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体咨询与治疗：行为健康与医学环境下的实践

TIMOTHY R.ELLIOTT（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PATRICIA RIVERA（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EMILY TUCKER（阿拉巴马大学伯明翰分校）

多年来，在行为健康领域运用团体治疗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在健康护理机构运用团体的方法是因为它们在时间和花费上都是很高效的（Spira，1997）。团体形式的灵活性能够非常有优势地运用在特定人群的特定健康问题上（Roback，1984）。团体经常在各种健康护理机构开展，包括门诊机构、非门诊诊所和社会中心、学校和教堂。大部分这样的团体，参与者是自愿的；但也有一些项目，团体是治疗项目的一部分，参与可能是被期待的（如，疼痛康复项目）。

健康机构的特定团体形式包括支持的、教育的、心理教育的、咨询的和任务取向的团体。本章中，我们将界定这些治疗团体的显著特色和主要的动力。我们也会谈论对新成员的招募形式，时间约定，保密问题和领导者的角色。我们还将引用与每种团体形式有关的已有文献中的发现。

团体的疗效特征适用于处理许多健康相关的主题。在伤残初期或最初的医学诊断后，个体通常需要详细的信息，可以从有经验的专家的讨论中获益。听到处于同样处境下的他人的说法，学习这些人如何处理这种处境，管理症状，解决面临的问题，为特定的事务、程序或手术做准备，也会很有帮助。团体接触为成员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学习以前未预料到的即将发生的或有关系的困难，如管理消极反应，或健康护理机构、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治疗。看到其他人适应良好或有更严重的伤残，是团体参与的另一个重要收获。我们经常看到那些近期经历身体伤残的人与同样处境的人有积极的互动，保持积极的生活方式并表现出高幸福感。

团体能高效地为参与者提供与任何健康问题有关的，有价值的、详细的信息。团体的教育性可能是治疗性团体的最基本的功能。因此，心理教育团体在行为健康机构也是非常适用的。团体的形式可以教导团体参与者一些专门的知识，如关于他们的处境、症状和各种应对处境的方法。对于健康护理专家，他们可能会用事实和细节来解释这种处境及管理这种处境的方法，但是参与者可能发现团体中的其他成员分享的共同的体验是有帮助和启发意义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参与者有机会学习领导者呈现的信息，他们也能有机会从其他参与者分享的应对经验中学习。Yalom（1995）指出，团体通过注入希望和积极因素帮助成员。在团体中，参与者能发展与他人的新的互动模式，模仿他们的榜样行为，把他们自己视为团体的一部分（因此对他们自身的处境有更多的理解）。团体也能为成员提供帮助他人的机会。团体参与者常互相提供有益的意见，有时是基于他们个人的经历，建议从提示如何与冷漠的健康护理机构或家庭成员自信地沟通，到可能帮他们应对药物或治疗副作用带来的饮食改变。

遗憾的是，团体过程同样可能造成伤害，团体动力可能会给个体带来更大的痛苦（Forsyth&Elliott，1999）。团体中正确的知识、社会支持和适应性行为模式可能会被不正确的知识、消极互动、人际排斥和不适应的、破坏性行为模式所减弱。在行为健康领域开展的策略性的团体干预中，治疗师对这些话题的关注是很重要的。正如我们已知的那样，很多教育因素和同伴互动能有效地影响支持性团体。然而，其他团体形式中，有经验的治疗师的职业敏感性和对事实性知识的运用可能是必要的。

支持性团体

由于降低健康护理机构的管理费用方面的经济考虑，支持性团体在美国越来越流行。自1935年戒酒者匿名协会成立，12步骤的治疗模式为专门的人群提供了经济的、积极的支持。还有更多的非正式模式存在，为人们应对健康或心理社会处境提供支持。

支持性团体最显著的好处之一是这种治疗模式的普遍推广性。消费者导向和社区中心的会面常常在教堂、学校、健康护理中心或私人家中进行。不同机构中团体的会谈次数和参与者不同，例如在阿兹海默氏症协会或美国癌症协会，在一天的任何时间，在一些大都市的教堂中，都有团体会谈活动开展。

