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变迁与新诗建设

在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建设中，诗歌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域。“五四”语言变革最早就是从诗歌开始，胡适曾把能否用白话创作诗歌作为判断其优劣的重要标准。“五四”以后，也主要是一些诗人反对胡适关于“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的理论，提出文学语言必须具有诗性与美术性的要求。其后，新月诗派、象征主义诗歌、现代诗，新时期的朦胧诗、新生代诗歌等在文学语言诗性建构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实验与探索，也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果。

从整个新诗发展史上能够看到，每一次诗歌形式的大变革都是从语言变革开始的。在20世纪，新诗在语言问题上经历了三次重要的选择。第一次选择在“五四”前后，胡适认识到“文学之工具，是语言文字，工具不变，不得谓之新，工具解放了，然后文学的内容，才容易活动起来”。[1]于是，他通过颠覆文言、倡导白话，实现了中国诗歌从古代到现代的转型，这次语言选择奠定了新诗的基础。第二次是在新诗草创期过了以后，鉴于早期新诗“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魂”，[2]很多人意识到新诗的语言应当是白话然而又不等于白话，必须在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作出一个区分。于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新诗建设者广泛借鉴西方的和中国古典诗歌，在诗语的声韵和意象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验。这次语言观念变革的核心是意识到诗语与日常语言的差异，要解决的问题则是摸索白话的声韵特点及提高白话词汇语义丰富性与暗示性的途径。第三次选择发生于80年代，主要是受到西方现代语言论的影响，许多诗人和研究者认识到新诗的基础是现代汉语，因此，新诗中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以现代汉语的特点为唯一准则，在中外文学史上，诗歌总是与某个语种相对应的诗歌。从这个角度出发，人们对“五四”以来过分模拟西方和古典诗歌的做法作了很深入的思考，“现代汉诗”口号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新语言观念觉醒的标志。

以上三次选择可以更简单地概括为：（1）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文言还是白话）；（2）如何使用语言（在白话文基础上锻造出一种诗性语言）；（3）母语意识的自觉，即在母语的基础上确定新诗发展的方向（在确定了“现代汉诗”这个概念以后，实际上是强调了现代汉语诗歌独一无二的特点，以此划清了与外国诗歌、中国古典诗歌的界限，即在实现了母语意识自觉以后，实现了现代汉语诗歌真正的自觉）。(www.xing528.com)

新诗发展史上遇到的许多问题表面上看与语言似乎并无直接关系，而实际上它们总是与语言问题密切相关。例如，新诗格律化的问题：如何格律化，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格律化；另外，还有新诗建设的资源问题：更多地学习西方诗歌，还是从中国古典诗歌中汲取养分；这些问题最终都受到某种语言观念的支配。“五四”以来的实践证明，在新诗的建设中，语言观念总是居于一个关键地位，而诗歌体式的建设则具有某种从属性，不同的语言观念在诗体的建设上常常会开辟出不同的道路，同时也会影响甚至支配某种诗歌体式的建构。本章拟就新诗历史上三次语言选择及影响作一个简单的描述与阐释。