，象喜亦喜，传播对象喜欢得东西就多报道，不喜欢的就少报或不报，这样，传播物就加强了针对性，把传播对象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从传播的范围来说，传播可分为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
对内传播的传播对象在国内。传播者与传播的对象相距很近，甚或就生活在传播对象中间，比较容易听到传播对象的呼声，对他们的喜好和口味也不难了解，因而易与解决好传播的针对性问题。
相比之下，对外传播的针对性就不好解决，因为传播对象在国外，远隔重洋，传播者与传播对象的差异较大，彼此有不同的民族的习惯、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等。这些差异就给对外传播带来了诸多的困难，在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上都与对内的传播不同。比如说，在中国的对内传播主要是讲当前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新闻，而对外传播的内容当然也少不了这些，但是除此而外，还要偏重于中国基本情况的介绍：中国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奇特的中医、美丽的风景区、古老的长城、多色彩的民族、信教的情况、普通人的生活，等等。总之，对外传播的内容既有今日的主旋律，又有昨日的光辉，借以塑造中国的两个形象：改革开放的形象和文明古国的形象。
对国内读者来说，我们用不着在报刊上去给他们介绍长城是怎么回事，新中国的国旗国徽是什么样子，但是，对外国读者来说，这些都是新鲜东西，他们非常感兴趣。当市场经济兴起的时候，国内读者兴奋起来，喜欢这方面的报道，同样的内容讲给外国读者听，他们的反应却不热烈，因为在他们那里百年以前就搞了市场经济，你认为是新鲜的东西在他看来已习以为常了。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国内读者感兴趣的东西，国外读者未必感兴趣，反之，外国人喜欢的东西中国人不一定喜欢。内外读者的胃口有别，我们的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也应该有别。明白了那些区别点，我们就可以掌握分寸，加强对内对外彼此各异的针对性。
于丹的成功，关键在于她独特的讲述方式。朱熹也讲《论语》，钱穆也讲《论语》，当今中国，各高校各讲堂都在讲《论语》，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掀起这样的狂潮？
就讲述技巧而言，易中天强调了“平民立场”4个字，他说，传播效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亲和力，“亲和力来自于‘平民立场’，观众认为你与他一样看问题、想事情，就没有距离、没隔阂，不是居高临下、咄咄逼人，没有对立情绪，也就不会产生逆反心理，不仅你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故事中那些历史人物、英雄人物也和他们一样，他就爱听你讲话。”
于丹“心得式”的解读方式，能更好地还原《论语》作用于人心的初衷，能降低经典“入世”的成本，“对学术界外的大众来说，这种讲法太好了。别小看一个个小故事，她就把《论语》讲活了。
一句话，于丹尊重了大众传媒的规律，使用了恰当的方法和技巧，用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进行传播，是她的讲座火起来的重要原因。
从事媒体工作的人都知道，“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传媒接近群众、吸引受众的不二法门。既要贴近群众，就要熟悉群众、了解群众，央视《百家讲坛》将节目定位于“初中文化水平”。就是基于对受众的深刻了解。制片人万卫分析说：“初中文化水平并不是指为初中毕业的知识层次的人服务。实际上，只要你跨出所学的学科，在其他学科你就是初中水平。比如你是学物理的，历史对你来讲就是初中水平。”多么精到的分析！由此我们似乎又一次体味到了“三贴近”的威力。
于丹的成功，方法技巧固然重要，传播工具亦不可或缺。有人说，于丹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位巨人，就是在中国独一无二、在电视传播领域具有某种“垄断”地位的中央电视台。是电视这个主流传播媒介的巨大影响力，造就了于丹的水涨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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