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中日关系里，何曾有过晴空万里的日子，倘若有过，那只是人们没有看到——在两国经济、文化上越来越频繁交往的同时，两个民族心理与情感深层次之间的纠葛从来存在。不过，它们犹如深海水雷，你不触动，它们只是一方方黑黢黢的礁石。
战后60年来，在一些涉及到“二战”的基本认识上，在日本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参加过“二战”的老兵们，极少数天良复苏，深刻反省战争行为，致力于中日友好，为自己和国家赎罪，但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无罚化”的喧嚣里，他们的遭际也不啻于中国人眼里的“汉奸”。大多数老兵对“自己进行的战争”毫无反省，他们不仅是否认侵略，还坚持这场战争是将黄种人从欧美殖民主义者手里解放出来的“圣战”。他们成立了很多类似于“宪友会”这样的民间性组织，它们大规模打压土屋芳雄、东史郎这样的“异己”，为战争罪犯涂脂抹粉，对于军国主义思潮至今得以在列岛不死起了重要作用。
老兵们如此“壮心不已”，在一些所谓有纪念性的日子里，还能全身披挂，再度戎装，精气神十足地去靖国神社门口耀武扬威，吹吹打打，这得益于他们衣食无忧。日本政府对老兵们发放“恩给”，此种“恩给”比日本国民年金要优厚许多，他们的待遇相当于中国参加过革命的离休老干部。在一般的日本中学，历史课主要是讲解古代史。讲到现代史，特别是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径少之又少，近年来有讲到的，也多经篡改。这类课程还常常因为不考试而被学生忽略。
在现代日本人中，日本的“加害者”意识远不如“受害者”意识那么强烈。每年8月15日是日本投降的日子，日本叫做终战日，这一天，列岛上下都有很多有组织或者自发的纪念活动，悼念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同样，日本媒体反复诉说的往往都是日本受害的方面，如原子弹爆炸，东京空袭，冲绳战等等。对于日本曾给中国及亚洲各国所带来的深重灾难总是轻描淡写，或是一笔带过。
爱知县蒲郡市，在它的西边有一座临海的小山叫三根山。取名三根山，是因为它横跨宝饭郡、额田郡和幡豆郡三个郡。在三根山山顶处，有座墓叫“殉国七士墓”。
所谓“殉国七士”，是指日本战败后被处决的A级战犯东条英机原陆军大将等7人。坟墓规模相当大，大坟堆的周围是石头砌的坚固而宽敞的底座，墓前立着一块花岗岩石碑，上面介绍了修建此墓的由来。大致意思是：东条英机原陆军大将等7人，在“太平洋战争”战败后，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中以“破坏和平罪”被判处极刑。这是按照胜利者的逻辑判决的，是不公正的。他们7位的辞世，却奠定了国家的和平基础。作为后人绝不能忘记，今天的和平是建立在他们7位的牺牲之上。
这座“殉国七士墓”是东京审判时的律师三文字正平等人于1960年修建的。该墓没有建在列岛的中央地区，只是建在中部地区一个偏僻乡下小镇边，从这一点来看，当年仿佛有几分偷偷摸摸，但此后，随着一座座新石碑的耸立，这里越来越公开化、规模化了——
一座碑上，刻着日、德、意三国结盟时期的日本驻德大使、在东京法庭被判处无期徒刑的A级战犯大岛浩悼念和歌颂被处决的以上7人的汉诗。
一座大石碑上，刻着演员鹤田浩二、横纲北湖、歌手艾·乔治等演艺界名人到此凭吊的联合签名。附近，还有刻着“陆军×××部队”、“海军×××部队”之类的石碑，它们好像一群高高矮矮的卫兵，在永远的海风里，永远地守护着中央的“殉国七士墓”。
1984年，在墓地的入口处，又树起了一个高4.7米、宽1.7米的巨型花岗石门柱，上书“殉国七士墓”5个大字，挥毫者是岸信介。
1955年，日本厚生省开始制作战殁者名单，战犯因被视为不是日本国内的犯罪者，“恩给”、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均未剥夺，战殁者（烈士）也没有将A、B、C级战犯排除出去，一些被释放的战犯又重新回到政府担任要职。岸信介便是A级战犯，50年代里还当了日本首相。还有一个叫贺屋兴宣的A级战犯，后来做了法务大臣，另一个A级战犯重光葵则当上副总理、外务大臣。
靖国神社
这些事若发生在德国，当然匪夷所思；出现在日本，只要看看眼前的此墓是如何扩展为一个已名噪列岛的陵园，便会觉得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了。
1959年，B、C级战犯的牌位进了靖国神社。
1978年，A级战犯的牌位进入靖国神社。
现在靖国神社里供奉着A级战犯14名，B、C级战犯1000余名。
靖国神社里安放的全部是有名有姓的殉难者，还有许多无名氏，或无人认领者，则被安放在千鸟渊战殁者墓苑，约有35万人。
很多中国人有一种误解，以为日本首相是从中曾根康弘开始才重新参拜靖国神社，其实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并不是始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从1945年“二战”结束至今，历来都有日本首相参拜。粗粗算了一下，在战后至今的日本27位首相里，去参拜过的有14人——
