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的起源与发展（313-451年）

如上文所述，基督教会从1世纪30年代诞生之初，一直面临着来自内外的诸多压力——犹太人的误解、外来思潮的冲击、教会内部的异端，以及其中最为严重的、来自罗马帝国皇帝们的迫害。在如此艰难的旅途中，教会并没有向强权与刀剑屈膝，反而凭借着信徒们的信心，殉道者们的勇气和护教士、神学家们的不辍笔耕，一步步走出了初期的黑暗，迎来了基督教会历史上的重要转机：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康斯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他约于324年统一东、西罗马帝国，并于330年迁都君士坦丁堡，建立所谓“新罗马”）于313年颁布的《米兰敕令》赋予了基督教会来自帝国官方的承认和与其他宗教平等的地位。一方面，他的这一政治决定或许是单纯的政治考虑：当时的基督教会由于其顽强生命力已经出人意料地蓬勃成长，而帝国原来的一些宗教传统由于逐渐薄弱，已经不再有助于帝国社会精神的统合——君士坦丁大帝认为基督教会很有潜力成为罗马帝国一个使国民精神合一的意识形态，是以逐步扶植其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另一方面，尽管君士坦丁大帝本人的私人道德生活算不上高尚，但他依然很有可能在部分上是因为受到了基督宗教本身精神力量的感召（他的母亲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君士坦丁大帝本人也在临终时接受了洗礼）而对基督教会情有独钟，乃至他愿意称呼自己为“神的仆人”（servus Dei）。在《米兰敕令》颁布之后，君士坦丁大帝和他的儿子一步步地交给了基督教会“国教”式的特权，更逐渐排斥了其他宗教及其仪式——公元4世纪末开始，东、西罗马的皇帝们都开始对非基督宗教进行严厉的打击（对于某些传统较为深厚的非基督宗教仪式/节日，重新赋予其基督宗教的解释与内涵），并最终使得基督宗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但是，教会在得到国家扶持的同时，也就意味着迈出了被纳入帝国之政治结构的步伐——接受“政教合一”甚至“政治高于教会”的原则〔后来东方一直沿用这种原则，因而其又被称为拜占庭主义（Byzantinismus）〕。事实上，基督教会与国家关系的张力，从其诞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

另外，从这一时期开始，得到了政治助力而蓬勃发展的教会逐渐扩展到了罗马帝国外围：从克里特到格尔曼/日耳曼（German），一直到中亚和北非地区。

《米兰敕令》颁布不到20年，君士坦丁大帝作为所谓的“神的仆人”就动用他作为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威在全国范围内召开了一个主教会议——这也是教会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公会议。所谓“大公会议”（Catholic Ecumenical Councils），指的是天主教会内最大规模的正式会议。它并非地区或地方性的教会会议，而是全世界主教参与的会议，因此才被称作“普世的”（ecumenical）。大公会议所讨论及决定的事宜亦非那些次要的教理或局部教会的教务，而是对整个天主教会而言都至关重要的教义或实践问题。在教会看来，大公会议的主动者与决定性力量是基督赐予教会的天主圣神，而与会主教们作为宗徒使命的承载者，在大公会议中努力形成一致的集体意识，从而为当时的教会提供关于“启示真理”的正统解释，以及为教会所面临的种种困境提供解决的方案，等等。

君士坦丁召开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于“三位一体”教义的争论其时已经在教会中导致了分裂的倾向，而这一倾向对于最为看重教会对国民精神和国家政治“合一性”之重要功能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来说，自然是不可接受的。于是在他的号召下，325年5月至7月在小亚细亚西北部的尼西亚（Nicaea）举行了一个据说有318位主教（只有7位来自西方）的会议，并试图在这个会议上解决当时影响教会合一的一些重要问题，这就是基督教会史上的尼西亚第一届大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 I，325年）。

这个关于“三位一体”教义的争论是围绕“亚略主义”（Arianism）出现的。这一思潮源自一位长老亚略（Arius），其思想的核心就是否认耶稣作为圣子的神性，进而威胁了作为教会和基督信仰之根基的“三位一体”思想。通过主教们和君士坦丁本人的努力，尼西亚会议达成了共识——“尼西亚信经”（Symbolum Nicaenum），其中规定圣子“受生而非被造，与圣父同性同体”等，如此正式地规定了圣父圣子拥有同样神性的信条，并排斥、放逐了亚略及其支持者。

然而，这次会议并没有如教会和君士坦丁所愿，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会议之后，关于“基督论”的争论即耶稣基督是否有整全的人性、在基督内人性和神性是怎样的关系等议题，又在教会内掀起波澜。这些问题直到加采东/卡尔西顿大公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451年）的召开，形成了“加采东/卡尔西顿定义”（Chalcedonian Definition），并经历了东、西方教会领导人之间的对于教义的激烈争执后才逐渐平息下来。

