町田忠昭生于1928年的日本。懵懂的幼年时期，就是日本侵华时期。
“二战”中后期，日本已不堪战争重负，农业和矿业生产都跌入低谷。妇女、十几岁的小孩都被迫成了“壮劳力”。日本儿童要读6年小学、2年高等小学，然后进入专门的农业学校读3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从中招募农业、矿业、军工的实习生，日语称为“家内劳动”。
13岁的町田忠昭进入了农业学校。
读二年级的时候，老师通知同学们：“你们将有3个月的农业支援实习，目的地只有两个选项：是去中国东北，还是去北海道？”
“不是家里人想让我去，而是谁不去就必须要退学，就要强制性进工厂。当时的国家在强制性管理每个日本人的将来，所有人都必须选。”町田忠昭老人到天津拜谒烈士陵园时告诉我。
町田忠昭出于“小孩子爱冒险”的心理，在志愿栏上填写了：“满洲”（即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建立的伪满洲国政权）。
当时东条英机内阁的农林大臣是井野硕哉（1891—1980）。此人在1945年9月11日被作为甲级战犯嫌疑人逮捕，但此后竟被释放，1959年又重新被起用，成为岸信介内阁的法务大臣。井野硕哉当时在山梨北杜市建立了大面积、机械化的国营集体农场“八岳修练农场”（日语：“八ヶ岳修練農業”）。
这里有的山地上梯田，根据当地气候，海拔800米以上，粮食作物就难以生长，但这里的海拔在1200米以上，年幼的农学生必须每天从早到晚搬石头开荒。
町田忠昭要去的，正是“八岳修练农场”的伪满洲分部。
1943年，日本各县7所农学校的100多个孩子组成了农学生队伍，每校选派20来名。町田忠昭和同学们从枥木市宫田町的港口出发，经停朝鲜半岛的港口。
跨越国境后，两名日本宪兵上船来检查。宪兵无视面前的儿童，面色阴沉地交谈：“朝鲜人真是怎么杀也杀不完！一直搞独立运动……越杀越多……”这把町田忠昭和同学们吓得不敢出气，直到宪兵走了才大喘气。
这给了少年绝大的冲击，成为小忠昭心中“反战”的起点。
老人告诉我：“从过去到现在，日本的历史教育都很少提及自己犯下的罪恶。现在的日本历史教科书关于“二战”，讲的都是东京空袭和原子弹爆炸，不会讲南京大屠杀和重庆空袭。日本当时的教科书里也都是‘大东亚共荣’，那时的我们也被洗脑‘日本是神的国家，亚洲各国人民都很幸福’，也不知道日本侵略其他国家的真相。但实际上却是宪兵讲的这样？！我没想到朝鲜人宁可牺牲生命也要和日本抗争，也对自己国家的所作所为产生了疑问。”
在伪满洲国登陆后，农学生队伍在哈尔滨住了一晚。当时哈尔滨瘟疫流行，他们看到了倒在街边的瘟疫病人，“手、脚、脸都溃烂了，大声哀嚎，却无人理会”。
“在日本，瘟疫病人会被专门隔离治疗，也不会传染人，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国民待遇差别太大了。我以前以为‘大东亚共荣’应该象征着各国平等，但实际上却一点都不平等。”
到了住地，接待他们的日本侨民紧张地叮嘱这群学生：“晚上非常危险，千万不要出门！日本人喝醉了走在路上，就会被中国人打死的！”
町田忠昭这下醒悟了：“原来我们不是来‘共荣’的，原来无论在朝鲜、满洲，大家都恨日本人！”
第二天，他们坐上火车向北，车厢里全是跳蚤臭虫。日本少年们穿着制服，“一眼就能看出来是日本人”。中国乘客经过时都偷偷瞪他们，町田忠昭听到有乘客轻声说：“呸！”
列车一路向北，经过绥化，到达了小兴安岭南麓的北安县。如今的北安市，是隶属于黑龙江省黑河市的一个县级市，属于季风控制下的寒温带湿润气候。
北安的“八岳农场”虽然有机械，但也有需要大量人工的时候。每年春播、秋收的三个月，就该招募日本学生做免费劳力了。町田忠昭赶上的，正是秋收。
“我当时14岁，实在受不了。”
每天早上4点起床，去田里干重劳动到7点，才能吃早饭。“食物非常少，因为日本农民都被征兵走了，日本严重缺乏劳动力，所以朝鲜半岛的粮食都被运去供给日本本土，在朝鲜吃白米反而成了违法。”(www.xing528.com)