当然，资金的缺乏也使得支持性团体成为最经济的治疗选择。最后，因为治疗性团体通常向大众开放，参与者为自愿的，他们可以参加不同的团体以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需要的团体。这些也适用于封闭式团体，唯一的要求是参与者要符合入组的诊断或标准。

Yalom（1995）认可支持性团体的治疗效果。灌注希望，信息交换，“我不是孤立一人”的信念，给予和接受回馈都是支持性团体的疗效因素。因为团体向会员开放的，一个支持性团体的效果与会员的多少有关。在对一个乳腺癌患者支持团体的研究中，新成员对团体中获得的医学知识评价很高，然而，老成员对应对技能和归属感最有帮助（Stevens&Duttlinger，1998）。一个艾滋病患者支持团体报告力量感和与他人的连接更有帮助（Kates，1998）。那些报告说有足够支持的人没有选择参加团体。这种自我选择的特点在支持性团体中有很好的体现，那些参加的人有完全投入到治疗中的动机。

虽然团体参与者自身报告了高满意度，但团体对健康的影响上，实证的结果是不一致的。为了识别刚被诊断为乳腺癌患者的女性团体疗效因素，Helgeson，Cohen，Schulz和Yasko（2001）发现那些缺少情感支持，或感受到配偶消极影响的女性在支持团体中得到了帮助。然而，在同伴支持团体中最初报告对来自配偶的情感支持满意的女性，随后会报告对配偶的支持不满意。研究者总结，同伴支持团体对她们对于“社会支持的含义”进行了再定义，因此她们不再满意以前的夫妻互动。其他研究发现与认知行为团体相比，有经验的领导者带领的支持性团体对于抑郁的艾滋病患者的情感适应和人际支持有更好的效果（Kelly et al.，1993）。

教育性团体

教育性团体的目的是向参与者传递专业知识。通常，领导者或协同领导者会向团体成员提供专业知识。团体领导者可能是医疗机构聘请的教授，或是在这个领域知识渊博的社团成员。教育性团体通常是跨领域治疗项目的一部分（如，疼痛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任何一个团体会员都可能会主持团体会谈（Johansson，Dahl，Jannert，Melin，&Andersson，1998），包括团体咨询师、护士、营养学家、药剂师和职业治疗师。例如，在一个女性纤维肌痛治疗项目中，团体领导者是一位物理治疗师，提供关于疾病的知识，压力对症状的影响，应对技能，放松练习和问题解决技能（Burckhardt，Mannerkorpi，Hedenberg&Bjelle，1994）。

教育性团体的广泛运用有多种原因。第一，在很多情境下，健康护理专家可以一次向很多人宣传有价值的医学知识。第二，患者可能会从与其他有类似身体经历或处境的同伴互动中获益。第三，家庭成员也能见证他们的投入，和他们与其他患者及养育者的互动。

教育性团体使个体在团体环境中学习，接受情感支持并为他们的服药和相关情感问题提供有效的帮助。教育性团体可以在医院、学校、大学或教堂开展。一般地，教育性研讨会和团体会谈为患者提供有关疾病的专业知识或预防性知识，为促进他们的健康服务。教育性团体使健康护理专家得以传递诸如压力管理、应对策略和健康促进（Spira，1997）有关的技能和观点。在一个门诊疼痛管理项目中，与那些没有接受这些团体会谈的患者相比，有特色的团体教育会谈可以长时间地改善患者的活动水平、生理健康、专业训练和降低药物使用，病假时间和压力水平（Johansson et al.，1998）。

每个教育性团体的结构因团体领导者的人格和能力、材料使用、知识信息的不同而不同。团体成员的兴趣、水平和团体内容是决定每一个教育性团体独特本质的因素（Benson，2001）。根据Benson的观点，团体领导者可能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时间设置。在一些特定的机构，比如医院，由于各种治疗和约定的日程表，时间的限定可能是需要考虑的。在这样的机构，教育性团体可能在时间和会谈的次数上都是有限的。通常，在一个传统的康复福利机构或医院里，教育性团体最多1小时，而且可能在任何地点和时间开展会谈。团体领导者和促进者建立适合开展项目所在机构的时间和会谈标准。