但是，这段时间内西方教会尤其是罗马教宗和东方教会尤其是几个重要地区如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宗主教的分歧也不断显现出来——尽管到519年时，在东罗马帝国皇帝尤斯廷努斯和当时的罗马教宗霍尔密斯达斯/何尔米斯达（Hormisdas）的努力下，二者表面上恢复了在这方面教义上的一致性，但实际上东西方教会之间的分裂已经开始露出痕迹了。

在基督教会中，个体的隐修行为从第3世纪开始就已经在一些沙漠地区开始出现了。这似乎是源于《圣经》中一些关于独身生活的记载（例如格林多前书7：1、7：7—8等。基督教会教阶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独身制”〔caelibatus〕原则也体现了教会传统对独身生活的推崇）和他们个体自身对禁欲克己式的生活方式的偏好。而这种独自的修行从4世纪初开始转变为一种团体的活动，并且在4世纪20年代左右发展出正式的、有组织和制度的“隐修院”。

隐修院这一现象在罗马帝国的东西方都传播得非常快，在带动隐修式生活传统和信徒们高尚品行的同时，隐修院诞生早期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当时，隐修院基本都是平信徒自发产生的，而且在全国甚至一个地方的诸多隐修院之间，都没有形成统一的规章和制度，也因此产生许许多多形式怪异的“隐修”方式。这一状况直到6世纪初圣本笃/本尼狄克/本尼狄克图斯（St．Benedict of Nursia）所编写的《本笃会规》（Regula Sancti Benedicti）的出现才发生了明显好转。

在《米兰敕令》（313年）颁布之前，基督教会由于从创立之初一直间接性地受到来自外界的误解和攻击，尤其是来自罗马帝国统治者组织的迫害，因此对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在获得了平等乃至“国教”的政治地位后，基督宗教的种种要素：道德教导、仪式、节日乃至教义，都开始进入到社会生活领域之中，并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民族大迁移

这一时期世界史/欧洲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所谓的“民族大迁移”，罗马人亦称之为“蛮族入侵”：公元4—7世纪，由于来自亚洲大陆北部的匈奴人（Huns）向西侵入欧洲大陆，原属欧洲大陆东部、北部的格尔曼/日耳曼（Germani）以及斯拉夫诸民族如哥特人（Gotones）、法兰克人（Franci）、勃艮第人（Burgundii）、汪达尔人（Vandali）、伦巴第人（Langobardi）等被迫随之西迁、南迁，因此不断对西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于君士坦丁大帝去世后又经历了东西分裂。394年，狄奥多西乌斯大帝/狄奥多西大帝〔Theodosius the Great，379—395年〕最后一次使之统一。395年其去世后，大帝国再次分裂为东、西罗马，并从此再也没有机会合一）造成武力冲击，并最终导致了后者于476年的灭亡。而在这次大迁移的过程中，不断地有入侵者皈依了基督宗教，同时也将一些独特的精神气质（强调自由、意志）和生活习俗带入了基督宗教的社会。但一个不可避免、令人遗憾的现象也随之出现了：基督徒的道德责任感普遍比初期教会时有所下降，并且出现了一些迷信的现象。

慈善、奴隶、婚姻与家庭生活

“我若有先知之恩，又明白一切奥秘和各种知识；我若有全备的信心，甚至能移山；但我若没有爱，我什么也不算。……现今存在的，有信、望、爱这三样，但其中最大的是爱。”（参见格林多前书13：2—13）⁽⁹⁾(https://www.xing528.com)

基督教会自诞生之初，就始终秉承着爱的精神面对世界。因此，其对于当时许多与基督精神不符的社会现状都持批判和修正的态度。自从君士坦丁大帝的时代开始，在政治上不再遭受歧视和压迫，更受到统治阶层推崇的教会终于有机会在诸多社会问题的改良上提出自己的政治意见，或至少尽教会之所能为那些不良现状造成的社会后果进行弥补。

教会之社会服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慈善：当时罗马帝国内部的许许多多医院、孤儿院、救济所和旅客服务站都是由教会最早组织建立并维系运营的，这样的非政府社会服务性组织在当时任何一个古代社会中都并不多见。

对于当时罗马帝国中根深蒂固的奴隶制，教会在无力改变它的状况下，依然坚持着《圣经》中关于人之平等的信念，在种种道德和权利的规定上使得奴隶与主人拥有同样的地位，并致力于间接地使奴隶获得自由。例如，教会鼓励那些拥有奴隶的主人释放奴隶，被释放的奴隶可以担任圣职人员等。

“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而是丈夫有；同样，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而是妻子有。”（格林多前书7：4）⁽¹⁰⁾

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基督教会对男女结合与生育之神圣性的强调和夫妻双方之间保持平等、互守忠贞之义务的重视为规范社会家庭道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教会出于对人类生命宗教性的认识——其认为人由天主依照自己的形象所造，对社会中一些不尊重生命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惩罚：当时的教会认为，任何情况下自杀都是有罪的，自杀者将不能享受教会的葬礼；严禁堕胎或抛弃婴儿——在这条节令最严厉时，进行堕胎的人甚至会被永远地开除教籍。

