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咨询与治疗：过程与效果简介

GARY M.BURLINGAME（杨百翰大学），ADDIE J.FUHRIMAN（杨百翰大学），JENNIFER JOHNSON（杨百翰大学）

团体心理治疗复杂却充满活力，能够帮助有慢性或急性心理问题的群体。在过去的50年中，研究者和临床治疗人员一直在关注其中动态的复杂性，尤其关注其有效性：“团体咨询和治疗有用吗？”并了解其运作方式：“核心治疗过程是什么？”从事团体工作的理论、实践及研究的人员拥有不同的背景、学科知识及理论方向，这些都影响了针对这些临床问题的答案。研究对象本身也处于不同的层面，包括各种参与者、目标、角色及关系，所有这些因素会共同造成一种相互影响的效果。鉴于团体的复杂性，我们之前总结出一个系统（Fuhriman&Burlingame，1994），在其中不同的现象有可能同时发生。另外，我们会思考什么原因会引发一个单独的、累积的或集体的现象。团体由于这种多样性而成为一个变化发展的系统，其成分互相连锁并引发催化作用。这种复杂性最终导致过程和团体无法回归本位。

此外，针对理解这些过程和效果而做的实证性研究也反映出研究者不同的观点及具体的团体环境。然而，这些研究方法既不直接也不系统。这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研究者们一直在努力。如今，我们对有效的团体治疗及其过程已经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而对于团体过程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提出了更精练的问题，以便让来访者成功受益。

本章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关于心理治疗过程及效果研究的广泛视角，指出经过研究的实质因素，并举例说明这些因素如何演变。长期演变不仅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内容和群体）及方法，也是他们分析得出的结果和结论。首先我们会讨论1990年之前有关效果和过程的研究发现。之后，我们会讨论最近一段时期有关效果和过程的研究发现，包括对团体结构、语言互动、治疗关系及疗效因子的研究。最后，我们会针对现有的过程-效果文献进行总结说明。

效果：20世纪90年代之前

1960年之前，大多数关于效果的研究都是基于案例和轶事报道。尽管研究者提出团体治疗具有价值，但是他们注意到对其相对效益做出结论是比较困难的。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使用更严谨的实验方法并得出结论：虽然团体治疗对于更稳健的治疗方式有很强的互补性，但只能假设可以将其作为有效独立的治疗方式。在这期间，研究主要集中在治疗机构内的患者，所以并不具有普遍性。而20世纪70年代的研究结果更加明确显示：即便存在其他更优秀的治疗方法，但治疗团体比对照组的效果更好，还可以与个体及其他心理治疗相媲美。即使研究者得出了关于效果的积极结论，但研究设计依然无法准确描述治疗患者的机制，因此如何连接过程与效果成为未来实证研究关注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更为具体，特别是有关患者群体和多重比较实验。这个时期的团体研究显示：通过严格比较发现，团体来访者的情况好转，其效果能够媲美甚至超越其他流行的治疗方法，这力证了团体治疗的疗效。

研究者在这10年中对团体研究采用了新的元分析审查程序。关于团体和个体治疗的七项对比审查结果显示：其中四项没有明显差异；一项有轻微差异，但不能明确显示个体治疗效果更好；还有两项显示团体治疗与个体治疗相比呈现出更好的改善效果。通过进一步分析这些矛盾的结果，研究者得出结论以支持过程与效果联系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发现，在团体治疗成功率低于个体治疗的研究中，研究者没有尝试“吸收或利用对团体形式有治疗效果的特性……大多认为团体治疗更有效的调查都强调了团体形式的一个或多个特性”（Fuhriman，Burlingame，1994，p.16）。具体而言，比起将团体看作便捷经济的治疗方式的研究者而言，重视凝聚力和团体动力（例如成员-成员的互动模式）的研究者记录下了更多的良好效果。而在前一种研究者看来，团体治疗更接近团体中的个体治疗。由此研究者得出结论：如果我们使用团体模式来利用团体环境中的独特疗效因子（例如认知行为），而不是将其作为单独具体的治疗类型，治疗会有更大的效果。（Fuhriman，Burlingame，1994，p.16）

这30年中其他研究则关注将团体咨询作为其他治疗的辅助手段的疗效。研究者积累的强有力的证据表明，将团体治疗和个体治疗结合会产生比使用独立治疗方法更好的效果（cf.Bostwick，1987；Freeman&Munro，1988）。有了如此力证，实证研究的关注重点便更加具体：如何将团体与其他治疗形式以最好方式结合起来。