大部分教育性团体的性质是开放的，会谈次数从一次到多次（Spira，1997）。有时，教育性团体也可能是封闭式的，以限定团体成员的数量。比如，新生儿出生预备团体通常是封闭式的，以限制团体人数，这些团体会涉及一系列不同的话题。在其他的临床机构中，教育性团体的成员可能是根据他们对于资料的敏感性而筛选出来的。在一个为HIV高危人群设计的以促进谨慎和安全性行为的团体中，在团体开始前的访谈很重要，因为保密和对其他参与成员的尊重是很重要的。虽然大量文献描述的是面向成人的教育性团体，但也有一些例子证明教育性团体也可以在小于4岁的儿童中成功地开展（比如，向年幼的儿童教授安全行为；Wurtele，1990）。

新生儿出生预备课程，早在20世纪40年代开展，是教育性团体的基础。在这些“课程”中，准父母学习详细的怀孕和儿童出生方面的知识。健康保养、营养、怀孕和出生、放松练习和呼吸技能通常是在这些课程中讨论的（Hart&Foster，1997）。虽然资料上有关准备课程和出生结果之间的关系是不稳定的，有证据表明大多数参与者是获益的（比如，怀孕期间较少的疼痛，对孩子出生更高的满意度，自我控制感增强；Hart&Foster，1997）。

在教育性团体中，自我表露也是很必要的。团体中自我表露的水平越高，团体对于保密性的要求越高。理想的情况是，团体的焦点是教育性知识的交流。团体成员个人化的自我表露可能与教育性知识互补。然而有些团体并不鼓励成员有情感卷入。但是教育性团体对于个体的适应有显著的影响。以乳腺癌女性为对象的教育性团体与同伴讨论团体相比，对于降低个体压力有更显著的影响（Helgeson，Cohen，Schulz，&Yasko，1999）。特别是那些在团体开始初期报告有更多个人困难的女性，比更少困难的女性获益更多。而且有时候，教育性团体对有些成员来说比心理教育性团体或咨询性团体更合适。比如，面向的教育性和讨论性团体比认知行为团体对成员在恐惧降低和应对技能上有更多的改善（Vlaeyen et al.，1996）。可能是教育性和讨论性团体比咨询性团体更具策略性，对参与成员的需要的关注更为直接。

教育性团体可以结合认知行为的观点，从而为成员应对特定的情境提供有帮助的信息。例如，项目在社区服务点提供教育，为癌症患者的家庭看护者提供问题解决方面的基本信息（Churches；Bucher，Houts，Nezu，&Nezu，1999）。

心理教育性团体

这种形式的团体与教育性团体在本质特色上有共性：都强调为成员提供某一专门话题的准确信息。成员之间均有治疗性的互动。这种类型团体的目标更为行为导向，是可实现的、具体的、针对参与者的需要的。不同于教育性团体，功能主要是向成员传递有用的知识信息，心理教育性团体有心理的内容，领导者在这方面的内容对成员的潜在影响更为敏感。技能建立是这种团体形式的一个重要成分。

通常，这些团体有特定的主题或话题；它们通常是封闭式、有时间限制的技能团体，是短程的（包括一次1小时或以上的会谈），或者时间延迟的（比如，5次会谈分布在几周）。这种形式对于增强自我觉察，教导健康促进和预防的功能上是很理想的。其他主题通常包括人际技能、应对技能、愤怒管理、时间管理和放松技能。参与者对进入团体时的目标有合理的觉察和期待，对团体的评估实施与否，取决于团体过程的主题和深度。

