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

加拿大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成就主要是通过琳达·哈琴而为世界所了解，她从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小说文本所提炼的“编史元小说”概念已经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文类。

20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后现代主义潮流开始波及加拿大，并形成了加拿大特色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尽管人们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争论不休，哈琴通过对比加拿大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希拉·沃森（Sheila Watson）的《双钩》（The Double Hook, 1959），和后现代主义作品——玛格利特·劳伦斯（Margaret Laurence）的《占卜者》（The Diviners, 1974），指出在后现代主义作品中，那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意识变成了联系社会与历史的新方式，这种转变是通过对有关艺术的社会功用的人文主义的观念的挑战而实现的。哈琴认为美国的以“超小说”为代表的极端抽象的文本变化和自我指喻只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形式，后现代主义还包含着更多的矛盾和问题。后现代主义一方面构建艺术的程式和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又破坏这些程式和表现形式，这说明了其对现代主义自律性，以及怀疑任何带有明确指喻意义的现实主义观念的怀疑。也就是说，哈琴认为，后现代主义小说既非自律自足的艺术，也不是对外在世界的再现或洞察。

后现代主义的反对中心或“边缘”观念正是加拿大民族特点的一个方面，因为加拿大无论在民族意识、政治或文化上都不存在中心的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加拿大的民族特色是通过区域的特点体现的，比如魁北克省、沿海诸省和西部地区各自迥异的特点。它的历史就是与中心概念格格不入的历史。”⁽¹⁾由于加拿大的历史，也由于她分裂的区域和民族意识，加拿大“主要的历史人物几乎都是后现代主义的产物”，加拿大作家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反讽和自相矛盾自有一种亲切感。如果说解构是后现代一个重要的特征的话，它在加拿大的文学艺术中就找到了特别的共鸣，因为加拿大作家必须首先要解构英国的社会和文学神话，以便重新确定自己作为殖民地的历史，而且，他们还要摆脱法国的和美国的影响焦虑。加拿大作家对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方式做出了明显的反应，但在加拿大并不存在极端形式主义的“超小说”。福格尔（Stanley Fogel）甚至认为在加拿大文学中根本就不存在“元小说”，因为“在形式的实验和意识形态的参与方面，加拿大文学缺乏与元小说的联系，其原因是加拿大作家没有负担美国小说家那种‘意识形态’的包袱”。⁽²⁾哈琴则认为加拿大并非没有意识形态的包袱，只不过她的包袱更多的是作为殖民地的保守的文化历史。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小说中最能代表后现代主义自相矛盾的特征的小说是“编史元小说”，其不仅是彻底的自我观照的艺术，还根植于历史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现实之中。在编史元小说中，我们被带进想象的世界，结果却与历史的世界相遇。我们看到，历史的“事实”是对原始“事件”的系统地构建，是由作家和读者赋予意义的旧事。

总而言之，加拿大独特的历史和民族特性与后现代主义重差异、斥统一的理念是一致的，后现代主义还把加拿大人在文学中对区域主义的关注转化为对差异、局部，和特殊事物的关注，“加拿大小说家已经把现实主义的区域概念重新变成了后现代主义的差异概念。”加拿大后现代主义的实质便是“赋予特殊事物以实质，以（正在形成的）区域的非中心性而自豪”。⁽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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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琳达·哈琴：《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语小说研究》，赵伐、郭昌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7页。

(2) 琳达·哈琴：《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加拿大现代英语小说研究》，赵伐、郭昌瑜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第16页。

(3) 同上，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