过程：20世纪90年代前

这十年间有关实证过程的文献主题也发生了演变。20世纪80年代之前，文献主题领域十分广泛，涉及了模式和方法、来访者群体、治疗关系、疗效因素及生态系统（即一个团体整体）。最初研究最关注的是精神分析和心理剧，但随后实证重点扩展到其他理论模型，其方法大致可归为个人内在、人际关系、或完整性（生态系统），其应用和研究的方式相对独立。

20世纪80年代，来访者群体的实证性研究重点从一般群体观测（如住院病人，尤其是慢性精神病人、精神分裂症患者）转移到更具体的来访者特征组合（例如背景×症状×年龄）。治疗关系的主题也从单独的病人与治疗师的移情关系角度发展到其他的主题：患者-治疗师关系（即治疗关系）、团体内部的三方关系（即患者-患者关系，患者-治疗师关系，患者-团体关系），表明在团体治疗中多重关系对于患者和团体的成功来说至关重要。

团体文献中最常提到的主题之一是疗效因素（随后特指疗效因子或机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者建立了其概念性框架，而Yalom则进一步推进了疗效因素问卷的发展（Crouch，Bloch，&Wanlass，1994）。在大多数研究中，处于多重环境团体中的来访者基于12个因素（如凝聚力、洞察力、宣泄、人际关系输入等）的有益性将其进行排序。结果证实某些因素（如凝聚力、宣泄、洞察力）被公认为有益因素，而其他因素的价值只得到了某些团体的肯定（比如与门诊患者相比，住院患者更加肯定灌输希望和普遍性的价值；cf.Crouch，1994）。疗效因子研究方法的有限性在于其仅仅依赖来访者的自我报告，这令人质疑研究者是否充分了解了治疗过程的复杂性（cf.Burlingame，MacKenzie&Strauss，2003）。

虽然有关生态系统或团体整体的问题吸引了一些研究者的注意，但这方面基本尚未得到开发，至少研究者在治疗团体互动过程方面的研究是不足的。生态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研究一段时间内的团体发展及成员的言语互动的情况。团体发展和互动均强调团体的变动和过渡，并展示了即时分析（一项困难并繁琐的测量工作）的重要性。而20世纪80年代的发现显示一些互动方式比其他方式于个人、人际和团体进步更有利，且领导者的互动风格也会影响病人的语言风格。另外，不仅是领导者和病人的过程变量会相互作用，多个过程变量的理想水平也会随时间改变。例如相互依存关系的理想水平、人与人的亲密关系、凝聚力、自主性和开放性似乎都会在团体发展过程中改变（MacKenzie，1994）。

为了广泛总结效果和过程的近期研究文献，我们从两个方面归纳研究发现并在近期关于效果的文献中加以应用（Burlingame et al.，2003）。第一方面是“方式”，描述团体是否是“首要”处理来访者目标的方式，还是作为其他治疗效果的一种辅助方式。文献中将团体作为首要方式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抑郁症），而团体作为辅助提升方式则是由环境（如医疗环境）或来访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如精神分裂症）来决定。

第二方面有关证据的“内容”，共分三类。“良好/优秀”类别的证据与治疗效果相关，并得到两个或两个以上随机临床试验（RCT）或元分析的支持。“有前景/中等”类别的证据只得到有限的随机临床试验支持，或者体现出无对照的前后测改善。“矛盾”类别的证据相互矛盾，而且活跃治疗团体中患者情况的改善与对照组的情况相同。如果我们没有将现有方案的实证测验进行定位，那么就将其归为“未测试”。简而言之，此方面将现有证据分类，其基础是研究设计的“质量/严谨性”（即实证研究vs.前后测验）和现有发现（例如不同研究得出支持团体疗效的一致结论vs.两个或多个研究中的矛盾结论）。

效果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至今

表4-1展现了“方式”和“内容”两方面的交叉情况，并将100多项研究和14项元分析进行分类，这些研究和分析都测试了团体治疗方案有效性（cf.Burlingame et al.，2003）。表中涉及的13种疾病或群体提供了足量的研究基础来总结大致趋势。表4-1总结出的结论令人振奋，即有足够多的研究会关注哪种治疗在什么条件下有效。而现有的证据表明答案取决于被研究的群体。