团体内容通常是呈现一些知识信息，但参与者也会参与到治疗性练习，以促进学习和提升治疗性体验。这些练习可能包括一些活动，比如想象、角色扮演、团体任务、家庭作业和放松技能。这些活动成功地运用在一项针对女性纤维肌痛（Keel，Bodoky，Gerhard，&Muller，1998）和痴呆症看护者（Gallagher-Thompson，1994）的心理教育性团体效果研究中。在这些会谈中，团体成员有充分的机会讨论他们对治疗性环境的经验和感受（Gallagher-Thompson，1994）。高效能的领导者对团体的话题是很熟悉的，能提供成员需要的信息，具有相当丰富的通过团体活动和一系列的过程领导团体的临床技能。然而，对这种类型的团体主要强调教育性的体验，要求团体的练习和互动与主题有关，对团体的整体的学习经验有助益。

心理教育性团体可以在门诊机构、非门诊机构和社区举办。这种形式可以有效地适用于文化多元化成员（比如，在西班牙；Gallagher-Thompson，Arean，Rivera，&Thompson，2001）。心理教育性团体在跨学科团队中是很流行的，团体的特色是不同领域的专家作为协同领导者（比如，一个治疗师与一名治疗师，一个护士与一个心理学家）共同带领，以保证为参与者提供详细和复杂的信息。很多时候这种跨学科的方法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成员自身的健康状况，他们需要准确的信息和在健康保持、提升生活质量和预防并发症上有深入的改变。

例如，为了提升Ⅰ型糖尿病患者的适应性，治疗师通常与专业的护士和糖尿病教育专家一同工作。这种配合有利于呈现糖尿病、并发症和胰岛素治疗注意事项方面的知识，也有利于提升糖尿病患者的营养，控制糖摄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Snoek，van der Ven，&Lubach，1999）。虽然许多糖尿病患者对他们自身的状况和如何管理有充分的了解，但他们并不会在推荐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上有改变（Glasgow et al.，1999）。因此，训练参与者的行为应对、问题解决和压力管理是很必要的（包括放松；Snoek et al.，1999）。与支持性的团体相比，团体训练成员与他们的健康状况有关的应对技能，对于降低压力、提升自我效能感和降低问题的严重程度上很有助益（针对癌症患者；Telch&Telch，1986）。(www.xing528.com)

心理教育性团体对于帮助个体掌握与他们的状况与处境有关的新技能上是非常适合的。例如，结构性团体能帮助关节炎老人学习有效的疼痛管理技能，降低他们的受损感（Keefe et al.，1990）。身体残疾和其他运动损伤患者能在心理教育性团体中学习决断和其他社会技能（Dunn，Van Hron，&Herman，1981）。而且，决断技能训练能提升患者的意义感和对残疾的积极接纳（Glueckauf&Quittner，1992）。

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个体由于疾病的恶化（例如，多种僵化）或因心理社会束缚导致的复发性疾病及运动损伤（例如，脊髓损伤），可能处于压力并发症风险下。心理教育性团体在提升这些患者的适应性所需要的应对技能上是很有效的。这些效果在应对技能改善和幸福感（Schwartz，1999）提升，降低抑郁和焦虑感（King&Kennedy，1999）上是明显的。因此，虽然心理教育团体有特定的主题，并在专门的领域训练参与成员，有证据表明团体中的赞美活动是很有效果的，能力的获得和个人的目的感、意义感和幸福感能同时达到。

认知行为的心理教育团体针对团体中负面情绪感受和不同的意见，强调技能学习和行为改变。领导者运用丰富的认知行为技能建立一个温暖、安全的治疗环境，因此成员能感觉到安全、被尊重、被倾听。在这种团体形式中，领导者能够预测成员对团体中传达的知识的反应。在有些情境中，参与成员可能会对团体中传达的知识有不同的意见，这种消极的反应会削弱团体的积极效果。例如，在一个物质滥用治疗项目中，成员报告了许多消极反应，在一个HIV高危行为预防项目中，成员对预防行为有不同的意见。这些负面反应预测了他们是否实施预防行为（MacNair，Elliott，&Yoder，1991）。认知行为取向的心理教育团体应该要预估到可能遇到的消极反应，并以一种丰富团体经验的方式来处理这些反应。