“土豆在寒冷的地方长得好，日本本州种出来的只有小碗口大，在黑龙江种出来的就是海碗大。日本的杂草只有膝盖高，在东北则有一人高。”一大清早，学生们站成一行，老师一声令下，孩子们弯下腰，竞走似地往前狂砍，一直要走一公里远。杂草根部很硬，为了砍得快，孩子们都学会了取巧，拣着柔软的叶子和茎部砍，从远处看似乎是砍干净了。但农场的日本老师走近了检查，就大发雷霆：“这算什么！从根部重新砍！”
农场的老师上课教如何开拖拉机耕地，半个月后，半大的日本孩子就上拖拉机，在麦田里转圈了。拖拉机收割过后，20多个孩子们一拥而上捆稻梗。他们也曾一整天在脱壳机跟前搬运大米和谷壳。
400公顷的田地要派200个学生，“一个小孩平均要做七户日本农家的活”。
他们要一直干到太阳落山。每间宿舍有3米宽、30米长，中间是过道，两边铺位睡着50个孩子。“蛾子和苍蝇特别多，脸上和腿上都肿得要命。”养猪的学生就必须要住到猪舍里去照顾，老师为了以身作则，自己就先去猪舍睡。
当时生水是喝不得的，但学生们太渴了，喝了全都感染细菌，得了“赤痢”，町田忠昭也不例外。
他一天拉肚子20来次，后来都拉血了，没力气了。医生就吓唬他：“你这样回不了日本，要死在这里了！”“年轻的生命力是很惊人的，我当时一点都不想死，拼命吃、拼命干活，病慢慢地好了。”
1943年10月，町田忠昭离开北安县时，田地都结霜了。
“我去了趟伪满洲，最大的收获就是确认了‘日本是在侵略他国’，同学们也都这么想。”最后毕业的时候，谁也没有再报农业志愿。
战争末期，町田一家住在长野的农村。他们没直接遭到空袭，但是经常看到美军飞机轰隆隆地飞过去。每天晚上也要“灯火管制”，整个村庄陷入漆黑，谁也不敢大声喧闹。
战争结束时，不少日本人哀叹“天皇神国坠落了、破灭了”，但对町田忠昭来说是：“得救了！战争终于结束了！因为这一代的同龄人都快要20岁了，不用去服兵役了！晚上点灯也不会被轰炸了，亮堂堂的，真好！”
老人告诉我，喜悦不能宣之于口，不然就会被当成“非国民”歧视对待，但心里真的特高兴，“一下子笼罩的黑云全都消失了”。
战后，町田家的大哥町田勇退伍回来了，家里田地不够，就让町田忠昭去东京找工作。
时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军的大量军需供给依赖于日本生产。町田忠昭进了一家罐头厂，“从早到晚都是做鱼肉罐头，耳边一直回荡着切铁板的声音”。
而这时，日本的高等教育正是百废待兴的局面。“二战”中，日本全民被强制征兵，大学几近废弛。于是，“还想学习”的罐头厂工人町田忠昭，考取了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的哲学系。“我觉得战争让日本的军国主义发展哲学全部破产了，所以就想找新的价值观。”
出乎现在很多人意料的是，当时他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早稻田大学录取了一半的考生，每个人都能去上填报志愿的学科。
比他大3岁的哥哥町田勇，1945年在广岛附近的军港服役。原子弹爆炸后，町田勇随队被征调去广岛支援。回来后，无论弟弟怎么追问，他都绝口不提在广岛看到的一切。
过了十年，町田勇才告诉弟弟：“广岛是地狱。”
他们赶到广岛时，已经是原子弹爆炸后的第三天。高架电线上、树梢上挂着不少人体内脏、半截胳膊、人腿，已经开始腐烂，他们只好拿竹竿挑下来，再拿到河边去焚烧。那种人体腐烂、焚烧的臭味，烧了变成灰，飘浮在空气中，无处不在。
“无论再厉害的画家怎么画广岛惨象，那种气味都是画不出来，也无法形容的！”町田勇说。
“小学生的我也曾因为南京大屠杀，提着灯笼跟着大人上街庆祝，现在回想起来，羞愧不得了！”町田忠昭告诉我，“我们都在无数人的牺牲之上活着。历史的审判是最厉害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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