表4-1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证据质量：团体治疗效果研究X患者群体

“良好/优秀”的证据。使用团体作为首选的两种疾病治疗方式在研究文献中得到了十分可信的支持。暴食症治疗团体（BN）既得到了元分析研究（e.g.，Hartmann，Herzog，&Drinkmann，1992）也得到了严谨的个体研究（e.g.，Wilfley et al.，1993）的支持。有关认知行为方案的证据十分可信，并显示出与人际模型相同的效果（Wilfley et al.，2003）。此外，团体方案也可以有效治疗社交恐怖症。虽然认知行为的证据特别有力，但是由认知行为、暴露和教育心理改变策略指导的团体的效果也得到了提高。

研究者在两个具有挑战性的群体中发现了有关团体有效性的力证。精神分裂症团体显示出团体治疗方法的多样性。具体来说，研究文献中有四种不同的团体治疗方法：社会技能，心理教育，认知信息处理，认知行为。其中人们研究最多并最有效的方法是社会技能团体，可以大力提高患者的社会技能、自信和出院率（e.g.，Benton&Schroeder，1990）。良好的效果也与心理教育（e.g.，Atkinson，Coia，Gilmour，&Harper，1996）、认知信息处理康复（e.g.，Spaulding，Reed，Sullivan，Richardson，&Weiler，1999）和认知行为团体（e.g.，Wykes，Parr，&Landau，1999）相关。关于使用一系列医疗方案的癌症患者（例如心理教育、有时限的治疗、支持）也有类似广泛的研究文献，显示出病人在情感抑郁、处理方式和其他与疾病相关的因素方面的提高（例如生活质量、有关疾病的知识等）。

“有前景/中等”的证据。大多数诊断分类都属于“有前景/中等”类别。虽然存在其他模型（支持模型、行为模型、过程模型），但恐慌症模型最有可能是一种认知行为。在治疗开始之时，与候选对照组及团体成员相比，在这种模型中各种症状的来访者有更大的改善（e.g.，Martinsen，Olsen，Tonset，Nyland，&Aarre，1998；Scheibe，Albus，Walther，&Schmauss，1993）。关于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团体治疗有效性（主要是行为疗法）存在令人看好但不太明确的证据（e.g.，Van Noppen，Pato，Marsland，&Rasmussen，1998），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实验研究的原因。

20世纪90年代，关于艾滋病患者的团体有效性的测试激增，其中大多数通过心理教育的方式设立预防性的目标。这种情况下的预防性行为会影响他人或加剧现有症状。评价性研究（e.g.，Choi et al.，1996）显示团体成员减少了危险行为（无保护的性行为，性伴侣数量）并增加了保护性行为（知识、应对、自我效能、治疗预期）。其他关注艾滋病患者的心理问题的模型显示成员也显示出相似的改善（Kelly et al.，1993）。

人格障碍治疗团体的最有力的证据（特别是关注边缘性人格障碍的证据）涉及了同类群体。虽然很多研究依赖于无对照的前后测对比，但文献中记录了各种模型（人际关系模型、认知分析模型、经验模型、辩证行为模型、精神动力模型、以来访者为中心模型）。抑郁症和自杀倾向的缓解以及人际功能和生活满意度的增加会将其归于“有前景/中等”类别。很多关于性虐待受害者的团体治疗的文献包括了患者评价、未经测试的治疗方案以及个案研究，但不包括受控的研究。然而最令人看好的研究集中于受害者（童年时受虐的成年女性是最常被研究的群体），而不是施虐者和儿童受害者，所以后两个群体在今后需得到进一步研究。

矛盾/未检测。关于抑郁和物质使用障碍相关疾病的团体治疗方案的实证研究令人印象深刻。某些情况下个别研究很容易就能达到优秀证据的标准。尽管认知行为模式中近2/3的调查都认为给情绪障碍患者带来了有益的影响，然而有四项调查（Bright，Baker，&Neimeyer，1999；Burlingam&Barlow，1996；Kuhns，1997；Ravindran et al.，1999）显示除了在对照组（安慰剂）患者或对比组（非专业治疗）患者身上看到有益影响外，并未发现团体治疗有任何其他有益影响。针对物质使用障碍的研究中也有相似的结论模式。正式改变理论具有效果（e.g.，Kaminer，Burleson，Blitz，Sussman，&Rounsaville，1998），但团体和个体治疗不同的有效性却相互矛盾（e.g.，Weinstein，Gottheil，&Sterling，1997）。另外，12阶段团体改善对传统团体治疗提出了挑战（Crits-Christoph et al.，1999）。