咨询团体

从定义上看，这些团体比其他形式的团体更个人化，需要领导者有更丰富的心理评估和团体咨询技能。这些团体很少聚焦在教育知识上，虽然这些内容也与团体成员有关。背景信息是团体的前提，聚焦在成员的心理和社会适应。因此，这些团体是以问题为中心的，团体成员是通过筛选招募的，需要评估团体过程的可行性、规范和领导者所需具备的能力。通常这些团体是封闭性的（虽然在一些门诊机构不是这样），时间可能是有限制的，也可能不限。

团体的方向、目标和过程由领导者的理论所决定。一些团体是人际取向的，与心理分析取向不同（Yalom，1995）。人际团体更为存在取向，有很多相似的技能，可能更适合有较多人际资源和相同问题（例如，癌症末期）的成员，这对团体的凝聚力有促进作用。

当治疗师想帮助团体成员时，咨询团体有时更关注团体过程中的情感反应或人格方面。团体过程允许探索各个成员的不同视角，有利于他们对自身的能力、局限和情感反应有客观的认识（Prigatano，1986）。有研究发现，与控制组成员相比，女性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报告创伤后压力和负性情绪上有很大改善（Classen et al.，2001）。团体咨询也能帮成员为健康做准备，例如，与接受标准药物治疗的高危妇女相比，有产后抑郁风险的怀孕女性参与团体并讨论这些话题，会显著减少产后抑郁（Zlotnick，Johnson，Miller，Pearlstin，&Howard，2001）。

认知行为取向团体在健康护理机构中很流行。团体形式是很有吸引力的，这有几个原因。认知行为团体为行为和行为改变提供可测量的解释，因此这种团体的相关和因果研究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他们为个体和团体干预中有效的改变提供了清晰的方向。认知行为治疗团体较容易标准化，以适应不同的环境下不同问题的人们。这些特点保证了研究的可信度，增加了推广性和再次应用的可能性。而且，认知行为团体是比较经济的（在增加HIV高危人群的预防行为上；Holtgrave&Kelly，1996）。

认知行为治疗团体针对专门医学诊断下的专门行为，在相关的心理生理症状改善上效果是可见的。例如，认知行为团体减少了Ⅱ型糖尿病患者的抑郁症状，改善了他们的糖原控制（Lustman，Griffith，Freedland，Kissel，&Clouse，1998）。同样，这种团体形式对降低心脏病患者的敌意和舒张压是有效的（Gidron，Davidson，&Bata，1999）。

认知行为团体中学会的更多健康促进行为的效果会持续到8个月之后（男同性恋的安全性行为；Kelly，St.Lawrence，Hood，&Brasfield，1989）。长期背痛患者的认知行为团体治疗一年后仍有效果（Turner&Clancy，1988）。疼痛管理治疗比只强调增加活动、觉察疼痛和沟通训练治疗的效果更有效（Kerns，Turk，Holzman，&Rudy，1986；Turner&Clancy，1988）。然而，领导者对潜在成员的评估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成员身上已经存在的干扰因素会破坏这种性质团体的效果（Dworkin et al.，1994）。

认知行为团体是治疗多种创伤性心理失调的一种选择。暴露于创伤事件会导致更多的健康问题，更多的社会功能失调，更多的精神疾病。团体环境中的安全感、普遍性和信任对于创伤后复原者是很理想的。把自己的故事告诉有同理心的同伴不仅可以释放过去的记忆，还可以促进情感表达，并聚焦于当前的症状。暴露疗法是治疗创伤后压力的一种认知行为疗法，通常以团体形式进行。小心地通过对创伤经历的再想象，幸存者能学会控制与创伤事件相关的大量情绪。这种团体中除了对创伤的再叙述，创伤暴露，还有应对技能和认知重构、压力分离、复发预防和社会技能的教导（Foy et al.，2001）。

