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和被动：理解存在概念的重要性

上面所说的那种“存在”，包括积极活动（行动）的能力之意。被动与存在是不相容的。“积极主动”（active）和“消极被动”（passive）这两个词很容易引起人的误解，因为这两个词现在的含义与古典时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后一段时期里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为了能够理解存在概念的意义，我们必须先把主动和被动这两个词弄清楚。

在现代语言的使用中，“主动”（activity）这个词通常指运用一定的能量而取得明显效果的行为。比如，耕地的农民、流水生产线上的工人、劝说顾客买东西的销售人员、将自己或他人的钱用于投资的炒股者、治病的医生、卖邮票的邮局工作人员以及整理文件的办公室职员，这些人都被称为是“主动的”。一般来说，主动是获得社会承认的、有目的的行为，这种行为将引起有利于社会的变化。

现代意义上的“主动”是指行为，而不是指以某种方式行为着的人。而对一个活动着的人，不管他是像奴隶那样受到外在强力的逼迫，还是出于恐惧身不由己，都没有差别。作为一位木匠、一位具有创造性的作家、一位科学家或是一位园丁，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是感兴趣呢，还是与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没有任何内在联系，或是像流水线上的工人和邮局职员那样，从工作中并没有得到满足，这一切都是无所谓的。

现代意义上的“主动”没有在积极主动（activity）和忙碌（busyness）之间进行区分。这两种活动有着根本的区别，我们可以说，这种区别就像“异化”和“没有异化”的活动之间的区别一样。在异化的活动中，我并没有体验到我是自己是行动的主体，体验到的是我活动的结果，某种与我相脱离、超乎于我之上或与我相对立的“彼岸”的东西。从根本上说，行动的不是我，而是内在或外在力量通过我来行动。我与我活动的结果相脱离。在心理病理学领域，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就是异化活动的一个最明显的病例。具有这种症状的病人总是在内心的压力下去做违反自己意志的事，比如，数台阶、重复一些语句，或者按照一定的个人仪式行事。为了达到某一目的，这种人会极为“主动”，但是正像心理分析研究令人信服的结果所表明的那样，他被一种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内在力量驱使。关于异化的主动还有一个明显的例子，这就是催眠后的行为。比如，一个人在催眠昏睡后得到了一个命令，待他醒来之后就去执行这一命令，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不是按照自己的决定在行事，而是服从于施催眠术的医生的指示。

在没有异化的主动中，我体验到自己是自己活动的主体。没有异化的主动是一个创造、生产的过程，我与我的产品始终保持联系。也就是说，我的活动是我的力量和能力的表现，我、我的活动和我的活动结果合为一体。我把这种没有异化的主动称为创造性活动。^注4

“创造性”在这里的意思不是说造就某种新的、独创的东西。这个概念与我们所说的艺术家和科学家的创造能力（creative）不是一个意思。这里主要说的并不是我活动的产品，而是我活动的特质。一幅绘画作品或一篇学术论文可能是非常没有创造性的，也就是说是没有思想和乏味的。另一方面，如果他极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内心的过程，如果他真正“看见了”一棵树而不是望了几眼，如果他读一首诗而感到诗人用语言所表达的情感，那么他的这一过程即使什么也没“创造”，仍然是创造性的。创造性的行动表示内在活动的状态，这并不一定要生产出某种艺术和学术作品或某种有用的东西来。创造性是一种性格取向，每个感情健康的人都能够具有这种性格取向。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人可以将他所接触到的一切赋予生命。他赋予自己的能力以生命，也赋予其他的人和物以生命。

“主动”和“被动”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含义。异化的主动只是一种忙碌，实际上是“被动”，也就是说无创造性的主动。反之，一种不那么忙碌的被动也可以是一种非异化的主动。今天让人们理解这一点特别困难，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主动都是异化的被动，而创造性的被动则很少能体验到。