缺乏清晰的受害者和家庭施暴者模型，缺乏受控的研究，及无有力证据证明现有医疗方法有效性，都会被归为矛盾的类别。有四项元分析总结了关于老年人团体治疗的大量文献，其结论却相互矛盾（Engels&Vermey，1997；Gorey&Cryns，1991；Pinquart，1998；Scogin&McElreath，1994）。其中有两项研究表明相对于团体治疗方案，个体治疗方案对老年人群可能更有效；有一项研究认为二者效果相同；还有一项未涉及此问题。

过程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至今(www.xing528.com)

我们曾在别处讨论了（Fuhriman&Burlingame，1990）团体形式包括改变机制（或流程），此机制对正式改变理论的有益影响进行了补充。简言之，团体内互动的人际环境提供了独特而强大的改变机制。虽然这种说法得到了一些质疑（Hill，1990），但我们在最近的测试中发现了对这个命题的支持。例如Holmes和Kivlighan（2000）发现团体来访者报告的关键事件体现出人际关系及变化的关系机制的作用，而个体治疗来访者则赞同改变的内省机制（即洞察力、宣泄、解决问题）。研究者还发现了患者和治疗师的言语行为互补性差异（Shectman&Ben-David，1999）。具体而言，在个体治疗中治疗师暴露更多，且患者更关注解决问题、寻求建议及处理治疗关系。而在团体形式中治疗师的指令更多，且患者更关注当下。

为突出团体形式的一些独有特征，本章重点关注四个过程组成成分：结构、语言互动、治疗关系和疗效因子。这些成分在主要的文献综述中反复出现（Bednar&Kaul，1994；Fuhriman&Burlingame，1994）。虽然研究使用与效果相同的两方面来进行总结归纳，但由于大多数研究都具有相关性，所以无法得出具有因果关系的结论。

结构

团体形式的结构特征有三个过程：预团体准备、早期活动结构、组成成分。预团体定位（设定期望、建立团体程序、角色准备、技能建设）与凝聚力（Santarsiero，Baker，&McGee，1995）、会员对团体的满意度和舒适度（Couch，1995）呈正相关。虽然一些研究者（Bednar&Kaul，1994）认为预团体准备对于成功的团体来说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其他的研究者在文献中针对预团体准备的效果大小提出了质疑（Piper&Perrault，1989）。而如今我们已经得到了对结构组成部分最有力的实证支持（见表4-2）。

最合适阐述团体早期阶段的高级结构是在30多年前被研究者提出的“风险，责任和结构”模型（Bednar，Melnick，&Kaul，1974）。这些研究者认为早期活动中的结构化行为会降低预期焦虑并增加随后人际关系风险（例如成员自我表露）。虽然多项研究支持这个模型的预测内容（Kaul&Bednar，1994），但该模型整体并没有得到支持（e.g.，Santarsiero et al.，1995）。其他证据（e.g.，Dies，1994）则显示良好的效果一般都与高度结构化的团体相关。历史研究结果是归于“有前景”类别的（见表4-2），而近期的研究结果却将其指向了“矛盾”类别。

表4-2　证据质量：选择团体过程的实证支持

关于团体构成的知识主要集中在概念领域（Burlingame，Fuhriman，&Johnson，2002）。虽然一些研究者主张以性别（Wright&Gould，1996）或成员忍受焦虑感的能力（Dacey，1989）作为同类团体的区分标准，其他研究者则提倡将多样性作为提高凝聚力（De Bosset，1991）或患者治疗效果（Waltman&Zimpfer，1988）的方法。一般情况下，所有归于“矛盾”类别的证据并没有得到明确的实证支持。但在这些杂乱的研究发现中有个例外：一项新近关于111项研究的元分析（Burlingame，Fuhriman，&Mosier，2003）发现，同类团体的进步在大量的研究中是最显著的。然而在此元分析中，环境（门诊患者）和定位（行为疗法）与同类性也存在共变，这令原本可简单解释的组成成分的影响效果变得复杂化了。

语言互动

团体的人际环境给患者的改变（Yalom，1995）提供了一个强大并独特的媒介，在实证文献中至少有三个方面得到了研究者的强调：成员和领导者的语言风格、成员自我表露、人际反馈（见表4-2）。语言风格是团体人际环境的具体体现，所以领导者应认真记录其演变（Fuhriman&Burlingame，1994）。然而，由于不同的语言记录系统的研究成果不同，统一整合变得十分困难（Beck&Lewis，2000）。然而，只有很少的研究认为“成员-成员”和“成员-团体”关系的团体互动（Fuhriman，Seaman，Barlow，&Burlingame，1999）会改善患者情况并增进凝聚力。然而，互动风格也很重要，因为成员话轮转换与功能较差的团体相关（Karterud，1988），而且领导者的指导性和隶属关系能提高凝聚力（Kivlighan，Mullison，Flohr，Proudman，&Francis，1989）。虽然由于方法的多样性导致研究者们几乎无法整合其研究结果，但是研究中的一致性令其归为“有前景”的类别。

