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学派的主要批评思想：揭示后现代主义文学特质

耶鲁学派是德里达的后现代解构主义思想在美国文学批评中的衍生形式。德里达1966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著名演讲《结构、符号和游戏》（“Structure, Sign and Play”）可以说就是耶鲁学派文学评论的基本纲领。耶鲁学派将文学创作和评论的主要任务视为对作品文本的“解构”，其批评理论和实践大大推动了解构主义美学的发展，在美国和世界上影响巨大，主要代表人物有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弗里·哈特曼。

保罗·德·曼（Paul de Man, 1919-1983）所提出的修辞学阅读理论是与新批评完全对立的文本观，他提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文本与阅读是不可分割的。保罗·德·曼通过文本语言符号和意义的不一致性指出阅读的可能性并非理所当然的。事实上，保罗·德·曼正是将文学批评的任务视为“将文本的‘不可阅读性’（unreadability）揭示出来”。⁽¹⁾这种“不可阅读性”也为米勒所反复强调：“任何一个优秀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绝不会使自己成为阅读文本的奴隶，绝不能满足于文本原有作者对于文本的意义和形式的理解和诠释，而是有意地发现原作者所没有，也不能发现和理解的那些新东西，这也就是‘文本的不可阅读性’。”⁽²⁾保罗·德·曼认为语言的修辞性是语言的根本特征，否认与其指称意义之间的一致：“文本诠释的语义学并不存在任何一点认识论的一贯性原则，因而也不可能是科学的。”⁽³⁾语言自身存在着语法和修辞之间的张力，而批评家只有经过对文学、历史等文本的盲视逐渐产生最深刻的洞察力，最后才能获得对文本的洞见，得到“不可阅读”之外的发现。德·曼还把他的解构理论推广到非文学文本中，认为即使是以严密理论为基础的、科学性强的哲学、政治、法律等文本，也会因语言的修辞性而具有矛盾性、虚构性和欺骗性，从而具有自我解构的因素，最终导致不可阅读。德·曼继承了尼采的传统，主张通过文学的修辞和文风，通过渗透到语词和语句委婉表达形式中的作者个性，去对抗传统形而上学和传统逻辑中心主义所主张的基本原则，使文学作品成为反形而上学和反逻辑中心主义的重要场所。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1930-　）最为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是“误读”理论。“误读”理论最初是在《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1973）一书中提出来的，布鲁姆在此书中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弑父情结、尼采的强力意志和保罗·德·曼的误读理论融在一起，提出诗歌的影响总是通过对较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发生的。布鲁姆不仅把影响归结为误读，而且把一部文学影响史归结为对前辈误读、误解和修正的历史。在《误读图示》（A Map of Misreading, 1975）中，布鲁姆进一步完善与发展了他的误读理论，提出阅读总是一种“延迟”行为，因而实际上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还重申了“影响即误读”的观点：“影响不是指较早的诗人到较晚近的诗人的想象和思想的传递承续，影响意味着压根儿不存在文本，而只存在文本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则取决于一种批评行为，即取决于误读或误解——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和误解。”布鲁姆强调了“影响”过程中误读、批评、修正、重写的一面，即创造、更新的一面，打破了影响即模仿、继承、接受和吸收的传统理论格局。但其理论也有片面性，一是忽视了影响关系的另一方面——继承；二是把“误读”绝对化，导致了某种相对主义倾向，取消了影响关系中的客观标准与价值尺度。

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 1928-　）公开提出要摈弃批评和阐释所预设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语言基本上是关于其他语言或其他文本的语言，而不是关于文本之外的现实的存在，因此，文本的意义永远是多义的或不确定的。米勒把对于文本的“解构”批评视为读者和批评家的道德责任，并把破坏文本或对于文本的错误理解当作再创作的出发点。⁽⁴⁾米勒认为，阅读文本时，文本结构所包含的意义不仅限于原作者所已经表达出来的范围，也不仅限于借助于逻辑概念结构所精确表达的意义系统，而是要在原有意义结构后面寻求不确定的象征性内容，并使其内涵不断远离原来的结构，在变化多端和无固定原则的象征游戏中继续扩大；同时，批评家还要有意地破坏原有的逻辑结构和表达形式，摧毁其精确表达出来的意义和形式，或者，在原有意义形式结构中寻找不精确和不确定的缝隙，然后顺次扩大其裂痕，有意地制造模糊和不精确的形式，在含糊性和不确定性中彻底打破逻辑概念和传统语言的基本原则，扩大文学艺术的非概念性、非语言性和非逻辑性。米勒还提出了“重复”理论，认为许多文学作品的丰富意义恰恰来自常被阅读忽略的多种重复的组合，即各种重复现象及其复杂的活动方式，这些重复正是通向作品内核的秘密通道。

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 1929-　）认为语言并非确定不变，而是多义的、复杂的，所有的语言都必定是隐喻式的，而其对隐喻的依赖导致了语言的虚构。进而，哈特曼提出文学文本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文本的意义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参照系来把握，而且又与别的意义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和相互转换。哈特曼认为应该把文学批评也视为文学文本来对待，认为文学批评属于文本世界，与文学文本并无本质的差别。哈特曼还主张文学批评与哲学批评的结合，认为两者本质上是一样的。

耶鲁学派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解体，但其“解构”式的文本阅读方法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批评和阅读。(https://www.xing528.com)

————————————————————

(1) Man, Paul de. The Resistance to The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14, 15.

(2) Miller, J. H. The Ethics of Read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3.

(3) Man, Paul de. Blindness and Insigh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p. 109.

(4) Miller, J. H. The Ethics of Read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