长期以来，尽管罗马在其象征意义上是基督信仰合一的体现，在当时信众心中拥有特殊地位，但是基督教会似乎更多地依托着帝国东方的土壤：很多宗徒创立的教会都在这里，所有的大公会议都在这边举办（而且往往西部的与会代表只占主教中很小的比例），隐修院的传统从这里发源，真正意义上的思辨性的神学也是从用希腊文写作的东方开始出现的。同时，帝国东部的发展从3世纪末开始逐渐超过了西部——尤其是随着君士坦丁大帝于330年迁都君士坦丁堡并成立“新罗马”之后，东部在军事力量、经济发展和文化上，更是处在绝对的优势地位上。

然而，上文所述的“民族大迁移”及其给罗马城带来的冲击——西哥特人（Visigothi）在阿拉里克（Alaric）的领导下甚至于410年洗劫了罗马城，给帝国西部造成了巨大的权力真空，而此时遥远的帝国东部又不能及时地对西部的政治状况加以有效控制和调整。在这种状态下，一方面罗马的主教们竭尽所能保护罗马原有的精神与物质财产、尝试与入侵的诸民族领导者进行沟通乃至对其部落进行传教；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逐渐获得了帝国西部的宗教事务权威和一定的政治权力。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中，罗马主教们开始尝试从《圣经》出发，试图证明罗马的主教（教宗）不仅是象征上的教会代表，更应当在实际上拥有整个基督教会内部的审判权与决定权。

不过，在这一时期，东方的皇帝、教会和主教会议都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些关于教宗的说法——尽管君士坦丁堡第一届大公会议（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 I，381年）名义上将罗马主教地位置于君士坦丁堡主教之前，但在他们的心目中，罗马只是一个老旧的首都，真正的政治—宗教实权都掌握在帝国东方的手里。

除了上文提到的“亚略主义”之外，在4—5世纪这段时间内，还爆发了其他一些教义方面的争论。这些争论在威胁基督教会合一的同时，关于它们的探讨也促使教会内部渊博的学者们不断开创和拓展教会原有的神学体系，从而开创了一个教会史上神学的黄金时代。

直到尼西亚第一次大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I，325年），由于教会大量的精力都放在讨论圣子-圣父的关系上，关于圣神在“三位一体”结构中位置的描述和定义都不甚清晰。4世纪中叶后，关于圣神地位的争论逐渐显现出来。包括亚略主义者在内的一部分人认为圣神是圣子的“受造物”，亦即在神性方面次于圣父和圣子，这部分人被称为“敌圣神派”（Pneumatomachoi）。后来通过达修/亚大那修/阿塔那修斯（Athanasius）和三位卡帕多西安/加帕多家教父（Cappadocia Fathers）的努力，这一派的观点基本在5—6世纪通过加采东大公会议被克服，但是关于圣神地位的论述仍旧不完整。在这一问题上，从4世纪开始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出现了分歧：东方教会认为“圣神由圣父通过圣子发出”，而西方教会认为“圣神由圣父和圣子发出”。这也就是后来为东西方教会冲突推波助澜的“及由子/及子/和子（Filioque）”问题。

除此之外，这一段时间出现的还有关于“多那特/多纳图斯/都那特主义（Donatismus）”（圣事的有效性取决于施用圣事之圣职人员的品德）、“聂斯多略（Nestorius）主义”（认为耶稣人神二性分开而非本质上的合一，神性居住于人性中）、“基督一性论”（耶稣降生后人性即被神性所“神化”，因而不再具有人性）、“白拉奇/伯拉纠主义（Pelagianismus）”（否认原罪、强调人的道德行动重于超自然的恩典）等诸多神学争论。

如此多的争论，激发了当时教会中博学之士的创造力和责任感，从而缔造了教会史上神学发展的一个高峰。

这一时期，在使用希腊语写作的东方教会中，两个神学研究的中心分别是叙利亚的安提约基亚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这两个城市由于其内部学者的写作旨趣、观点的相似性而逐渐成为两个神学学派的名字：“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安提约基亚学派”。属于前者的几位主要教父是被称为“教会史之父”的欧瑟比乌斯/优西比乌（Eusebius）、达修（Athanasius）、巴西略/巴西流（Basil）、纳西昂的额我略/贵格利（Gregory of Nazianz）、尼撒的额我略/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和济利禄/区利罗（Cyril）；属于安提约基亚学派的主要教父是金口若望/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us）和狄奥多莱/狄奥多勒（Theodoret of Cyrus）。和前者相比，安提约基亚学派的神学更偏向理性、冷静。

同一时期，受到希腊文神学启发的用拉丁语写作的教父们也逐渐开始撰写出具有自身特点的拉丁文神学。其中最重要的几位神学家是希拉利乌斯/希拉流（Hilarius）、安博/盎博罗修斯/安波罗修/安布罗斯（Ambrose）、热罗尼莫/哲罗姆（St．Jerome）和那位著名的主教奥思定/奥古斯丁（August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