东久稔彦（1945年1次）
币原喜重郎（1945年2次）
吉田茂（1951－1954年5次）
岸信介（1957－1958年2次）
池田勇人（1960－1963年5次）
佐藤荣作（1965－1972年11次）
田中角荣（1972－1974年5次）
三木武夫（1975－1976年3次）
福田赳夫（1977－1978年4次）
大平正芳（1979－1980年3次）
铃木善幸（1980－1982年9次）
中曾根康弘（1983－1985年10次）
桥本龙太郎（1996年1次）
小泉纯一郎（2001年至今4次）
靖国神社里的表演
中曾根是战后第一个以首相身份进行公式参拜的首相，所谓公式参拜，就是所花费用全部由国家报销，用的是国民的税钱。这以前的历任首相均以私人身份参拜。公式参拜的，除了中曾根，还有就是当今的小泉纯一郎。
靖国神社内部
即使是在知识界，认识模糊者也大有人在。
《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6月3日发表该报记者采访北京大学教授严绍汤的文章。
文章里，严教授回忆说，1985年日本电视台播出当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一位日本青年学者看过之后对他说：“太残酷了！”(www.xing528.com)
严教授说：“他们都是战犯，他们杀了许多人。”
对方说：“那是战争，没有办法！”
严教授问：“为什么会有战争呢？是谁发动的战争呢？”
对方说：“战争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还要杀人呢？而且他们都是我们日本人哪！”
10年之后的1995年，严教授又到日本。
另一位日本青年学者对他说：“把大东亚战争说成是侵略战争是不对的，我们是与英美帝国主义决战，但是日本领土太小了，不得已借用中国的土地，动用中国的物资，这是给中国带来了麻烦。”
有一种看法认为，比起日本从美国和苏联方面得到的惨痛的教训，中国让日本有什么痛感呢？日本在战后对侵略历史与罪行不能做出深刻反省，其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就是中国的“放虎归山”。
一颗颗“深海水雷”就这样在大和民族的胸臆间飘荡。
在中日恢复邦交后的大约10年间，因为大敌当前，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中国没有将历史认识问题作为两国关系中特别重要的问题对待。中日两国，无论是在官方，还是民间，大体上都保持了友好的气氛，海面上水族翩翩，海鸥悠然，风平浪静。
但即使这时，日本人对这“友好”也犯着嘀咕——耐人寻味的是，在报刊与电视等媒体里，日本与美、英、法、德等西方国家的来往交流，从来都是用“亲善”这个词，极少看见用“友好”的。莫非“友好”，仅仅只是日中关系的专门用词？莫非听起来恬淡如菊的“亲善”才靠得住，而看起来热乎劲儿如啤酒泡一样往外冒的“友好”，却有些靠不住？
世界格局的冷战状态终成历史，冷战思维不死，也是美人迟暮。
战败几十年过去，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总量的日本，决意要成为世界性的政治、军事大国。日本强悍了，过去不动声色处理的事，现在高调处理。过去暧昧中做的一些事，如今做得明确起来。但这并非石破天惊，只是一种策略上的变化，为着在世界政治奥斯卡的灿烂星光下，有一个与大国风范相得益彰的道德形象，它必须在踏上红地毯前赶快从道义上洗刷自己。
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动摇、始终以发展为硬道理的中国，也崛起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多极化政治中重要的一极，中国格外注意起不是一极却亦步亦趋另一极的日本的动向。
中国的强大，也使得“文革”后肚皮朝天、几乎要被晒成咸鱼干的民族主义思潮，泼剌剌地溅起了不大也不小的水花，一向在涉及国家大事上言辞拘谨、谦谦君子的民间社会，却在对日关系话题上发生了大面积的井喷！
“深海水雷”一个个被触动了——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事件，中国劳工与慰安妇赔偿问题，“日美安保条约”，东海油田勘探事件，将台湾划入“安保”范围……
一串串几乎接踵而来的爆炸，让许多善良的中国人猝不及防、气涌如山，有了当年毛主席老人家被林彪欺骗了的感觉。
许多普通的日本国民心里也不是滋味，他们对中国方面不断提出日本必须进行反省、谢罪的要求感到茫然，或者厌烦，甚至抵触：“二战”后，若20年算一代人的话，三代人都过去了，日本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中国满意呢？