在前工业化社会里，哲学传统上使用的主动与被动的概念与其今天的意义是不同的。当然，那时这两个词也不可能有另外的含义，因为当时劳动的异化尚未达到今天这种地步。所以，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哲学家也没有区分什么是“积极的活动”，什么只是“忙碌”。在雅典，“实践”这一概念几乎囊括了自由人所从事的全部活动，但似乎把体力劳动排除在外了。异化的劳动是由奴隶来干的。亚里士多德正是用“实践”这一术语来概括自由人的自由活动［Nicholas Lobkowicz，Theory and Practice（洛布科维茨，《理论与实践》）］。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对大多数雅典人来说，那种主观上无意义的、异化的、事务性的工作是不存在的。他们的自由意味着他们能够从事某种创造性的和对他们来说有意义的工作，因为他们不是奴隶。

如果我们看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也就是活动）的最高形式——甚至高于政治活动——是专心致志地寻求真理的冥想生活，那为什么他没有提出像我们今天这种意义上的主动和被动的概念就十分清楚了。把冥想视为一种非主动的形式在他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冥想是我们最高贵的部分——理性（nous）的活动。奴隶就像自由人一样同样都可以享受感性的乐趣。但是，幸福（eudaimonia）以及“幸福的生存”（well-being）不在于快乐，而在与道德相一致的活动之中（《尼各马科伦理学》，Nichomachean Ethics）。

托马斯·阿奎那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他对“主动”的理解与今天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不同。在阿奎那看来，冥想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即将人生奉献给内心的静寂和精神上的认识，是人的活动的最高形式。他甚至承认，主动的生活（vita activa），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也都具有价值和会导致至福（beatitude），即幸福，如果（这一条件特别重要）一个人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达到幸福的目的，以及他能够控制其感情和身体的话。^注5

如果说在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中还含有某种妥协的因素，那么《未知的迷雾》一书的作者（埃克哈特的同时代人）则极其坚定地反对积极生活的价值观，而埃克哈特则主张积极的生活。他们之间的矛盾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大，因为这三位思想家都一致认为，只有当主动源自最高的道德和精神信念，历尽艰辛去显化这些信念才是“可以忍受的”。因此，所有这些大师都对无意义的忙碌即与人的精神和灵魂“基础”相脱离的主动持否定态度。

作为人以及思想家，斯宾诺莎身上所体现的那些价值观与四百年前埃克哈特时代的价值观是一样的；同时，他又是一位敏锐的观察者，他看到了社会和一般民众的变化。他是现代科学心理学的奠基人，他发现了无意识这一现象。借助这样一种深刻的理解，他对主动和被动之间的区别进行了更为系统和精确的分析，超过了以前所有的思想家。(www.xing528.com)

在《伦理学》（Ethics）一书中，斯宾诺莎把主动和被动（行为和忍受）加以区分并视其为人的心灵生活的两个基本方面。主动的第一个标准是，行动与人的本性相一致，他说：“我认为，如果在我们内部或外部发生了什么事，而我们就是引起这些事的相应的原因，也就是说，如果出于我们本性在我们内部或外部发生了某些本身就能明确地为人所理解的事情，那我们便是在行动。反之，如果在我们中间发生了某种事情或由于我的本性而导致了什么后果，但是我们只是引起这些事情发生的部分原因，那么我们便是在忍受。”（《伦理学》，第三部分）

对现代读者来说，这些话是令人费解的。因为现代读者习惯于认为“人的本性”这一概念不符合任何明显的经验数据。但是，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斯宾诺莎并不这么看，今天的一些神经生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也不这么看。斯宾诺莎相信，人的本性之于人就像马的本性之于马一样，各有各的特征。他认为，一个人的善或恶、成功或失败、幸福或痛苦、主动或被动都取决于他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最佳地实现自身所特有的本性。我们距离人的本性的模式越近，我们的幸福和自由也就越多。