家庭成员与患者共同参与的团体效果是混合的，尤其对于长期健康问题的患者，家庭的互动模式和家庭成员的应对行为与其行为直接相关。与无家人参与相比，脊髓损伤患者与家人一起参与认知行为团体有更多的获益（Moore，1989）。在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组成的团体中，有无家庭成员参与效果在2月的追踪中并不明显（Radojevic，Nicassio，&Weisman，1992）。其他一些团体中有无家庭成员参与也未发现显著差异（Moore&Chaney，1985）。认知行为团体中有家庭成员参与的成功可能与他们在团体过程中的投入、他们自身的观点和经验有关。

任务团体

特定的任务团体可以用来从健康护理专家和健康护理机构的消费者那里获得有价值的信息。焦点小组可以从具有相似特点的成员那里搜集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咨询师和管理者改善和评估健康护理机构开展的一些项目。焦点小组比个体访谈有更多的优势（Krueger，1994；Morgan，1997）。焦点小组的成员可以分享共同的经历和观点，促进了他们的社会化。团体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与他人的互动是相似的。虽然有些成员在团体中感觉不舒服，团体的结构化方法对于知识传授的效果是个体谈话不能达到的（Krueger，1994；Morgan，1997）。而且，焦点小组中的信息与团体成员的日常生活经验有关。

名义团体技术（The Nominal Group Technique，NGT；Delbecq，Van de Ven，&Gustafson，1975）是开展结构化的焦点小组的一种方式，用于最大化地促进小组成员完成既定任务。NGT的形式是向成员呈现一个特定的问题，在没有交流讨论的情况下，收集每个人的反应和反馈。问题要精心设计，使得参与成员能有效表达他们对问题的理解（Delbecq et al.，1975；是健康护理机构开展焦点团体的替代方法，Seal，Bogart，&Ehrhardt，1998）。

NGT的个体独立化对于促进成员表露一些个人化的、有意义的信息是很理想的，这在其他形式的焦点小组中不太可能表达。NGT通过对团体互动进行结构化，以使用这种特定方法来达到特定目标的态度来利用团体的动力。这种结构实际上会降低团体的一致性和凝聚力，从而得到更广泛和多样的反应。因为信息是由每个参与成员独立生成，并给予了均衡的权重，NGT的数据可以有效地反映团体内一些不易察觉的观点。NGT可以用于从健康护理机构的消费者和提供者那里获得信息，为健康服务和项目进展提供直接的启示作用（这个目的在NGT中的最好展示，请参考Pollard，1994~1995）。

最新的研究阐述了结构性焦点团体在确认长期疾病患者和他们的家庭成员的自我照顾议题方面的有效性。Miller和他的同事（Miller，Shewchuk，Elliott，&Richards，2000）发现糖尿病患者更关注疾病发展的复杂性，管理夜晚的血糖水平、个人膳食，和对留下爱人独自生活的担心。团体也关注如何管理疾病的发展。这些信息对于开展项目是有效的，可以帮助个人投入到日常的自我照顾，找到对健康有益的运动，管理他们的血糖水平。

结构性的NGT焦点团体特别突出了对创伤后脑损伤患者（Willer，Allen，Liss，&Zicht，1991）或脊髓损伤患者的家庭照顾者（Elliott&Shewchuk，2002）起到的重要的治疗效果。这些人关注的大部分是人际问题，对自我照顾行为和养生的焦虑，移动和独立，症状管理。这些问题在策略性团体干预中能得到很好的探索。

为了选择一种合适的团体形式，咨询师应既考虑患者的需要，也要尊重诊所中治疗团队或工作人员的判断。很多时候，这二者并不能兼顾。例如，脊髓损伤患者和其他重度肢残患者一定会遇到自我照顾的计划问题，在尴尬和有压力的社会情境中保持自信的问题，以及在性功能等敏感方面获得正确信息的问题。而大部分的康复团体会为脊髓损伤病人开设常规教育性的团体，内容涉及应对技能，自我照顾，社会技能和性话题。