更有组织性的治疗方案（认知行为）的出现和崛起令先前的成员自我表露黯然失色。虽然暴露在一些团体治疗方案中继续享有高度的理论重要性，但最近的调查结果得到的实证支持则是矛盾的。早期的文献中发现在效果（Flowers，Booraem，&Hartman，1981）、人际间的亲密性（Bunch，Lund，&Wiggins，1983）及自我表露之间存在正面联系。但最近的研究中其关系的核心过程（例如凝聚力）却显示出矛盾的结果（Slavin，1993，1995），导致一些研究者（Crouch et al.，1994）关于此方面的观点变得较为保守。

最后，作为团体形式的一项独特过程，给予和接受人际反馈的研究有着悠久并丰富的历史（Bednar&Kaul，1994）并与以下各项相关：更强的改变动机，更深入地了解一个人的行为如何影响他人，更容易接受人际风险，对团体体验有更高的满意度，及更强的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Widra&Amidon，1987）。关于反馈的文献已经很成熟，并可以提出得到实证支持的原则以指导临床实践（Morran，Stockton，&Teed，1998），因此其成为文献中最强大的过程变量之一。

治疗关系

团体治疗关系可能包括多个结构：成员-成员、成员-领导者、团体-成员、领导者-成员、领导者-领导者关系。此外，如何看待这些关系也有多种方法。最近的一项关于团体治疗关系的文献综述（Burlingame et al.，2002）识别出三个最常见的概念来总结团体治疗关系：团体环境、凝聚力和联盟（见表4-2）。团体环境问卷（GCQ）在实证文献的团体环境中占主导地位。虽然大多数的研究（e.g.，Castonguay，Pincus，Agras，&Hines，1998）已发现更高的成员参与性能够预测出更好的治疗效果，但结果并不全部乐观（e.g.，MacKenzie&Tschuschke，1993）。有些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GCQ询问的是“团体成员们”的行为，而不是个人自己的行为，而且成员有可能即使看到其他小组成员在一起合作，却仍不觉得自己也是这件好事情的一部分（MacKenzie&Tschuschke，1993）。近期的研究（Johnson，Burlingame，Olsen，Davies，&Gleave，2002）也显示出方法的因素结构变化（例如参与量表结合了各条目，并将归属感和团体工作结合为一个因素）。真实的研究发现与未来研究的明确方向相结合，属于“有前景”类别。

密切相关的构造及凝聚力同样也得到了矛盾的预测结果。这种矛盾无疑是与文献中采取的多种方法相关。我们（Burlingame et al.，2002）最近在31项凝聚力研究中确认了23个不同的方法。虽然有研究认为更高的凝聚力与更好的效果有实证性联系（e.g.，Tschuschke&Dies，1994），但其他研究认为这种联系较松散（Budman et al.，1989）。矛盾的结果及概念和测量清晰度的缺乏（cf.Burlingame，Kircher，&Taylor，1994）令其归于矛盾的类别（见表4-2）。

最后，团体心理治疗中的联盟指的是成员与治疗师的联盟或成员之间的联盟（Glatzer，1990）。研究者不断发现团体成员与治疗师的联盟可以预测出更好的效果（e.g.，Budman et al.，1989）。此外，至少有一项研究（Marziali，Munroe-Blum，&McCleary，1997）发现，虽然凝聚力和团体联盟对效果的影响相互独立，但是联盟对效果差异的影响更大。该文献中一致的结果（cf.Burlingame et al.，2002）使我们将联盟确定为两个最强的过程变量之一（见表4-2）。

疗效因子

临床医生和研究者一直很重视揭示贯穿团体过程的疗效因子。研究的主体依赖于Yalom的自我报告方法，描述团体成员认为他的疗效因子有多大价值（灌输希望、普遍性、传授信息、利他主义、原生家庭再现、社交技术的发展、模仿行为、人际关系学习、凝聚力、宣泄、存在主义因素；cf.Yalom，1995）。一项研究（Colijn，Hoencamp，Snijders，van der Spek，&Duivenvoorden，1991）发现团体成员倾向于将宣泄、自我认识、人际关系学习、凝聚力作为最常见的疗效因子，而家庭再现和身份识别为最少见的因素。在不同的年龄、性别、治疗或团体类型的团体中，得到的结果都相同，而且与先前关于疗效因子的大多数研究都相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研究结果通常与治疗效果无关。