民间有舆论认为：美国在经历“9.11事件”之前，所蒙受到的最大屈辱是日本给的。无论是在珍珠港，还是在新加坡、菲律宾战场，美国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牺牲。但美国从未像中国这样喋喋不休地要求日本反省、谢罪，日美关系因此也从未像日中关系这般激波大澜，倏冷倏热……
日本还有学者说：若要翻陈年旧账，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东亚病夫”的帽子是英国人给戴的，鸦片战争后英国从中国掠走的财富也是惊人的，仅从上海每年流失的白银就以10亿两计。当今的中国为什么不找英国平反昭雪，落实政策，独独找上日本不依不饶？难道日本好心好意给了中国二十几年的ODA，日本的麻烦却没完没了？
对ODA在中国，不少日本国民也有看法，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出现不景气之后——
明海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山下东子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时提到，在日本国内的确有一些人呼吁削减对华援助金额，这些人的理由就是中国已经变得很强盛，中国接受日本提供的援助，却在载人飞船等高科技领域超过了日本；不仅如此，中国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还对老挝、柬埔寨等国家解囊相助，这让部分日本民众感觉“不太好”。
近几年来，中国的“神一”、“神二”、“神三”、“神四”、“神五”无不飞行成功，让中国人大快朵颐，却让一些日本人嘴里咽进了青涩的葡萄。也是在这几年，日本的火箭飞船不是点不着火，就是摔去了瑞典的田野里。中国人可以骄傲的是，我们的科学家早在1975年就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
事实上，日本人的复杂感情，并非是“神五”成功发射之后才突然出现的。
随着近几年“中国强盛论”与“中国援他论”在日本市场的扩大，削减对华援助的呼声从未停止过。对华的ODA是否应该进行下去，经常成为日本国会辩论的内容，并经电视向全国直播。有一次，小泉首相接受质询，有议员提出中国人不懂得感激日本的帮助，并且将大量的金钱用于军事用途，日本为什么还要继续给中国以援助？当时小泉表示，中日关系实在太重要了，日本还需要继续向中国提供援助。
在朝野强大的压力下，现在小泉内阁显然改变了看法，不久前宣布，对华ODA将会在近几年内逐步取消。
根据日本首相府每年进行的民意调查，在1989年以前，像“对中国是否还有亲近感”、“中日两国是否友好”之类的询问，持肯定回答的人占半数以上。但是到1997年和1998年，调查中持否定回答的人占半数。2000年，日本TBS电台进行的有关与中国关系的民意调查认为：“日本人对中国抱有好感”的占34%，而认为“中国人对日本抱有好感”的仅占20%。
这几年更是每况愈下，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日本的大学生大部分认为中国是日本的最大威胁，且极力向西方和亚洲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也常常是本国军费开支为世界第二的日本人。
而在中国方面，去年《中国青年报》的一次调查表明，99.4%的中国青年认为必须牢记日本的罪恶史，80%以上的人认为日本正走向军事化的危险道路，已对亚洲以及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对日本民族的性格的评估中，半数以上的人选择了“残忍”作为主要特征。
今天年轻的中国人似乎比他们的长辈更加仇恨日本，他们的理由是——敌视正崛起的中国的，并不只是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势力，而是整个日本民族。
今天中日两国间的交往，包括民间来往，其广度与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结果却像是两国人民之间的敌意，反随着来往的增多而深化。
是真的因一个个“深海水雷”爆炸所致？
是定数到了，千里搭长篷，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还是“友好”本身就是一个虚幻如云雾的词儿，看起来浪漫诗意，可以遮盖峻峭的山峰，但作为地球“最勇敢最孤独的犄角”（毕淑敏语），山峰却是千万年来真实的存在……
如同从来没有亲密无间的关系，只有亲密有间的关系，也从来没有牢不可破的友好，只有牢却可破的友好。
犹如在多数男人的爱情排行榜上，总是“他”第一，不会是“她”第一，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友好天平上，总是利益第一，不会是情感第一。
太相信友好，便等于相信赵本山大叔的绝顶功夫——满嘴的忽悠。
沉湎于友好，便几近现在的女人们沉湎于男人们的钢嘴铁牙、海誓山盟，其结果十有八九，爱情成了海市蜃楼，自己打开了一部惊心动魄的历险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