按照斯宾诺莎的人的模式，主动这一属性与另一属性——理性是不可分的。只要我们的行动与我们生存的条件协调一致，以及我们意识到这些条件是现实的和必然的，那我们也就知道了关于我们自己的真理。“我们的心灵在做一些事，也在忍受另一些事；即只要它有相应的思想，那它就必然是在做某些事，如果它没有相应的思想，那它必然忍受某些事”。（《伦理学》，第三部分）

他把情感分为主动的和被动的。主动的情感扎根于我们生存的条件之中（自然的，非病态的心态），而后者是由于内在或外在扭曲的环境所致。主动的情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是自由的，而被动的情感是内在或外在强迫的结果。所有的“主动的情感”在本性上就是好的。“激情”（passiones）则有好坏之分。按照斯宾诺莎的说法，主动、理性、自由、幸福、快乐和自我完善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同样，被动、非理性、束缚、悲哀、软弱是和所有违背人的本性要求的那些倾向联系在一起的。（《伦理学》，第四部分）

斯宾诺莎认为，受非理性的激情驱使，人的心灵是病态的。这是他的思想迈出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具现代意义的一步。只有弄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完全了解他关于激情和被动两个概念的整个思路。如果我们获得了最佳的成长和发展，那我们不仅仅是（相对）自由、强大、理智和愉快的，而且心理上也是健康的。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就是不自由、软弱、非理性和抑郁的。斯宾诺莎认为，心理上的健康以及不健康是正确或错误的生活方式的结果。就我所知，他是持这种观点的第一位现代思想家。

在斯宾诺莎看来，心理上的健康说到底是正确生活的表现；反之，心理上的病态则表明一个人不能协调一致地按照人的本性去生活。“相反，如果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只想着利润和金钱，一个沽名钓誉的人只想着荣誉，等等，这些人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令人讨厌、惹人痛恨而被看成有精神病的。实际上，贪欲、虚荣、淫欲等，都是一种精神病，即使人们并没有把这些算做疾病。”（《伦理学》，第四部分）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斯宾诺莎的这段话是如此陌生。在这段话中，他把那些违背人的本性要求的激情称为病态的，甚至将它们作为一种精神病来看待。

斯宾诺莎关于主动和被动的思想是对工业社会的激烈批判。今天，在人们的头脑里占统治地位的信念是，那些把对金钱、财产和荣誉的追求作为自己首要动力的人，是正常和适应环境要求的。相反，斯宾诺莎认为，这种人是极为被动的，从根本上说，是有病的。斯宾诺莎所说的那种能动类型的人——他本人就是这种类型人的具体表现，在今天已经十分少见，而且通常被疑为“神经不正常”，因为他对所谓的正常的“活动”那么不适应。

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类的性格特征”。对于人来说，劳动就是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就是生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积累起来的东西，是过去了的东西，说到底，是死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看到，马克思认为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斗争就是生与死、现实与过去、人与物以及存在与占有之间的斗争，那就无法完全理解他所说的这种斗争的激烈性。马克思指出的问题是，究竟谁统治谁？是生命统治死物还是死物统治生命？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生命战胜了死物的社会。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部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憧憬都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人的“自身活动”受到了阻碍，我们的目的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重建人的自身活动，从而将完全的人性归还给人。

我们只有将马克思与时代背景联系起来，才能理解他的某些论述（特别是古典经济学对他的影响）。但是，如果因此而说马克思是个决定论者，说什么他把人视为历史和经济的被动对象，没有一点儿能动性，那就是人云亦云的无稽之谈。马克思的观点恰恰相反，每一个更多地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而不是读了几句断章取义的话的读者都会证实这一点。在《神圣家族》（The Holy Family）一书中，马克思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极为明确的表述，他写道：“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在20世纪的思想家中，对今天人们活动的被动性质看得最为清楚的是阿尔贝特·施韦泽。他认为现代人是“不自由的”“精力分散的”“不完全的”“病态的依附性的”和“出卖给社会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