饕餮经济学：肚皮收租法

2009-09-20，
No.313

小时候看历史书和小说时，发现古人赞美英雄人物时，常常把巨大食量和英雄气概联系在一起，后来看欧洲历史，发现那边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好像中世纪贵族和武士都很能吃，也很爱吃，据说经常吃到吐，吐完再吃。

那时候饕餮（gluttony）曾是教会精神文明教育的重点对象，在对贵族的指责中常把它挂在嘴边，六世纪末教皇格利高里一世还将其列为七宗罪之第二位。按常识，说教部门挂在嘴边批判的事情，通常就是权贵阶层最热衷的勾当。

年初看到一篇书评，介绍了尼科拉·弗莱彻的《查理曼大帝的桌布》，这本书把古代贵族极度夸张的狂欢盛宴和胡吃海喝描述得淋漓尽致，看来原先那些零星轶事和散乱印象还真不假。对这种特别而有趣的现象，弗莱彻罗列了一些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或许是有的，但作为解释却无法令我满意，我设想了各种可能性，可始终无法把它安放进某个连贯的框架中，颇为懊恼。

幸好，不久前读布洛赫（Marc Bloch）的《封建社会》时，终于看到一线光明。据他说，在欧洲封建社会，特别是它的前期（他的前后期划分大致以1200年为界），货币经济严重萎缩，附庸对领主的义务都以实物和服务履行，加上交通运输条件极差（那时罗马道路系统已经崩坏），于是，大小领主收租的主流方式，是连续不断的长途巡视，带着大队人马，逐个光临附庸领地或者庄园，一路吃过去，连吃带拿——“食邑”两字看来可以从字面上理解。

显然，嘴巴肚皮收租法对领主和他的随从们的食量是极为有效的激励；反过来，对于附庸和庄园农民，大食量意味着重税，这就难怪教会要如此反对饕餮了，而且格利高里一世版的七宗罪前三项——挥霍、饕餮、贪欲，都是针对消费行为，在以就地消费为主要征税形式的时代，这些大概是穷人苦难的重要来源。

这种收租方式对于领主是有效率的，因为他们原本就需要通过定期巡视来确保附庸的忠诚，每次巡视都是对封建契约的一次重新确认；同时，为了镇压时时发生的叛乱，他们也需要不断行军，所以，顺路把租收了，可以节省催租、押送和运输成本。那时候，一个国王或公爵在位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巡视和平叛的路上。

布洛赫的分析给了我很大启发，由此想到，在货币经济不发达的古代，不仅收租，许多服务的报酬可能都以管吃管喝的形式支付，比如大贵族豢养的亲兵、侍卫、仆人、游吟诗人、弄臣、教师等，还有庄园农奴的各种劳役，在收获后会有个集体报酬——大吃一顿——这常常也是农奴难得的吃肉机会。(www.xing528.com)

记得小时候，老家的棕绷（棕编床垫）师傅都是上门服务，工钱很少，但管吃喝，除了烟酒饭，每天下午我妈还会去为他买两个粽子，后来打家具时也是，木匠师傅在我家吃了一个多星期。还隐约记得街坊婆婆在谈论某些师傅的价格时，会强调他们是否抽烟喝酒——那时候把职业称为饭碗，看来比想象的更贴切；我猜，从事这一类职业的人，饭量会比别人大。

饕餮第一定律：经济活动中以管吃管喝为支付方式的交易越多，饕餮越流行。

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们镇的居民最初有机会从电视上目睹西方生活时，常有人疑惑道：他们怎么吃那么少？可是30年后，我周围的许多人也吃得那么少了。

现代城市居民比过去吃得更少，几个明显的理由是：首先，机械化大幅减少了他们在体力劳动和家务中的能量消耗；其次，他们吃更多肉食或其他高能量密度的食品，因而从体积上看起来吃得更少了；最后，他们的食物中也包含了更多易消化的深加工食品，从而减少了消化过程本身的能量消耗。

实际上，后两点构成了人类进化史上饮食变化的一条主线：为了供养高能耗的大脑，人类必须摄入更多能量，同时又要缩减消化系统的能量消耗，转向肉食、熟食和深加工食品是我们找到的解决方案，与之配合的是对这些食物的嗜好，尽管农业时代的人口压力下，这些嗜好往往难以得到满足。

过去的人比现代人吃得多，还有个理由：饕餮是人类应对食物供给不稳定的一种策略，这在饥荒频仍的古代非常重要。一些饥荒风险很高的族群甚至出现了一些代谢机制上的特殊变化，在食物丰盛时及时囤积脂肪，以便在未来饥荒中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

贾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昨日之前的世界》里描绘了他所熟悉的新几内亚和太平洋土著在接触现代文明、获得丰裕食物之后的饕餮风俗。最典型的是瑙鲁人，该岛的鸟粪磷酸盐矿让岛民在20世纪中叶一步踏入富裕社会，很快饕餮成风，结果1/3的20岁以上人口、2/3的55岁以上人口都患上了糖尿病，糖尿病也一度成为该岛岛民的头号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