其他识别治疗过程的方法巩固了此研究领域，尤其是重要事件方法论。通过成员和治疗师对有益和有害事件的描述，Dierick和Litaer（1990）发现了与Yalom的疗效因子重叠的主题。这些主题归为三大类：相关环境及团体结构、团体性特别干预、自我探索及人际关系探索）。Kivlighan，Multon和Brossart（1996）也提出了类似因素：关系-环境、他人-自我关注、情感意识-洞察力、解决问题-行为改变。

通过关注即时互动，Hurley（1997）测量了自我和他人的接纳程度，并发现领导者和团体环境之间存在积极关系并随时间推移而增强。人们发现凝聚力（例如接纳、归属）和即时（对比彼时）暴露相关。最近的这些研究肯定了治疗机制的存在以及将它们与团体其他功能连接的必要性（例如领导、发展）。由于这项研究使用了更先进的方法，疗效因子相关文献需要在概念上进行澄清。我们希望改进后的方法和顺序测量会取得显著效果。

针对效果和过程研究成果的广泛概览得出了三个值得介绍的概括性观察结果：首先，对比10年前的研究结论，团体文献随着新千年的到来而提升了其地位（e.g.，Bednar&Kaul，1994）。有效的治疗方案对于特定群体和不同团体的效果都很明显（首要方式及辅助方式）。而属于“有前景”或“矛盾”类别的治疗方案显示出了进行实证工作的必要性。如今有关团体形式有效性的证据质量比以往都好，这主要是由于近期绝大多数团体文献都对特定患者群体治疗方案进行了测试。

综合心理治疗文献的同步发展也展现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新观点来解释这些积极的进展。由于得到实证支持的治疗方法在过去的十年中得到了更多关注（Chambless&Hollon，1998），研究者仔细审查了能解释相关患者情况改善的因素（cf.Lambert&Ogles，2003）。早在十几年前，Crits-Christoph和他的同事（1991）就提出，相比具体的治疗方式，治疗师之间的差异对病人情况改善的影响会大得多（如认知行为、心理动力等）。Wampold（2001）就此观点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且在最近提出，患者的情况改善中归因于所有治疗方法的共同因素是具体治疗方法的9倍（Hyun-nie&Wampold，2001）。我们不知道为什么Wampold的个体研究无法适用于治疗团体，但事实上，这项研究强调并研究了可能提高治疗效果的团体特性及过程，即影响团体来访者的共同因素。

Wampold的研究提供证据表明，旨在测试特定的团体治疗方案可以让我们重新关注过程研究，并研究如何实施并测试“共同因素”。然而，虽然过程研究越来越重要，但是有关此类研究的文章在近几年的发表数量急剧下降（Burlingame et al.，2003）。我们回顾时发现，强调团体效果而非过程可能与“主修副课”类似。虽然关于治疗效果的知识必不可少，但了解其效果的构成成分更重要（即改变的指标或机制）。

第二个观察结果与现有的过程文献相关。我们认为治疗关系的研究（联盟、凝聚力和环境）依然是最有力的过程证据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个体治疗文献中大多数常见因素的操作均包括治疗关系（Weinberger，1995），此关系能够准确地预测整体效果（Martin，Garske，&Davis，2000）。由于在描述团体治疗的治疗关系时难以区别不同构造的定义，这就号召研究者通过实证性试验来澄清这一概念难题。

第三个观察结果涉及一个在过去10年中丧失了其原有地位的话题：过程-效果的研究。评论家在过去几十年中不停呼吁团体研究者应该进行过程-效果研究（cf.Burlingame et al.，1994）。虽然也存在一些例外情况，但在过去的十年中，由于研究过于强调效果，研究者减少了过程-效果的研究。如今我们同前辈们一样号召大家开展更多的过程-效果研究，将团体和行为的特有理论机制相联系以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

关于团体过程和效果的文献在过去的10年中已经发展成熟。然而，研究者经常建议我们了解历史以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这是关于团体文献的一个特别恰当的提醒。如果我们不留意过去的告诫并从概念和实证角度重点关注常见和具体的改变机制，我们注定会重复过去的错误并且无法得到有效团体治疗方案的实证支持，也几乎不能够了解改变机制表象之下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