但是多年来，在我们的心理工作人员记录中，大部分新的脊髓损伤患者在整个住院康复项目期间，都不会主动参与这种教育性的团体。在随访中我们发现，许多团体参与者都会专注于其他康复任务，个人的不舒服或其他生活压力。一些人声称他们从未获得任何与性有关的知识，另一些人说他们直到回到真实生活情境之后，才意识到团体中的那些内容对他们有多重要。我们也发现随着团体的进展，团体投入度与成员在健康和适应方面的显著改变有关（如，生活满意度、对残疾、抑郁和压力的接纳）。

当团体成员有着共同的团体目标时，当他们对目标如何实现有更清晰和共同的感受时，团体是最有效的（Higginbotham，West，&Forsyth，1988，pp.226-230）。当这些条件满足时，团体凝聚力就会产生。然而，在一些健康护理机构中，成员的健康状况和医学诊断可能很不相同，因此可共享的东西会很少。因此，在一个针对脊髓损伤初发患者的门诊项目中，那些有着不良健康行为问题并缺乏对心理关注的人最初可能不被接受，或者他们可能不关注回归社区后会面临的一系列社会和个人问题（Craig&Hancock，1994）。团体成员带着自身的问题和目标，比那些有着共同诊断但目标不同的团体成员，会有更多的收获。

通过这些发现，我们建议咨询师要小心地评估团体目标的同质性、团体类型和成员的需要。把团体类型与成员的需要和期待相匹配，会带来更好的团体体验。为了让那些有充分动机学习新知识和获得新技能的成员更好地开展团体工作，我们也相信干预的时机是很重要的。当成员意识到他们自身的需要后，教育性的知识才会对生活更有帮助。对于有长期健康问题或面临健康状况突然改变的患者，这种情况可能随时发生。

随着我们的焦点团体工作开展，我们认识到，大部分有长期健康问题的社区居民需要教育性和支持性团体（Elliott&Shewchuk，2002；Miller et al.，2000）。然而因为移动限制、时间限制和距离限制影响了为有严重健康问题的成员和家人开展的支持性团体的成效。一些研究揭示，热线电话可以有效地用于为农村地区家庭照顾者开展的支持性团体中（Brown et al.，1999）。其他的基于电脑的团体应用前景也可能不错（如，在线支持团体）。

在健康护理机构中，团体也遇到一定程度的质疑。一个研究报告转移性乳腺癌女性团体成员的存活率上升了（Spiegel，Bloom，Kraemer，&Gottheil，1989）。最近的研究并未能重复这一发现（Cunningham et al.，1998；Goodwin et al.，2001）。然而，与接受了标准化护理的患者相比，团体成员的压力和痛苦减轻了（Goodwin et al.，2001）。其他一些数据也揭示了，早期乳腺癌女性团体成员可能在内分泌和免疫力上有所改善（van der Pompe et al.，2001）。这些功能在乳腺癌的治疗和康复中是至关重要的。

短程团体咨询在降低身体症状上是最有效的，也能减少健康护理机构的开销（节省了为躯体失调患者支出的52%的健康护理费用；Kashner，Rost，Cohen，Anderson，&Smith，1995）。这个研究也发现参加团体次数越多，成员的获益越大。“强化会谈”对帮助有长期健康问题（如，乳腺癌；Hosaka et al.，2001）或难以保持健康行为（在男同性性和双性恋中的；Roffman et al.，1998）的成员是很必要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在团体中最初的进步可能会削弱。在有些情境中，个体咨询的方法可能是更受欢迎的，如伴随多种硬化症的抑郁患者在个体认知行为咨询中的反应比在团体咨询中的要好（Mohr，Boudewyn，Goodkin，Bostrom，&Epstein，2001）。硬化症这种特有的、恶化的症状在个体治疗中能被更充分地讨论。所有治疗情境中，对患者疾病状况的医学知识的透彻了解，对个人需要的专业评估，对于在健康机构中开展和提供合适的团体干预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